八宝书库 > 文学其他电子书 > 野史记--传说中的近代中国 >

第6部分

野史记--传说中的近代中国-第6部分

小说: 野史记--传说中的近代中国 字数: 每页4000字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课于敌人无损,于自己却有大损失。”在他的影响下,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等初期学生领袖纷纷退出运动中心,并对五四运动表示反省,如罗家伦就认为五四运动是一次失败的运动,“罢课”、“三番五次的请愿”、“一回两回的游街”,都是“无聊的举动”,是在“毁坏学者”,“学生的优点固然是一律表现出来,但是弱点也一律暴露出来了!”傅斯年更是联合胡、罗等人,要求将北京大学迁到上海去,并讨论“不要哪些人去”,被主持校务的沈尹默等人斥为“拆伙的打算”。五四运动一周年时,胡适和蒋梦麟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更明确地表达了对运动的态度:“荒唐的中年老年人闹下了乱子,却要未成年的学子抛弃学业,荒废光阴,来干涉纠正,这是天下最不经济的事。”
  多年以后,胡适在论及“五四”时,仍然保持着他不尴不尬的“两面派”认识。一方面,他承认“经过了这次轰动全国青年的大解放,方才有中山先生所赞叹的‘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这是五四运动永久的历史意义”(《五四的第廿八周年》)。另一方面,他坚持说,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胡适口述自传》)。
  杨振声:文化观点看“五四”
  1919年5月25日,在“五四”当日被捕、刚刚释放几天的北京大学国文系学生杨振声,受北京学生联合会委托,与其他三名代表一起,去向京师警察总厅办交涉,要求归还被扣留的《五七》日刊。
  《五七》日刊是五四运动后,北京学生联合会为了便于继续奋斗,出版的一份小报(取名“五七”,一是纪念5月7日被捕学生的释放,二来“五七”是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的国耻日)。学生在街头讲演时,可以用来分送路人。但刚出四期,就被警察扣留了。
  警察当局拒绝了学生代表的要求。“警察总监吴炳湘又长又臭,夹软带硬地训了我们一顿,我们还是要他还我们的报。‘你们煽动军警造反!’我们知道这是因为学生在街头讲演时,也有军警站在人群中听,而且在最近周刊上有一篇《告军警书》。他们有些惴惴不安起来。我们还是要他还我们的报。‘怎么?’他的脸红涨得像灌肠,大叫:”给我扣下!‘我们就被押送到一间阴湿发霉的小屋子里去了。“(杨振声《回忆五四》)
  一星期后杨振声被释放,同年11月便去了美国留学。但是作为五四运动前后的潮头人物之一,“五四”在杨振声身上留下的烙痕是如此之深,他日后对“五四”的反思也就特别值得关注。
  对于五四运动爱国和反封建的方面,杨振声一直是肯定的。《回忆五四》一开始就讲了“小时候的两件怪事”:嫁给牌位的新娘和横行霸道的日本兵船。“在他出狱后写的家信中,充满了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卖国贼的痛恨之情……当他在美国学成归国回蓬莱看望我们的祖父、祖母时,当地的美国传教士想见他,被他拒绝了,他对我们说,这些人到我们国家来传教、办学校、开医院,真正目的是为了侵略我们。”(杨起《怀念我的父亲》)
  1918年,杨振声参与创始了新潮社,任《新潮》编辑部书记。从“五四”前发表的《渔家》、《一个兵的家》到1920年的《贞女》,杨振声作品的特点是“极要描写民间疾苦”,如《贞女》写的就是一个姑娘因嫁给一个木头牌位而自杀的悲剧,正像鲁迅指出的,“每作一篇,都是‘有所为’而发,是在用改革社会的器械”(《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言》)。
  但在解放前后的著述中,杨振声开始对“五四”的文化意义进行怀疑和反思。在发表于1949年5月4日的《我蹩在时代的后面》中,杨振声将自己“五四”以来的表现概括为“我是闷在葫芦里了,这葫芦是以个人主义为表里的”,“我深感我的最大的敌人是我自己”,进而推衍到“五四时代的文艺”,认为“为人生而艺术的也好,为艺术而艺术的也好,都是以‘小我’的兴趣为中心,以中产阶级的生活为内容的”。
  同日发表的《“五四”与新文学》一文中,杨振声指出了五四运动与新文学的关系:“五四运动除了反帝反封建两层重要意义外,它还有一个附带的意义,那便是与新文学的关系。在根本上说,二者都是解放运动;在形式上说,五四运动是思想表现于行动的解放形式;新文学运动是思想表现于语言的解放形式。”他认为这个运动“主要是工具上的改变,就是以现代的语言来写现代的生活”,但它的内容是“以资产阶级为对象,以个人的兴趣为出发点的”,因此“自五四以来,三十年中的文学,在暴露帝国主义和封建社会方面最显出它的力量与成绩。换句话说,它还属于在破坏时代的产品,不是建设时代的产品”。
  1950年,杨振声发表《从文化观点上回首“五四”》,全面地批判了“五四”在文化上的弊端,几乎达到了完全否定“五四”时期文化的地步。他认为“五四”在文化上,是“一古脑地反对中国旧文化,而又盲目地崇拜西洋新文化。换句话说,便是无批判地反对中国文化,而又无批判地接受西洋文化”。“当时对自己的文化,凡风俗、礼教、哲学、艺术、文学等只要是中国的旧东西,就不加分别,一概反对。”“再讲那时对西洋文化的态度罢,这是一物的阴阳两面。天哪,那真有点奴性的崇拜!”杨振声对“五四”后的文艺表示“惭愧”,原因是“盲目地崇拜伟大与刻板地摹仿伟大,都不是伟大,也不可能创造伟大”。他觉得新文学对民间的东西吸收得不够,不是“土生土长的”,因此不为老百姓喜闻乐见,导致了其“微弱的命运”。这些批判当然是受到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影响,但也不乏作者的亲身体会。
  对于这种种弊端的起因,杨振声认为看似与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环境不一致,但实质上是相合的:“外抗强权,而又欲学其致强的原因,故一切吸收;内伤贫弱,而又欲消灭其贫弱的来源,故一切打倒。”他的结论是:“虽矫枉过正,势有必然;但到底是过正了。”
  闻一多:终生维护五四传统(1)
  1919年5月5日清早,僻处城郊的清华大学。昨晚才从进城的同学那里听说天安门前掀起风潮的清华学生,惊奇地发现:食堂门口贴出了一张大红纸,上面用工楷整整齐齐地抄着岳飞的《满江红》。这一下,平静的清华园也沸腾起来了。
  贴这张《满江红》的,是高等科二年级学生闻一多。
  当时的闻一多,在旁人眼中并不是个激进的人。他少年时被人称为“书痴”,本来就不大关心外界事物,加上又进了清华,所以到了“五四”前夕,他还在读《清诗别裁》,写《明城考》,对《清华学报》准备改用白话文仍然持保留意见(《闻一多年谱长编》)!这样一个人,居然会率先响应学潮,实在是件出人意料的事。
  其实也不意外,闻一多在爱国的问题上是从不含糊的。1917年段祺瑞政府参加“一战”后,英国招工局来招收华工译员,清华学生视此为报国之途,钱宗堡、吴泽霖等报名被录取,但临行事泄,钱、吴被学校强制带回,并拟给予记大过处分,闻一多为之大呼:“爱国无罪!”“爱国的权利,不容剥夺!”这句话被同学认为“十分精辟”,传扬一时(吴泽霖《老友一多二三事》)。
  所以当日清华召开57人会议,讨论是否参加“五四”时,闻一多说:“清华住在北京,北京学生救国,清华不去参加。清华,清华,难道你真的不算是中国人的学校了吗?”(闻立鹏《血土》)此次会上,闻一多当选为学生代表。7日,学生代表团正式成立,闻一多任职于秘书部。
  闻一多在5月17日的家信中,向父母叙述了自己对五四运动的看法:“国家至此地步,神人交怨,有强权,无公理,全国懵然如梦,或则敢怒而不敢言。卖国贼罪大恶极,横行无忌,国人明知其恶,而视若无睹,独一般学生取冒不韪,起而抗之。虽于事无大济,然而其心可悲,其志可嘉,其勇可佩。”同时闻一多对清华大学在运动中的表现感到十分骄傲:“此次北京二十七校中,大学(指北京大学)虽为首领,而一切进行之完密、敏捷,终推清华。……清华作事,有秩序,有精神,此次成效卓著,亦素所习练使然也。”对自己在代表团中的作用也颇感自豪:“男与八哥均在秘书部,而男责任尤重,万难分身。”并告诉父母,他决定暑假不回家,在学校参加爱国活动:“男在此为国作事,非谓有男国即不亡,乃国家育养学生,岁糜巨万,一旦有事,学生尚不出力,更待何人?”
  他的一位同学这样记述了闻一多在运动中的表现:“闻一多则埋头苦干,撰通电、写宣言、制标语,做的是文书的工作。他不善演说,因为他易于激动,在情绪紧张的时候满脸涨得通红,反倒说不出话。”(梁实秋《谈闻一多》)
  最能体现闻一多的热情和勇气的是6月4日的游行。前一天(3日),北京学生恢复了一度中断的街头演讲,立刻遭到政府的严厉镇压,清华大学进城的百余名学生全部被捕。但第二天仍然有一百六十多名清华学生进城,执行市学联上街演讲的决议。闻一多本来被分配做文书工作,一向不参加演讲,但这天也和大家一起出发了,而且行前也带备了水壶干粮和洗漱用具,做好了坐牢的准备。
  6月16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在上海成立。闻一多作为清华代表,参加了旋即召开的学联常会。6月27日,全国学联第一次临时干事会讨论了日刊出版问题,闻一多正式担任学生联合会日刊编辑。
  8月5日,全国学联举行闭幕式,孙中山在会上演讲,给闻一多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孙中山在演讲中指出:“惟学界此次举动,差强人意。盖以革命经验而言,其弊亦复在乎不统一。”闻一多对“五四”的看法明显受此影响,直到1945年,闻一多还认为,因为当时工人没有起来,所以五四运动算不得成功,他的看法是:“当初五四运动是一个零碎的青年运动,没有组织,慢慢才出现群众的运动,那时由于国民党的加强,这运动转成了一个具体的政治运动:由于一个党派,有组织的集团的接受和领导,于是这运动有了结果。当时我们感激国民党,感激孙中山先生的领导。”(1945年5月3日闻一多在“五四青年运动座谈会”上的发言)所以他一直拥护国民党,拥护蒋介石的“一个领袖,一个党派,一个政府”。
  而他对国民党产生怀疑,并最终分道扬镳,也与“五四”有关。1944年,国民党政府将原来定在5月4日的青年节改成了3月29日,这引起了素崇五四传统的西南联大师生的强烈不满,到了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正式提出要“恢复儒家的伟大传统”,闻一多简直忍无可忍了,他在《八年的回忆与感想》中写道:
  《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一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的向“五四”宣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
  闻一多一度拥护国民党是因为他“爱国”,他后来反对国民党是为了要求“民主”和“进步”。这种种态度无不与“五四”精神息息相关。闻一多曾严厉抨击西南联大当局“胆小怕事,还要逢迎”,他在1944年5月3日的“五四”晚会上说:“在一个没有民主的国家,埋头搞学问有什么用?学生是国家的主人,有权过问国家大事,如果认为一个国家要学生耽误学业来过问政治就是不幸,那么,造成这种不幸的原因,还不是因为没有民主?”“五四的人物是没有完成五四的任务的。五四要科学,要民主,而靠五四起家的罗家伦、段锡朋之流,都堕落成反民主的人物了。”(萧荻《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作出这一切的批评,闻一多依据的都是“五四”的标准。
  闻一多:终生维护五四传统(2)
  从这里我们可以明白,闻一多虽然在很长时间内专心治古典,以致足不出户,被戏称为“何妨一下楼主人”,但由“五四”点燃的尊尚爱国、民主、科学的火焰,从未在他胸中熄灭。他虽然有很好的古文功底,但却“愈读中国书愈觉得他是要不得的”,罗隆基曾说闻一多从拥护国民党到反对国民党是“变”,其实只不过是他一直遵奉着“五四”精神罢了!闻一多政治上的识见可能不见得高明,但他却是一个坚持自己信念的人,在青岛大学时劝阻学生运动时如此,在昆明时支援学生运动亦复如此。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
  我是幼稚的,但要不是幼稚的话,当时也不会有五四运动了。青年人是幼稚的,重感情的,便是青年人的幼稚病,有时也并不是可耻的,尤其是在一个启蒙的时期,幼稚是感情的先导,感情一冲动,才能发出力量。(《五四历史座谈》)
  梁实秋:五四运动的局外人
  1919年在北京读书,后来又成为新文学健将的人物,“五四”时大多是热情的参与者。但梁实秋是个例外。他在“五四”时并没有足以为后人提及的个人行为,后来关于“五四”的评论也颇有批判的意味。从这里我们似乎已可以窥见梁实秋作为“新人文主义者”的轨迹。
  梁实秋于1915年考入清华,当时的清华还只是“留美预备学堂”,僻处城郊的海淀,纪律严明而且重外轻中, “回家的手续是在星期六晚办妥的,领一个写着姓名的黑木牌,第二天交到看守大门的一位张姓老头儿手里,才得出门。平常是不准越大门一步的”(《清华八年》,下同)。“大部分学生轻视中文的课程,这是清华在教育上最大的缺点。”在这样的环境中,清华学生和外界,和城内学校的联系都不太多。因此“五四”当天,并没有清华

返回目录 上一页 下一页 回到顶部 0 1

你可能喜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