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道-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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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长方形旗——“民族魂”，由宋庆龄、沈钧儒等轻轻的覆盖在楠木灵枢上。
阎锡山：小六子（张学良）太蛮干了，已元气大伤。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在多次劝谏蒋介石无效后，联合杨虎城发动兵谏，囚禁蒋介石，这就是震惊全国的西安事变。事变后，张学良致电阎锡山，希望他能来西安共商救国大计。接电后，阎锡山立即召开军政紧急会议，商讨对策。阎锡山在会上说：“小六子（张学良）太蛮干了，已元气大伤。”经过反复研究，他们决定拥护南京政府，营救蒋介石，谴责张、杨。
在张、杨数次电报的催促下，阎锡山到西安事变的第三日，终于发出了致张杨的函电：“两兄震机电及汉兄元未电诵悉，环读再三，惊痛无似！弟有四个问题，质诸兄等：第一，兄等将何以善其后？第二，兄等此举，增加抗战力量乎，减少抗战力量乎？第三，移内战为对外战争乎，抑移对外战争为内战乎？第四，兄等能保不演成国内之极端残杀乎？……请兄等谅察，善自图之。”
宋美龄不顾凶险营救蒋介石：将令女子护卫男子。
西安事变中，宋美龄不顾凶险，去西安营救丈夫。她走进蒋被软禁的房间，蒋见其如见幽灵，惊讶得张开嘴，露出满口雪白的假牙，半天才冒出一句话：“你为什么要来？”宋美龄说：“我来看你”。蒋把早上读到的《圣经》中的一段翻给宋看：“耶和华将会有新作为，将令女子护卫男子。”
蒋介石劝张学良不要送他回南京：他们打你的主意，我就遗臭万年了。
1936年12月25日，即西安事变达成协议的第二天，张学良见逼蒋抗日目的已经达到，决定放蒋介石回南京。张学良执意要亲自送蒋回南京，许多人规劝他不要送，以免蒋报复。但张学良坚信蒋的人格，当他陪蒋到机场时，蒋介石对张学良说：“我们兄弟两人，大仁大义，从不抱怨，将来历史上记一笔流芳百世。”张学良很激动，更表示要亲自送蒋回南京。蒋说：“我们兄弟两人谅解，你到南京就不好办，他们打你的主意，我就遗臭万年了。”蒋劝张不要送，张动了感情，坚持己见，于是一起登上了飞机。
“别时容易见时难”
冯友兰晚年口授《中国哲学史新编》，当写到“中国近代美学：奠基人——王国维”（第六册，全书第六十九章）时，涉及“意境”问题，联想到“七七”事变前后自己的真心实感，特意写下一个附记说：日军进北京城后，他和留守的清华校务会议的人觉得清华完全不同了。有一晚，吴有训和他一起巡察清华园，皓月当空，十分寂静，吴说：“静得怕人，我们在这里守着没有意义了。”冯顿然觉出幻灭之感，以为他们守清华为的是替中国守一个学术上教育上完整的园地，北京已沦陷，他们还在守着，岂不是为日本服务？过了几天，他就和吴有训同往长沙去找清华。他读清人黄仲则诗：“如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以为所写正是一种幻灭感，反复吟咏，倍觉沉痛。到长沙后，冯住朋友家中一小楼上，经常凭栏远眺，见栏下一腊梅花，顿觉李后主“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之亡国痛油然而生，深刻极了，沉痛极了。
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上发表演讲：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1937年7月，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上发表演讲：“我们已快要临到这人世悲惨之境地，在这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争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蒋说：“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蒋经国的生母毛福梅日军飞机被炸死后，他写过“以血洗血”“永远不要挂起日旗来”
1939年11月，日军出动飞机轰炸浙江奉化县偏僻的小镇溪口，蒋经国的生母毛福梅被炸死。蒋闻母遇难，星夜兼程赶回溪口。一见母尸，立即昏迷过去，醒后嚎啕大哭，几天寝食不安。在其母遇难处竖碑一座，蒋经国亲笔题写“以血洗血”四字，刻石留念。以后，蒋经国还写过“永远不要挂起日旗来”的文章，以示复仇之志。
这些天遇上的怎么都是这号中国人
“这些天遇上的怎么都是这号中国人？！”
为了抓住杨靖宇，围追杨的日军晚上点起了篝火，以守代围，白天再继续一步一步地缩小包围圈，还反复查看雪地里的脚印，终于找到了杨靖宇的踪影。面对满山遍野的敌人，杨终于打完了所有的子弹。围追的鬼子越来越近了，就连“呼哧呼哧”的喘气声都能听得到。突然有个穿黄大衣的鬼子大声对将军说话：杨靖宇你还是降了吧。熟悉的中国话突然从鬼子中间传来，杨靖宇将军吃惊不小，他马上发现原来又是个汉奸！气得浑身直抖，狠狠地说了句：“这些天遇上的怎么都是这号中国人？！”
“可怜你多愁多病身，可恨你倾国倾城貌”
汪精卫貌美，徐志摩跟胡适曾一起去见汪，胡当时曾有“我见犹怜”的话。汪伪政权出台后，浙江报纸刊出一幅有关汪的漫画，题为“可怜你多愁多病身，可恨你倾国倾城貌”，立刻引起读者的指责，有的说汪有糖尿病，活该！为什么要可怜？有的说所谓“可恨”，实际上是赞美，是吹捧汉奸，破坏抗战。
“从今后咱们就拉、蛋、倒！”
1942年10月19日，延安召开有二千多人参加的鲁迅逝世六周年纪念大会，萧军在会上宣读了他对王实味问题意见的《备忘录》，引起与会作家的不满。周扬、丁玲、刘白羽等当场与萧军在主席台上展开论辩，萧军舌战群儒，越辩越激烈，会场上鸦雀无声，大家都要看个结果，无人退席。辩论从傍晚至深夜，大会主席吴玉章见双方僵持不下，站起来说：“萧军同志是我们共产党的好朋友，我们一定有什么方式方法不对头的地方，使得萧军同志发这么大的火！大家都应以团结为重，我们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应当检讨检讨！”萧军说：“吴老的话使我心平气和，这样吧，我先检讨，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我错，行不行？那百分之一呢，你们想一想是不是都对呢？”丁玲紧接表态说：“这百分之一很重要！我们一点也没错，百分之百全是你的错，共产党的朋友遍天下，你这个朋友等于‘九牛一毛’，有没有都没有关系！”萧军火了：“既然如此，你尽管朋友遍天下，我这‘一毛’也不愿附在‘牛’身上，从今后咱们就拉、蛋、倒！”萧军说完，拂袖而去。
解除日本对于文明的威胁
抗战期间，宋美龄在美国参、众两院演说，引用中国谚语“看人挑担不吃力”，她说：“我们不要忘记在全面侵略最初的四年半中，中国孤立无援，抵抗日本军阀的淫虐狂暴……中国国民渴望并准备与你们及其他民族合作，不仅为我们本身，且为全人类建设一合理进步之世界社会，这就必须对日本之武力予以彻底摧毁，使其不能再作战，解除日本对于文明的威胁。”
从今天起，台湾澎湖列岛正式重入中国版图
1945年10月25日，陈仪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在台北中山堂受降，签字后陈仪向全世界广播：“从今天起，台湾澎湖列岛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国政府主权之下。此极为有意义之事实，本人特向中国同胞及全世界报告周知。”此日便成为“台湾光复日。”
“一国之民多无人格，其国亦必无国格。
近代以来调停或干预中国内政的外国人中，马歇尔是地位和声望最显赫的一位。马寅初曾说：“举国人民的目光都注视到他，寄以无穷的希望，好像中国之命运已经握在他的手中。最高领袖的地位，好像已转移给他。”《大公报》在一篇社论中说：“劳动马歇尔将军来华，促成中国之民主团结，其事本身，实足令知耻的中国国民汗颜无地。”徐永昌则说：“此次马歇尔来华，我人之上书控诉政府失败者三千余件，此辈皆属各党各派人物。既可上书政府，亦可申之舆论，极其所至，亦可起而革命，乃厚颜以为假此可取媚于外人。一国之民多无人格，其国亦必无国格。”
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
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
1946年10月10日，梁漱溟由南京到上海去见周恩来，促其回南京继续和谈。11日夜车，梁由上海回南京，次日清晨到南京，下车一见报，看到国军已攻下张家口的消息，不禁惊叹地对记者说：“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
吾不反为先生惜，吾惊为民族哭矣。
陈独秀寂寞地死去，王森然说，跟他一起致力于新文化运动的人，或居党国显要，或受社会崇拜，“以先生之学历，若求高名厚利，与世人争一日长短，将何往而不自得耶？”“先生不因个人荣利，而一变为世之所谓新官僚，就此而言，实值吾人矜惜也。”“呜呼先生！满腔热血，洒向空林，一生有毅力，无用武之地，吾不反为先生惜，吾惊为民族哭矣。”
查南京《新民报》屡次刊载为匪宣传、诋毁政府、散布谣言……
1948年7月，陈铭德、邓季惺夫妇创办的《新民报》被勒今永久停刊：“查南京《新民报》屡次刊载为匪宣传、诋毁政府、散布谣言、煽惑人心、动摇士气暨挑拨离间军民地方团队情感之新闻、通讯及言论……”身为立法委员的邓季惺当场抗议说：“这个命令所援引的所谓《出版法》，是立法院所没有承认的北洋政府时代遗留下来的单行法，是无效的。”她的抗议自然无效。
杨虎城全家与其秘书宋绮云全家被特务杀害
1949年，李宗仁代总统宣布释放政治犯，特别下令立即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两人。当重庆《中央日报》刊出消息后，负责看押杨虎城的龚因彦因事前未得通知，拒绝执行。李宗仁见命令不能兑现，便打电报给重庆市长杨森，要他释放杨虎城。杨推说毛人凤不在重庆，不知杨虎城关在什么地方。当时重庆报纸便刊出大字标题新闻“毛人凤在哪里？”最终杨虎城全家与其秘书宋绮云全家被特务杀害。其小女儿各仅八九岁，在凶手们用刀杀宋氏夫妇时，她们哭了起来。“不准哭！”特务们杀死宋氏夫妇，就走向孩子，两个小女孩不约而同地跪了下去，合着小手，连连向凶手作揖，而终不免惨死。
你们难道像兄弟一样对待我们了么？！
国共和谈时，张治中举例说：我们中国这个大家庭原来是哥哥当家，可是没有当好，把家管得很糟；弟弟能干，能把家管好，当然哥哥就该把钥匙交给弟弟；但不管怎样，兄弟总是一家人嘛！不能把哥哥当成罪犯……周恩来责问张治中：你们难道像兄弟一样对待我们了么？！你们国民党从1927年算起，杀了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这笔账人民是要清算的！你们一小撮反动派挑起了全面内战，这些难道仅仅是没有管好家吗？！
斯大林去了，可是没有接上
金岳霖说：他们这些知识分子在阶级立场上跟罗素完全一样。解放后，他们曾质问艾思奇：“毛主席到莫斯科，斯大林为什么不去迎接？”艾说他不知道，他可以打听打听。第二天上课时，艾回答说：“斯大林去了，可是没有接上。”
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就不是
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就不是
1953年12月1日上午，在陈寅恪的家里，汪钱和自己的老师陈寅恪作了一次长谈。汪钱按照老师的要求，记录下陈寅恪的一篇口述长文。在这一“对科学院的答复”中，陈说：“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我决不反对现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就不是。”
那只不幸的苍蝇正被飞奔着的一个中国人追赶着
1958年春，“除四害”如火如荼地展开，取得惊人的成效。一位英国记者写道：中国没有苍蝇。一位加拿大人记述他在中国的一条铁路线看到了一幅令人震惊的场面：一个十多岁的小姑娘正在铁路边上忽东忽西地发疯般地狂奔，显然在用一块布摔打着地面。“原来她正在追赶着一只苍蝇呢，以便打死它。”他说，“我在中国近一个月期间，没有看见一只麻雀；我坚持数苍蝇，看见一两只苍蝇只有15次。想想看，那只不幸的苍蝇正被飞奔着的一个中国人追赶着。”
政治与感情，你结成一体，我没有达到这个程度
庐山会议，毛泽东对彭德怀说：“我同你的关系，合作，不合作，三七开。融洽三成，搞不来七成。31年，是否如此？”彭回答说：“政治与感情，你结成一体，我没有达到这个程度；你提得那么高，我还没有了解。”
一饭膏梁颇不薄，惭愧万家百姓心。
1961年，田家英在浙江进行农村调查后，到杭州向毛泽东汇报工作，与毛崇横等人同住刘庄。田善谈，往往饭前讲故事以广见闻。此次却看着饭菜，神情严肃，无心摆龙门阵，他说：“农民兄弟太困难了，有一户农民因搞公社化搬了七次家，办食堂占了他的房屋，搬到庙里，庙被征用办工业，住到亲邻家，整个村子又叫搬迁，只剩下一条扁担可以担走的全部家当，下一步迁到哪里还不知道，真叫人看不下去。”田感叹：“一饭膏梁颇不薄，惭愧万家百姓心。”
你看中央这架势，恐怕永远也办不到，行不通，我不签这个名！
1962年，杨伟名写就《当前形势感怀》，他把稿子念给村支委的几个人听。一向支持杨伟名的支部书记贾生财，还没等杨念完，就激动地站了起来：“老杨，这篇东西说出了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