尸骨袋-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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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会想告诉我肯尼？奥斯特的父亲是在我房子里自杀的吧，梅赛夫太太？”
　　她摇摇头，“没有，他是在布瑞克家靠湖的露台上自杀的，这个天杀的坐在人家门廊前的秋千上一枪打爆了自己的脑袋。”
　　“布瑞克家？我不知道——”
　　“你不会知道的。从六十年代起湖边就没有姓布瑞克的了。他们是从达拉维尔来的，都是体面人。我猜你以为是那沃斯本家的房子，尽管现在他们也已经搬走了。那房子现在空着。那个天生不折不扣的傻瓜奥斯古德时不时会领些人过来看房子，不过就冲他开的价，那房子永远别想卖出去，相信我。”
　　我认识沃斯本家的人，和他们打过一两次桥牌，非常和善的人家，尽管在梅赛夫太太乡下人的势利眼里还算不上“体面人家”。他们家在沿主街往下八分之一英里的地方，再往下就没什么路了——湖滩越来越陡，林子里到处是乱糟糟的黑莓灌木丛。
　　诺穆尔（原文为normal，在英语中的含义为“正常”。），我想，这名字对一个把自己的婴儿淹死在后院水泵下的人是多么的不相称啊。
　　“他有没有留下什么遗言？什么解释？”
　　“没有。不过你会听到别人说他的鬼魂也在湖上游荡。小镇子总是有各种闹鬼的传言。但我不能这么说，哦，至少我自己，我不是那种敏感的人。对你的房子我只能说，诺南先生，不管我怎么给它通风，闻上去总有一股潮味儿。我想那是木板的原因，木房子造在湖边总是不舒服的，湿气跑进木头里去了。”
　　她的手提袋原来放在她脚上的锐步鞋中间，现在她弯腰把它拿起来。那是一个乡下女人的手提袋——黑色，毫无风格（除了固定拎手的金属环是金色的以外），但很实用——只要她愿意，完全可以把一整套厨房用具装在里面。
　　“不过，我不能整天站在这儿说话，虽然我很愿意。我还得去另一家帮忙，然后才能歇脚。这个地方夏天活儿最忙，你是知道的。记得天黑前收衣服，诺南先生，别让它们给露水打了。”
　　“记住了。”其实我没有。但当我穿着游泳裤，带着在酷热的工作室蒸出的一身汗（我真得找人修修空调了，非修不可）跑出去收衣服时，发现有东西调换了梅赛夫太太晾衣服的顺序。梅赛夫太太驾着旧福特离开时，内衣和袜子都是谨慎地晾在靠里的一侧，而今它们都被挂到外侧去了。仿佛我这位无形的客人——不如说我众多无形客人中的一位——正在发出哈哈的笑声。
　　第二天我去了图书馆，第一件事就是续了一下借书证。琳蒂？布里格斯本人收了我四块钱，把我的名字加到电脑里，还不忘先对我妻子的去世表示一下遗憾。我在她的口气里觉察到一丝责备，就像我从比尔那儿觉察到的一样，似乎我该为这种不得已推迟的悼念负全责，我想是吧。
　　“琳蒂，你有没有关于镇子的地方志？”等我们结束了对我亡妻的一番追悼后，我问道。
　　“我们有两本，”她说，然后隔着台子向前一倾，她是一个小个子的妇人，穿着带夸张花纹的无袖裙，头发蓬在脑袋周围像个灰色的粉扑，亮晶晶的眼睛在双焦镜片后面游动。她自信十足地加上一句，“两本都不怎么样。”
　　“哪本好些？”我应和着她的语气问道。
　　“该是爱德华？奥斯蒂的那本吧。到五十年代中期为止，他每逢夏季来镇上，退休后就一直住在这儿。他在一九六五年或一九六六年写了《黑迹湖回忆录》。这书是他自己出钱印的，因为没有哪家出版社愿意接受它。甚至连地区出版社都不收。”她叹了口气，“这书只能卖给本地人，那也卖不出几本，对吧？”
　　“当然，我想卖不出多少。”
　　“他算不上个好作者，照片也一般——那些黑白小照片看得我眼睛疼。不过，他讲了些有趣的故事，印第安人的大迁徙、韦恩将军那匹马的把戏、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那场龙卷风、三十年代的大火……”
　　“有没有讲到‘莎拉和红顶男孩’？”我问道。
　　她微笑着点点头。“总算想到要了解一下自己房子的历史了，对不？我很高兴。他找到了一张他们的老照片，书里有，他认为那是在一九OO年的弗莱堡集市上拍的。埃迪（爱德华的昵称）说过，他愿意花大价钱听一听那乐队的录音。”
　　“我也是，但他们从来没有录过间。”我突然想起希腊诗人塞弗里斯（1900…1971，希腊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诗句：这是我们亡友的声音/抑或只是留声机？“奥斯蒂先生怎么样了？我不记得听说过这名字。”
　　“在你和乔买下湖边房子前一两年死了，”她说，“癌症。”
　　“你刚才说有两本地方志？”
　　“另一本你大概知道的——《卡斯特尔县和卡斯特尔…洛克地方志》。为本县百年大庆写的，干巴巴的简直像石灰一样。埃迪？奥斯蒂的书写得不怎么样，但至少不是干巴巴的，这你得承认。两本书都放在那儿。”她指指几排顶上标着“缅因地方读物”的书架。“它们是不外借的，”然后她快活地说，“不过如果你想要影印的话，我们很高兴收取一点费用。”
　　玛蒂坐在远处一个角落里，正在教旁边一个倒扣着垒球帽的小孩怎样使用微缩胶片阅读器。她抬头看看我，笑了，用嘴巴作出“好球”的口型，我猜她指的是我在沃灵顿碰巧接到的那个球。我对她微微耸了耸肩，然后转身对着“缅因地方读物”的书架。不过她是对的——不管是不是碰巧，那都是个好球。
　　“你在找什么？”
　　我完全沉浸在两本地方志里，玛蒂的声音把我吓了一大跳。我转过身对她微微笑，先是注意到她搽了一种清新宜人的香水，接着注意到琳蒂？布里格斯正从主服务台后面观察我们，刚才挂在脸上客气的微笑荡然无存。
　　“关于我住处的一些背景资料，”我说，“一些老故事。我的看房人引起了我的兴趣。”紧接着用稍低一点的声音说，“老师正看着呢。别朝四周看。”
　　玛蒂显得大吃一惊——在我看来还有点担心。事实表明她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的。她用一种压低的、但足以传到服务台的声音问我是否需要她把其中一本或两本重新上架。我把两本都交给她。接过书的同时，她用几乎听不见的低语说：“上星期五代表你的那个律师帮约翰找了个私家侦探。他说他们可能发现了一件有关诉讼监护人的有趣的事情。”
　　我和她一起走到“缅因地方读物”的架子帝，心里但愿没给她招来麻烦，我问她那可能是件什么事。她摇了摇头，给了我一个标准的小图书馆管理员的微笑，我转身离开了。
　　开车回家的路上，我回想着自己读到的内容，其实并不多。奥斯蒂既不是个好作家，也不是个好摄影师。而且尽管他的故事讲得还算生动，背景却很单薄。他提出了“莎拉和红顶男孩”，是的，但他把他们称作“狄西兰爵士八重唱”，然而他们实际上是一个蓝调节器乐队（星期五和星期六晚上表演）和圣乐团（星期天早上在教堂唱歌）。在有关“红顶男孩”乐队在T镇活动的两页概要里，奥斯蒂明确地说他从没听人描述过莎过唱的曲调。
　　他确认有个孩子被捕兽夹夹伤死于血毒症，这个故事听上去和布兰达？梅赛夫讲的很想像……为什么不呢？也许奥斯蒂就是从梅赛夫太太的父亲或外祖父那儿听来的。他还说那男孩是索？泰德威尔唯一的孩子，这位吉他手的真名叫雷金纳德。泰德威尔家族可能是来自南边新奥尔良的红灯区——那个上世纪初时被人们称作斯托瑞威尔的，传说挤满棚屋和夜总会的街区。
　　那本正式一点的卡斯特尔县志没有提到“莎拉和红顶男孩”，而两本书都没有提到肯尼？奥斯特被淹死的小弟弟。玛蒂走过来和我说话前没多久，我冒出了一个异想天开的念头：索？泰德威尔和莎拉？泰德威尔是夫妻关系，那个小男孩（奥斯蒂没有提到他的名字）是他俩的儿子。我找到琳蒂提到的那张照片，仔细研究了一番，照片上面至少有十几个黑人局促地挤在一起，站在一个像是牲口展棚的前面，背景上是一座老式的菲利斯大转轮（一个巨大的、供人乘坐的游乐转轮）。照片很可能是在弗莱堡集市上拍的，尽管旧得褪了色，但它传达的简单、质朴的力量是奥斯蒂自己拍摄的所有照片加在一起都比不上的。那些展现西方大萧条时期的乐队的照片都反映着这种不安的真实感——紧紧的领带和领圈上一张张严肃的面孔，眼睛在旧式帽檐的阴影里若隐若现。
　　莎拉站在前排正中，身穿黑裙，肩上挎着她的吉它。在这种照片里，她没有露出明显的微笑，但她眼睛里藏着一丝笑意，我觉得这双眼睛像某些绘画作品中的眼睛，那种无论你走到房间哪个角落都紧跟着你的眼睛。我一边仔细观看照片，一边想着她在我梦中几乎令人作呕的声音：你想知道什么呢，甜心？我觉得自己很想了解她和其他人的事——他们是谁，他们不唱歌表演的时候相互间是什么关系，他们为什么要离开，他们去哪儿了。
　　照片上她的双手清晰可见，一只手放在吉他弦上，另一只手放在指板上，在这个一九OO年十月的集市上按出一个G和弦。她有着修长的手指，没戴戒指，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和索？泰德威尔就一定没有结婚，当然即便没有，那个撞在捕兽夹上的小男孩也可能是他俩的私生子。索？泰德威尔眼里也隐藏着一丝同样的笑意，两个人非常想像。我有一种感觉，那就是他俩是兄妹，并非夫妻。
　　回家的路上我想着这些问题，想着那些看不见但觉得着的光缆……但我发觉自己想得最多的却是琳蒂？布里格斯——她朝我微笑的样子，以及稍后她不再对她那持高中文凭的漂亮小管理员微笑的样子。那让我担心。
　　然后我回到家，这时我唯一担心的只有我的小说以及里头的人物——袋袋每天都长出新鲜血肉的骨头。
　　星期五傍晚，迈克？诺南、麦克斯？德沃尔，以及萝盖特？惠特摩演出了一场小小的好戏。在那之前，有两件事是值得一提的。
　　第一件是，星期四晚上约翰·斯托尔打来一个电话。当时我坐在电视机前，电视机里无声地播放着一场棒球比赛（大多数遥控器上都有的静音键可能是二十一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了）。我在想莎拉？泰德威尔、索？泰德威尔、以及索？泰德威尔的小男孩。我在想斯托尔瑞威尔红灯区，一个任何作家都不得不爱上的名字。而在脑海深处，我想着我那怀着孕死去的妻子。
　　“喂？”我说。
　　“迈克，我有一个天大的好消息，”约翰说，听上去简直要跳起来了，“罗密欧？贝松奈特的名字也许怪了点，但他给我找的那个侦探棒极了。他的名字叫乔治？肯尼迪，和那个演员同名。他很能干，动作又快，这家伙可以在纽约一展宏图。”
　　“如果这就是你想得出的最高恭维，你真该到纽约以外的地方多走走。”
　　他继续说下去，好像没听见似的，“肯尼迪真正的工作是在一家保安公司——其它工作都是私活。真是大材小用，相信我。这些消息他大多是从电话上打听来的。我简直不敢相信。”
　　“你到底不敢相信什么？”
　　“头奖，宝贝儿！”他又一次用那种贪婪而满足的口气说话，让我暨高兴又担心，“埃尔默？德金五月下旬以来做了些什么：他还清了汽车贷款；还清了他在雷吉里湖区（缅因州的一处风景胜地。）的营地的贷款；还预付了大约九十年的子女赡养费——”
　　“没有谁会付九十年的子女赡养费，”我说，其实我这么说只是为了让嘴动起来，释放越涨越高的兴奋感，“这是不可能的，吹牛的家伙。”
　　“就好像你有七个孩子。”约翰说着心情大笑起来。
　　我想起那张自满的肥脸，弯成一团的嘴巴，还有那一手精心打磨的指甲。“他没有。”我说。
　　“他有。”约翰说，继续大笑，听上去完全像个疯子——狂暴型而不是抑郁型的。“他真的有！最大的十四，最小的才……才三岁！他那活儿一定很忙！”接着是继续放声大笑。到现在为止我一直在和他一起笑——像染上腮腺炎一样染上了他的笑。“肯尼迪就快把他全……全家福传……传真给我了！”我们俩再也忍不住了，隔着长途电话尽情大笑。我能想象得出约翰·斯托尔独自坐在他帕克大街上的办公室里，像个狂人那样笑着，把保洁工吓坏了的样子。
　　“那倒是没什么的，当然，”当他又能正常说话时，接着说，“你看出这里头的问题了吧，是不是？”
　　“是啊，”我说，“他怎么会这么傻？”我既指德金，又能指德沃尔。约翰知道，我们同时在谈这两个他。
　　“埃尔默？德金是躲在缅因西部大林子里的一个小镇上的小律师。他怎么会料到某个守护天使全有办法把他从林子里熏出来？顺便说一句，他还买了艘船，就在两个星期羊。还是艘双体船，挺大的。就这些，迈克。主队九场连胜，我们赢了。”
　　“可以这么说吧。”虽然嘴上这么说，我的手还是握成空拳砸在坚实的木茶几上。
　　“还有呢，那场棒球赛也不是一场空。”约翰一边说着一边还不时发出咯咯的笑声，向一个个上升的气球。
　　“怎么说？”
　　“我迷上她了。”
　　“她？”
　　“玛蒂，”他又耐心地补充了一下，“玛蒂？德沃尔。”停顿了一会儿，他又接着说：“迈克？你还在吗？”
　　“在，”我说，“电话滑掉了，不好意思。”其实电话往下滑了还不到一英寸，但那听上去是很自然的，我心想。况且，就算没有又怎么样？谈到玛蒂，我——至少在约翰看来——是没有嫌疑的，就像阿加莎？克里斯蒂（1890…1976，英国著名侦探小说家。）小说里乡村别墅的仆人们一样。他才二十八，也许三十，也许他压根没想过一个比他老二十岁的男人也可能被玛蒂所吸引……也许这种想法曾短暂地从他脑中掠过，而他很快就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