尸骨袋-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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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这样活着的：每次只过一天，每次只吃一顿饭，每次只受一次苦，每次只呼吸一次。牙医们每次做一个牙根管治疗；造船的每次造一个船壳。如果你写书，你每次写一页。我们从我们已知的一切、以及我们害怕的一切跟前转过身。我们阅读商品目录，看橄榄球赛，我们选择斯普林特而不是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斯普林特是美国移动电话网络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是美国传统的电话公司。）。我们数天上的鸟，即使身后的脚步声告诉我们有人走进来，我们也不回头；我们说是的，我也认为云彩常常看似其它东西——鱼啊，独角兽啊，骑马的人啊——但其实它们只是云而已。即便云朵里面亮起了闪电，我们仍会说它们不过是云而已，然后把注意力转向下一顿饭、下一场痛苦、下一次呼吸、下一页。我们就这样活着
第16章（上）
写作是头号大事，知道吗？写作最重要。
我害怕换房间，更别提收拾起打字机和刚起步的薄薄手稿，把它们带回德里了。这么做和在暴风雨天把婴儿带到屋外一样危险。于是我留下来了，但还保留着一旦事情变得太怪就搬走的权力（就像烟鬼们总是保留着咳嗽加重后戒烟的权力），一个星期过去了。这个星期里发生了形形色色的事情，但直到我星期五在主街上遇到麦克斯？德沃尔之前——那天该是七月十七日吧——最重要的是一件事就是我一直在写小说。倘若能够完成，我打算给它取名叫《我儿时的朋友》。也许我们总是认为失去了的东西才最好……或本该是最好的，这点我不敢肯定。但我肯定知道一点，在那个星期里，我的真实生活主要是围绕着安迪？德雷克、约翰？夏克福德，以及一个出现在背景深处的模糊的影子——雷蒙德？贾拉迪——约翰？夏克福德儿时的朋友，那人有时戴一顶垒球帽。
那个星期里，房子里的怪事继续着，但没那么嚣张了——什么都比不上那声惨叫，它能让你的血液凝固。有时候本特的铃铛会响一下，有时候那些蔬果磁贴会再次围成圈……但中间再没出现过字，至少那个星期里没有。一天早上我起来发现糖罐打翻了，让我联想到玛蒂关于面粉的故事。打翻的糖粉里没写什么，但留下一个胡乱的笔画——
仿佛什么东西想写什么却没写成。如果是这样，我很同情。我知道那是种什么感觉。
我参加可怕的埃尔默？德金的听证会是在十号，也就是星期五，此后的那个星期二我沿着主街往沃林顿山庄的垒球场走去，想偷偷看一眼麦克斯？德沃尔。当我能听见远处的叫声、欢呼声和击球声时已经快六点了。一条标有乡村路标（一些橡木箭头上烙着“沃”这个字）的小道穿过一个废弃的船屋、两个小工棚、以及一个半掩在蓝梅藤后面的凉棚。最后，我穿了出来，发现自己站在球场中外野（中外野，棒球场外野的正中间部分，远离本垒。）远处的空地上，地上随处可见的薯条袋子、糖纸和空啤酒罐告诉我，人们有时从这个有利位置观看比赛。我忍不住想起乔和她那位神秘的朋友，那个穿着咖啡色旧运动衫的大个子男人，他一边笑一边用手揽着她的腰把她从赛场边带走，两人一起往主街走去。整个周末里，我有两次几乎要给邦尼·阿莫森打电话，想看看是不是能找出这个男人，找到他的名字，但两次我都放弃了。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每次我都这么对自己说。让它过去吧，迈克。
那天晚上，我独自站在中外野后的场地上，想到那个曾骂我是骗子、而我又让他见鬼去的老头通常把轮椅停在本垒挡网后面，觉得自己站在这么个远离本垒的位置比较合适。
其实我无需操心，德沃尔没有出现，可爱的萝盖特也没有。
我瞧见玛蒂站在一垒线挡网后面，身边站着约翰·斯托尔，他穿着牛仔裤和翻领衫，红头发压在一顶纽约麦兹队的棒球帽底下。他们边看比赛边聊天，老朋友似的，球赛进行了两局后才发现我——足以让我对约翰的位置羡慕不已，甚至有些妒忌。
最后有人击出一记长球，往中外野飞来，中外野背后的树林是唯一的屏障。中场手连忙向后退，球从他头顶高高越过，一直飞向我站的位置，眼看要飞过我的右面。我不假思索朝那个方向跑去，抬高膝盖穿过外野和树林间的修剪得齐齐的灌木丛，心里祈祷它们不要是有毒灌木。我右手一伸，抓到了球，一些看热闹的人欢呼起来，我也笑了。中场手用光着的右手拍打垒球手套的掌窝以示祝贺。同时击球手沉着地在垒间跑动，他知道自己刚击出了一记漂亮的本垒打。
我把球抛给接球手，回到自己在糖纸和空啤酒罐间的老位置，我回头朝远场望去，玛蒂和约翰正看着我呢。
如果有一件事能证明我们无非是另一种动物——一种多了一点儿脑浆却多了许多自命不凡的动物——那就是：当我们非得靠手势来传情达意时，能表达的意思却少得可怜。玛蒂把手紧扣在胸前，脑袋向左靠了靠，眉毛往上翘了翘——意思是“我的英雄”。约翰微微低头，把手指伸到额角，好像那儿有点痛的样子——“你是个走运的家伙”。
等他们做完这两个手势，我指了指本垒后的挡网，然后耸耸肩作为提问。玛蒂和约翰都耸耸肩作为回答。一局后，一个满脸雀斑的小男孩跑到我站在地方，过大的乔丹球衣在他小腿边翻动，像穿着条裙子。
“那边的人给我五毛钱，要我告诉你，晚一点给洛克镇他住的酒店打电话。”他边说边指着约翰，“他说你要回话的话再给五毛。”
“告诉他我九点半打给他，”我说，“可是我没有零钱，你愿意要一块钱吗？”
“嘿，好，算你有钱。”他一把抓过钱，转身正要走，又转了回来，咧嘴一笑，露出一口还没换齐的牙，衬着垒球队员们的背景，他看上去像诺曼？洛克威尔（1894…1978，美国著名插图画家。）的画中人。“那人还说告诉你那球接得烂透了。”
“告诉他以前别人也总是这么说威利？梅斯的（美国老一代的著名棒球明星。）。”
“威利什么？”
哎，年轻人。哎，这世道。“只要这么说就行了，孩子，他会知道的。”
我又呆了一局的时间，但直到比赛后半段，德沃尔仍未现身。于是我沿着来时的小路返回，路上遇到一个捕鱼的站在石头上，还见到一对年轻人手拉手从主街上往沃灵顿方向走。他们跟我打招呼，我也跟他们打招呼。我感到孤独而满足，相信这是种少有的快乐。
一些人回家时习惯查看电话答录机；那年夏天我查看的是冰箱门。“伊呢…米呢…齐哩比呢”，就像驼鹿伯温克（美国卡通剧中的形象。）说过的，鬼魂们有话要说。那一晚它们什么都没说，虽然蔬果磁贴重新拼成了一条蜿蜒的带子，像一条蛇或者是一个打盹的“S”。
过了一会儿，我打电话给约翰，问他德沃尔在哪儿，他用语言重复了一遍他早已用手势所作的精简的回答。“这是他回来以后头一次错过比赛，”他说，“玛蒂试图向几个人打听他是不是还好，大家的看法好像是……至少据人们所知是这样。”
“你说她试图向人打听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一些人甚至不愿意和她说话。用我父母那辈人的话说，就是‘和她划清界线’。”瞧，伙计，我心想但没说出口，我比那辈人年轻不了多少。“后来她的一个老朋友终于和她说话了，但人们对待她有种一致的态度。奥斯古德这家伙也许算不上是个好销售，但作为德沃尔的狗腿子，他倒是成功地把玛蒂同镇上其他人分开。这是个镇子吗，迈克？我真弄不明白。”
“这就是T镇，”我茫然地说，“你无法真正解释它。你真相信德沃尔贿赂了每个人？可这还是无法解释镇上人那副无辜平和的样子，不是吗？”
“他到处花钱，还让奥斯古德——也许还有福特曼——散布流言。镇上的人看上去至少和政治家一样老实。”
“那些被收买的人？”
“是啊。哦，我见到了‘凯拉出走事件’里有可能替德沃尔作证的一个主要证人——乔伊斯？梅瑞尔。他和几个亲信就站在工具棚那边。你有没有注意到他？”
我说没有。
“那家伙准有一百三十岁了，”约翰说，“拄的拐杖有个大象屁眼那么大的金杖头。”
“是《波士顿邮报》拐杖，由这儿最年长的人保留的。”
“这我一点儿不怀疑他是通过诚实手段得到的。只要德沃尔的律师让他踏上证人席，我一定叫他掉层皮。”约翰洋洋得意的自信中露出一丝寒气。
“我敢肯定。”我说，“可是玛蒂的那些老朋友又怎么会疏远她呢？”我回想她曾说过讨厌每个星期二的夜晚，讨厌想起在她和丈夫邂逅的地方球赛还在照旧进行。
“她还好，”约翰说，“我想她已经放弃了他们中的大多数，就像放弃一场注定了打败的仗，不管怎么说。”我对这点持怀疑态度——我仿佛记得对二十一岁的人而言很少有注定要打败的仗——但我什么也没说。“她一直在努力坚持。她又孤独又害怕，我猜她自己心里可能已经开始放弃凯拉了，但现在她又找回了信心，这主要多亏遇见了你。她说你那一刹那给她带去了想都不敢想的好运。”
是吗，也许吧。我突然想到乔的大哥弗兰克曾说过，他不认为世界上存在“幸运”这种东西，只有命运和正确的抉择。接着我又回想起T镇地下纵横交错着无数光缆的情形，那些看不见但像钢铁一样强大的联系。
“约翰，听证会后的这些天里有个最重要的问题我忘了问，我们这么关心的监护权案……究竟有没有提上日程？”
“问得好。我通过三个途径查过，贝松奈特也查过，我认为还没有，除非德沃尔和他的人真的作了大手脚，比方说把案子登记在另一个司法辖区。”
“他们做得到吗？登记在另一个辖区？”
“也许。但我们不会查不出来。”
“那么，这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德沃尔快放弃了，”约翰干脆地说，“目前为止，我看不出还能有什么别的解释。明天一早我就要回纽约了，不过我会和你保持联系的。如果这儿发生什么事，你也跟我联系。”
我说好的，然后上床去睡了。这一夜没有女人光顾我的梦境，让人安心。
星期三中午我下楼去给茶加冰块的时候，布兰达？梅赛夫在门前露台上搭起了晾衣架，正在晾我的衣服。她的做法毫无疑问是她母亲教的，把裤子和衬衫靠外挂，内衣内裤挂在里侧，这样一来好事的路人就看不见你贴身都穿些什么了。
“四点左右就可以收下来了。”梅赛夫太太准备走的时候说。像那些一辈子替富人“做事”的女人那样，她用明亮而略带不屑的眼睛看着我。“别忘了，别让它们整晚挂在外头——给露水打湿了穿着不舒服，除非再洗一遍。”
我用最谦卑的姿态对她说我会记着收衣服的。然后问她——感觉像间谍在大使馆的酒会上刺探情报——她觉得这房子还正常吗。
“怎么个正常法？”她问道，一条眉毛向上挑起。
“哦，是这样，我有几次听到奇怪的声响，在晚上。”
她有点不以为然：“这房子是木头的，对吧？是用木板一层层造起来的，一侧的厢房靠着另一侧。很可能你听到的是风声。”
“没闹鬼，对吗？”我说，似乎有点失望。
“我从来没见过，”她说道，口吻像个光在乎事实的会计师，“不过我妈说这儿的确有不少鬼。她说整个湖都在闹鬼，印第安人的鬼魂，他们的早先住在这儿，一直到韦恩将军把他们撵走；参加南北战争死在外头的人的鬼魂——这里出去参战的有六百多人，诺南先生，可回来的却不到一百五十人……这里头已经算上了那些躺在棺材里回来的。我妈说在黑迹湖这边儿出没的还有那死掉的小黑鬼的鬼魂，可怜的小家伙。他是‘红项’乐队一个成员的儿子，这事儿你知道。”
“不——我只知道‘莎拉和红顶’，但不知道这件事。”我停了一下，“他是淹死的吗？”
“才没呢，被一个捕兽夹夹住了，几乎挣扎了一整天，大声叫救命，最后人们找到了他。他们保住了那条腿，可惜不该的，孩子得了血毒症，死了。那是一九O一年夏天的事情，我猜他们就是为这才离开的——这是一块伤心地。但我妈妈告诉我那小家伙还在这儿。她说，他还留在T镇上。”
我在想，要是我告诉梅赛夫太太，我从德里刚到镇上的时候，那小家伙很可能就在房子里，而且打那之后还回来过几次，不知她会怎么说。
“然后，还有肯尼？奥斯特的父亲诺穆尔。”她说，“你知不知道那件事？哦，真可怕。”她看上去颇为得意——或许是因为知道这个可怕的故事，或许是因为有机会讲述它。
“不知道。”我说，“不过我知道肯尼。他总是领着那条狼狗‘蓝莓’。”
“啊是。他做点木匠活，或是照看些土地，就像他父亲活着的时候那样。他父亲照看过不少地方，你知道，二次大战刚结束那会儿，诺穆尔？奥斯特把肯尼的小弟弟淹死在自家后院里。那时他家住在黄蜂山，就在这条路一直下去分岔的地方，那儿有条路通往老的船舶停靠口，另一条通往泊船码头。但他不是把婴儿淹死在湖里的，而是放在水泵下按住，直到孩子肺里灌满水死掉。”
我站在原地看着她，我们身后，衣服在晾衣架上发出沙沙的声音。我想起那股充满我嘴、鼻子和喉咙的冷水的腥气，它可能属于井水或湖水，这儿的水来自地下的同一个蓄水层。我还想起冰箱上的留言：救命我快淹死了。
“完事后他把孩子留在水泵底下。他有一辆新的雪佛莱车，于是他把车开到42号小路这儿，拿着他的枪。”
“你不会想告诉我肯尼？奥斯特的父亲是在我房子里自杀的吧，梅赛夫太太？”
她摇摇头，“没有，他是在布瑞克家靠湖的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