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系演义-第17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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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对妻子的这句话却非常赞赏，他立刻抓住契机，向司徒雷登苦笑着，说道：
“大使先生，照这样下去，我坐困北平也终非了局。因东北一旦失守，华北便首当其冲，共军必自四面向北平合围。我属下的这些将领，没有一个可以听我指挥的，到时候，难道要我向共军开城投降吗？”
司徒雷登终于明白了这夫妇俩唱的原来是一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双簧戏，便说道：
“李先生，你何必这样悲观呢？”
“我既无补时艰，何不洁身而退，现在走还不算晚啊！”李宗仁叹道。
司徒雷登脸上挂着慈样的微笑，显着一团慈母对于儿女的爱意，他对他的工作对象，一向都是这样的。在燕京大学当校长的时候，他每聘请到一位新教师，总是把对方先请到家里款待一番，体贴入微，使新教师一进校就感到校长的亲切和温暖，从而为“燕大”尽心竭力地工作。偌大的燕京大学，教职员工总也有成千上万，司徒雷登校长的工作，直接做到这成千上万人的生、婚、病、死四件大事上。为婴孩施洗礼的是他，证婚的是他，丧礼主仪的也是他。你添了一个孩子，害一场病，过一次生日，死一个亲人，第一封短简是他寄的，第一盆鲜花是他送的，第一个欢迎的微笑、第一句真挚的慰语，都是从他来的……现在，他当了美国驻华大使，他觉得整个中国便是他的燕京大学，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当然相当于这所大学的一个系主任了。因此，对于李宗仁的苦衷，他自然要大加抚慰。特别是他这次到北平“旅行”的目的，便是针对李宗仁来的。由于美国出面调停国、共冲突的失败，短短一年多来，蒋介石便送掉了一百多万美械装备的军队。国民党政权腐败无能，通货膨胀，人心厌乱，学潮蜂起，整个中国大地象征着一场灾难大地震的前奏。美国政府对继续支持蒋介石“勘乱”，已经信心不足，美国朝野已经发出信号，要司徒雷登大使注意在国民党内寻找能领导民主改革的领袖人物，准备取代那位被魏德迈当面指责为“麻木不仁”的蒋介石。本来，论交情，司徒雷登和蒋介石的关系可以追溯到民国十六年的北伐时代。那一年，经孔祥熙介绍，他第一次与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在上海相识。过后，他逢人都说蒋介石的“领袖式的人品和有吸引力的魅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此，他便公开宣称：“I am thorough Ly Chiang man。①”蒋介石对于司徒雷登，更是另眼相看。因为蒋介石用人有一个准则，凡是浙江籍的皆予以重用，司徒雷登生于杭州，与蒋同籍，他们见面都说着带浙江口音的国语，更是倍觉亲切。更重要的司徒雷登既是浙江人，又是一个美国人，这对于蒋介石来说，更是打着灯笼也找不到的人啊！蒋介石把司徒雷登尊为心腹顾问，司徒雷登则为蒋介石奔走于中、美之间，与美国宗教界、财团及政界人士频繁交往，发动他们大力支持蒋介石政权。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曾吹嘘半年之内消灭共产党，司徒雷登当上美国驻华大使后，也竭尽全力帮助蒋介石打内战。谁知蒋介石太不争气，才一年多的时间，便被共产党打入了国统区，对于蒋介石政权的无能引起了美国朝野人士的普遍关注。杜鲁门总统特派魏德迈来华调查，发现问题更为严重。为了不使共产党席卷中国，他们只好临时决定，忍痛中途换马，从国民党内寻找他们认为比较开明的人来替代蒋介石，使国民党政权能够延续下去。这便是作为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第一件重要大事。找谁呢？正当美国人环顾华夏的时候，李宗仁在北平礼贤下士，声望日隆，引起了司徒雷登的注意。但是，几乎是在同时，美国国务院又收到了来自中国的关于李宗仁对国民政府没有好感的报告。为此，司徒雷登决定在北平作一次私下旅行，一则作民意测验，二则与李宗仁进一步接触，作一番具有决定性的考察工作。对于希望从军界跻身政界的李宗仁来说，这几年在北平，通过与各方人士的交往，政治上也变得敏锐了。早在七月间，便曾和美国特使魏德迈晤谈。魏德迈问李宗仁关于挽回目前危局的意见和如何运用美援的问题。李宗仁坦率地答道：“目前问题的中心是经济问题。我希望贵国政府能贷款助我政府稳定币制、安定人心，至于军火倒是次要的。”魏德迈点了点头，对李宗仁的建议颇为重视。这次，司徒雷登到北平“旅行”，并没有象魏德迈那样先去找李宗仁。他既是私下旅行，当然先去燕京大学，然后在北平的几所大学走了一圈，找了些有关人士座谈。想不到许多人竟当着他的面称赞起行辕主任李宗仁来，而对于蒋介石，却无多大好感，司徒雷登暗自一惊，这才决定去中南海与李宗仁晤谈。
①“我是一个彻底的蒋的人。”
“李先生，我想我们之间一定会有很多共同之处的，作为朋友，我可以帮助您。”司徒雷登微笑着，即使是对最憎恶的人，他也会报以真诚而慈祥的微笑，也许这便是上帝的胸怀。
“大使先生，我目下最需要您帮助的大概只有两件事。”李宗仁用政治家的微笑回答司徒雷登那上帝般的微笑。
“愿闻其详。”司徒雷登脸上的微笑依然是那么亲切真诚，但他内心却在嘀咕着，感到某种失望，因为李宗仁如此迫不及待地有求于他，可想而知，这是个比蒋介石更没骨气的人。
“大使先生回南京后，请向蒋委员长进言，一是让我李某人回广西解甲归田；一是对于各地学潮切勿施以镇压。这两点如能完全实现，对大使先生我真要感恩戴德了！”李宗仁说道。
司徒雷登心中一愣，他实在没料到李宗仁会向他提出这两点要求，他开始对李感起兴趣来了。但是多年在中国政界和知识界获得的经验提醒他，一些精明的中国人往往会使用以退为进的手段。他也怀疑李宗仁会向他使用这种中国传统的计谋，但这却并不降低他对李宗仁的兴趣。
“李先生，说到学潮问题，我自认颇有发言权。记得蒋委员长去年曾在南京问过我：有什么办法应付国内的时局？我直言不讳地对他说：为了应付中共的挑战，除了加强军事攻势之外，你本人应当领导一次新的革命运动。这样做，就可以把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集合到你的周围，有他们作你的义务宣传员，你就可以挽回正在衰败中的公众威信，再一次成为民族意识的象征。我特地提醒他：‘这是战胜共产党威胁的唯一途径！’可是后来……嗯！”
司徒雷登做了个表示遗憾的手势，但脸上的微笑还是那么富有魅力。他又说道：“蒋委员长们不知道，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主要是由于生活上困难和精神上失望才变得激烈和想要革命的。把这一切都归之子共产党的策划而试图用野蛮的武力来消灭它，这只能是火上加油！”
李宗仁听了，心中隐隐一动，他觉得他与司徒雷登之间也许要比和魏德迈之间的共同语言更多一些。这些年来，他呆在北平，和教授们来往多了，对于各个大学的事，耳闻目睹的自然不少，他听司徒雷登说到这里，忙说道：
“大使先生对待青年学生，诚如父母，对待学潮一向宽容。我曾听‘燕大’的教授说过先生对待学潮的态度和做法，给我以极大的启迪。”
“啊！”司徒雷登那慈祥的脸上第一次显出激动之情。五·四运动时，席卷故都的大学潮也涉及到了刚建校不久的燕京大学，别的传教士都主张对教会学校参加学潮的学生进行镇压，司徒雷登则力排众议，表示对参加学潮的学生要同情，爱护。他意味深长地说道：“耶稣率领门徒渡海来到格拉森人的地方，治愈一个白天黑夜在山中和坟茔里嚎叫的病人。这人病好之后，便将这事在低加波利传扬开来……”
几十年来，故都北平的学潮风起云涌，中国的当权者们一次又一次地用刺刀、警棍、机关枪将其镇压下去，北平的街头，一次又一次地洒下青年的热血，那愤怒的呐喊震撼着古老衰弱的中华大地，激起多少仁人志士的觉醒和抗争。然而，几十年来，司徒雷登的燕京大学在迭起的学潮中，却大都能循规蹈矩，这便是司徒雷登运用那句《圣经》中的格言所获得的奇妙结果。“九·一八”事变时，举国沸腾，北平的学生自然又涌上街头，游行示威罢课，弄得当局焦头烂额。在此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燕京大学的青年学生也不甘沉默，他们奋起集会，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眼看学生们将变成失去控驭的辕马，校长司徒雷登却不慌不忙地加入到集会的学生队伍中，他在会上慷慨陈词，大骂日本帝国主义，仿佛日本侵略的不是中国，而是美国。然后，他亲白带领学生上街游行，和学生一起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他带着学生在街上转了一圈，又把他们带回燕京大学课堂，秩序井然的教学又开始了。可是，别的大学却正在大闹着罢课呢！民国二十二年初，日寇入侵华北，热河战事告急。北平的学潮又爆发了，燕京大学的爱国学生一致决定罢课参加斗争。恰巧校长司徒雷登因事不在校内，代理校长职务的是一位传教士，他当即开会，决定对学生采取强硬手段进行镇压。爱国学生被激怒了，学生与校方的一场冲突眼看就要发生。司徒雷登闻讯急忙从外地赶回学校，代理校长气急败坏地报告说准备抓人，他却微笑着说：“不，我要请人！”他当即向学生代表发出请柬，邀请他们到校内清静宜人的临湖轩来喝茶。他站在门口，用上帝的慈祥微笑迎接怒气冲冲的学生代表，和他们一一握手。然后亲切地间起学生代表们要求停考罢课的理由，和办理爱国运动的一切经过。最后，司徒雷登虔诚地说道：“我是中国人，也是美国人，与其说找是一个美国人，还不如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我爱美国，更爱中国。理所当然的，我和你们一样反对日本侵略中国。”他做着手势，仿佛要把自己那颗心也掏出来让学生代表们看一看，证明它确实是属于中国的啊！
“让我们大家都想一想，怎么办对于中国有好处罢。日本为什么敢于侵略中国呢？是因为中国落后啊！诸位如果要反日就荒疏了学业，那是帮了谁的忙呢？”司徒雷登诚恳极了，显若一团慈母对于儿女的爱意，继续说道：“让我们大家想想，只要想得出来，对于中国有益，我去请教职员和你们一道来做，好吗？”
果然，一场风波被上帝的微笑平息下去了。事后，一位学生代表感慨地说：“老实说，我为了国事，也流过泪，贴过标语；喊过口号。经过校长的劝说，这种感情遂为理智所克服，平静下去了。……”
上帝的微笑胜过刺刀、警棍、机关枪的威力！
李宗仁在北平几年，对司徒雷登的这套手法作过深入的研究，所下的功夫，简直比他当年研究孙子兵法还要大。在国民党军界，李宗仁是能征惯战的铁将军，方面军的得力统帅。他从司徒雷登身上，终于找到了进入政界的突破口，真可谓功夫不负有心人！
“大使先生，我在北平这几年，真可谓碌碌无为，实在对不起华北父老！但有一点，却颇能使我得到莫大的慰藉，然而又使我感到莫大的不安。我是一个南方人，却能获得众多北方人的尊重；我是一个武夫，却获得学术界的尊重，究其原因，我是从大使先生您治校的经验中得到不少的教益啊！”李宗仁终于道出了肺腑之言。
李宗仁的话，感动了“上帝”，司徒雷登紧紧地握住李宗仁的手，久久不放，他觉得在中国找到了自己的知音。
《圣经》说：“上帝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出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出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么？这器皿就是我们被上帝所召之人，不但从犹太人中，也从外邦人中，这有什么不可呢？”
司徒雷登以一个“窑匠”的权柄，给美国国务院写下了颇能使人受到鼓舞的报告：
“象征国民党统治的蒋介石，其资望已日趋式微，甚至被目为过去的人物……李宗仁的资望日高，说他对国民政府没有好感的谣传，不足置信。”
与此同时，李宗仁给他在南京的老友白崇禧和吴忠信分别发出了两封长电，正式通知他们，他决定在明年春天国民大会召开时竞选副总统，请他们便中转报蒋委员长。
却说白崇禧接到李宗仁决定竞选副总统的电报，不由暗吃一惊，他实在想不到李宗仁怎么作出这项极不明智的决定。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任命白崇禧为国防部长，但实权却操在参谋总长陈诚手里，白崇禧连出席蒋介石每天在黄埔路官邸召开的“作战会报”会议的资格也没有，更不用说指挥部队作战了。他的境遇，其实和被蒋介石吊在北平半空的李宗仁极为相似。烦闷极了，他只能带上卫士驱车到龙潭一带打猎解闷。这年春天，台湾发生“二·二八”暴动，其势如火燎原，席卷全岛。台湾行政长官兼警备司令陈仪，吓得手忙脚乱，给蒋介石打电报，“祈即派大军，以平匪氛”。蒋介石的大军这时正被华北、东北的共军拖住，动弹不得，不得已他才召见“小诸葛”白崇禧问计。白崇禧当即提出“明施宽大、暗加镇压”的八字方针，蒋介石决定照办，任命白崇禧为宣慰使赴台。白崇禧受命后，便躲在福州没有马上去台湾，他向蒋介石请调第二十一军和宪兵一团赶往台湾，首先以血腥手段，从军事上控制台湾局势后，才于三月十五日以国防部长名义向台湾人民广播，宣布实施四项对台湾善后的宽大方法。三月十七日，白崇禧飞往台湾“宣慰”。他宣布“凡参与此次事变或与此次事变有关人员，除查有实据系煽动暴乱之共产党外，一律从宽免究”。为了平息民愤，他向蒋介石建议解除台湾紧急戒严令，停止军事镇压，由国民政府对台湾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直接公开屠杀台湾人民的刽子手陈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