尸骨袋-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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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这个小丑。”思特里克兰德骂了一句。
我想到乔永远也不会翻开这一页并听到思特里克兰德管可怜的施特略夫叫一个小丑。有一刹那灵光闪现，我永远不会忘记——我怎么能够？那是我生命中最糟糕的时刻——我知道那不是一个能矫正的错误，或者是我可以醒来的梦。乔安娜已经死了。
第1章（下）
悲痛使我失去了力量。如果不是有床在那里，我早就掉到地板上去了。泪水从眼中流出，我们都是这么哭的，但在那天晚上，我觉得全身的每一个毛孔似乎都在哭泣，我坐在床上她的那边，手里拿着她那本落满灰尘的平装本《月亮和六便士》，痛哭起来。我想我感到的惊奇和痛苦一样多，不管是我在一台高解析度的显示器上看到并辨认的尸体；不管是葬礼还是彼得·布里洛夫用他高亢、甜美的男高音唱《我有把握》，也不管是下葬仪式和尘归尘土归土，我并不真的相信死亡这一事实。企鹅版的平装书做到了那口大大的灰色棺材没有做到的事：它坚持她已经死了。
“你这个小丑。”思特里克兰德骂了一句。
我躺回到床上，双手交叉蒙在脸上，像孩子们不开心时所做的那样哭着睡着了。我做了一个可怕的梦。在梦里，我醒过来，看见平装本的《月亮和六便士》仍然躺在我旁边的床单上，我决定把它放回到床底下我发现它的地方。你们知道梦是很让人弄不懂的——就像达利的钟那样，如此之软，像毯子一样挂在树枝上。
我把扑克牌书签放回到一百零二页和一百零三页之间——现在和永远，离“‘你这个小丑。’思特里克兰德骂了一句”只有手指头翻动一页的距离——并滚到床上我的那边，把头伸出床边，打算把这本书放回到我发现它的地方。
乔正躺在一团团灰尘中。一张蜘蛛网从床框弹簧的底部吊下来，像一片羽毛一样亲吻她的面颊。她的红头发看上去有点呆，但她的眼睛迷矇并警觉，在苍白的脸上显得邪恶。当她说话的时候，我知道死亡已经把她逼疯了。
“把那个给我，”她嘶声叫道。“那是我用来挡灰的。”没等我给她，她就把它从我手里夺过去。有那么一瞬间我们的手指碰到了，她的手指像霜冻后的树枝一样冰凉。她把书翻开，扑克牌飘了出来，她反萨默塞特？毛姆的书盖在脸上——文字编成的裹尸布。当她双手交叠放在胸前静静地躺下时，我意识到她正穿着我埋葬她时穿的蓝裙子。她从她的坟墓里跑出来并藏在我们床下。
我闷声哭了一下醒过来，一阵痛苦的抽搐几乎使我从床上滚下来。我没有睡着很久——眼泪在我脸上还湿乎乎的，我的眼皮还留有哭了一回后那种怪怪的肿胀感。这个梦如此鲜活，我滚到床边，垂下头，向床底下张望，她当然应该在那里，脸上盖着书，她将伸出她冰冷的手指来触摸我。
当然，那里什么都没有——梦就是梦。不过，后半夜我是在书房的沙发上度过的。我想这是正确的选择，因为那晚不再有梦。只是睡得什么都不知道。
第2章（上）
我结婚十年从来没有遭受过写作障碍，乔安娜刚去世时也没有经历过。事实上，我一点也不了解这种状况，等我知道一些不寻常的事发生的时候，这种情况已经开始了。我想这是因为在我心中，我认为这种情况只影响“文艺类”作家，《纽约书评》讨论、解构这些作家，并且有时将他们拒之门外。
我的写作生涯和我的婚姻生活的时间跨度几乎一样长。就在我和乔正式订婚后不久（我把一杖蛋白石戒指突然套到她左手的中指上，在戴氏珠宝店花一百十美元买的，比我那时能承受的多很多……但乔安娜似乎完全陶醉了），我完成了我第一本小说《两人行》的初稿，在她被宣告死亡后一个月，我完成了我最近的一本小说《一落千丈》。这本书讲述了一个热爱高处的患精神病的杀手，一九九五年秋天出版。从那时起我还出版了其它小说——我能解释这种矛盾——但我不认为在可预见的将来会有一本迈克？诺南的小说出现在任何排行榜上。我现在知道什么是才思枯竭了，比我曾经想知道的还要多。
我很不情愿地给乔看《两人行》的初稿，她一个晚上就看完了，只穿着一条短裤和前面印有缅因州黑熊的T恤，蜷缩在她最喜欢的椅子里，一杯接一杯地喝冰茶。我出去走到车库（我们在班戈和另一对一起租了座房子，他们的财政基础和我们一样脆弱……不，乔和我在那时还不算结婚呢，虽然就我所知，那杖蛋白石戒指从来没有离开过她的手指）毫无目的地闲逛，觉得自己像《纽约客》漫画里的角色——那些关于待产室里的有趣的家伙的漫画。正如我所记得的，我搞坏了一个简单得小孩也会弄的鸟巢工具包，几乎切掉了左手的食指。每二十分钟左右我就回到屋里瞥一眼乔。如果她注意到了，不作什么表示。我会认为这是有希望的表示。
我坐在后面的露台上，抬头看着星空抽烟，她走出来，坐在我旁边，把手放在我脖子后面。
“怎么样？”我问。
“很好，”他说。“你现在为什么不进来干我？”还没等我作出回答，伴随着尼龙布料的悉卒声，她一直穿着的内裤就落在了我的大腿上。
后来，躺在床上吃橘子（我们后来改掉了这个坏习惯）的时候，我问她：“好到可以出版了吗？”
“是的，”她说，“我对出版这个富有魅力的世界一无所知，但我一生都在为快乐而阅读——《淘气乔治》是我最初的所爱，如果你想知道——”
“我不想。”
她俯过身来，把一瓣橘子塞进我嘴里，她的胸部很温暖，贴着我的胳膊非常挑逗。“——我是带着狂喜读这本书的。我预言你作为《德里新闻》记者的职业永不会度过新手期。我想我会成为一个小说家的妻子。”
她的话令我震动——事实上我胳膊上爬满了鸡皮疙瘩。不，她对出版这个富有吸引力的世界一无所知，但是如果她相信，我也相信……信仰最终成为正确的方向。我通过以前的创作课老师（他读了我的小说，没有赞扬只有批判，把小说的商业价值看成异端邪说）找到一个代理人，这位代理人把《两人行》卖给了兰登出版社，看到这本书的第一个出版商。
乔关于我记者生涯的话是对的，我有四个月的时间花在报道花展，加速汽车赛，教学会餐上，一个星期大约赚一百元，然后，我第一张来自兰登出版社的支票来了——二万七千美元，是扣掉了代理费后的数目。我在新闻室里待的时间都不够长到可以等到第一次小小的加薪，但他们同样为我举行了欢送会。在杰克酒吧，也就是说，我想起它来了。后面房间的桌子上方挂了一张条幅，上面写着：迈克好运——继续写！后来，当我们到家的时候，乔安娜说，如果嫉妒是酸性腐蚀剂的话，我身上除了皮带扣和三颗牙齿外什么都不会留下。
后来，关了灯躺在床上——吃掉了最后一个橘子，分享了最后一支烟——我说，“没人会把它和《天使，望故乡》混起来吧，他们会吗？”我是在说我的书。她知道我在说什么，正如她知道我对我以前的创作老师对《两人行》的反应相当沮丧。
“你不是要把失意艺术家的废话讲一堆给我听吧？”她用一条胳膊撑起身来问，“如果你要这样做，我希望你现在就告诉我，这样我明天早晨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从自助离婚工具包里挑一个。”
我感到好笑，但也有一点受伤。“你看到兰登出版社出的第一版了吗？”我知道她看到过。“他们管我叫带把的安德鲁斯，看在上帝的份上。”
“噢，”她说，轻轻地抓住我那个有问题的东西，“你确实有把。至于他们对你的称呼……迈克，当我读三年级的时候，帕蒂？班宁经常管我叫鼻涕虫。但我不是。”
“感觉就是一切。”
“胡说，”她仍然抓着我的小弟并很刺激地捏了它一下，这让我有点痛，但同时感到很奇妙。那个疯狂的裤裆里的老耗子从来不真正在意这些天它所受的待遇，只要有足够的照顾。“幸福就是一切。写作的时候你感到幸福吗，迈克？”
“当然，”她知道这个。
“你写作的时候，你的良知令你烦心吗？”
“我写作的时候，什么也不想干，除了这个，”我说，一下子翻到她身上。
“哦，亲爱的，”她用娇柔轻微的声音说，这声音总是让我疯狂。“我和你之间有个小鸡鸡。”
当我们做爱的时候，我意识到一件奇妙的事情，或许是两件：当她说她真的喜欢我的书的时候，她就是这个意思（该死，从她坐在靠背椅里读书的样子我已知道她喜欢这书，她光着两条腿盘坐在椅子里，一绺头发搭在额上），并且我没必要为我所写的东西害羞……至少，在她眼里不用。另一件奇妙的事：她的感觉，跟我的感觉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婚姻才能提供的真正的两个人共有的观点，这是唯一跟我有关系的感觉。
感谢上帝，她是毛姆的拥趸。
有十年工夫，我都是带把的安德鲁斯……如果你加上乔安娜去世后的几年，就是十四年。前五年和兰登出版社合作；随后，我的代理人从普特南出版社那里得到一笔很高的出价，我就跳槽了。
你在许多畅销书排行榜上看到我的名字……那就是说，你星期日报纸上登的排行榜一直排到十五名而不是只列出前十个。我从来就不是克兰西、拉德勒姆或格里沙姆，但是我卖出了相当数量的精装本（我的代理人，哈罗德·奥布罗斯基，曾经跟我说安德鲁斯从来没卖过精装本，这位女士是平装本的奇才），并且曾经在《纽约时报》的排行榜上得到第五名的位置……那是我的第二本书《红衣人》。讽刺的是，阻止我爬得更高的书中有一本是泰德·比蒙特（笔名乔治·斯达克）的《钢铁机器》。比蒙特家族以前在卡斯特尔—洛克有一处避暑的房子，离我们黑迹湖边的房子的南边甚至不到五十英里。泰德现在是死了，死于自杀。我不知道他的死是否和写作障碍有关。
我正站在神奇的百万畅销作家圈外，但我从来不介意。到我三十一岁的时候我们拥有两套房子；在德里的爱德华七世时代风格的可爱的老房子，另外，在缅因州西部，一座湖边的木屋，大得几乎可以被称做旅馆——那就是莎拉—拉弗斯，当地人这样叫它有将近一个世纪了。在生命中的某个时期，我们毫无债务和负担地拥有了两个地方，而许多夫妇还在为好不容易获得第一套房子的抵押贷款而感到庆幸。我们健康、忠诚、具有幽默感。我不是托马斯·沃尔夫（甚至不是汤姆·沃尔夫或托比亚斯·沃尔夫），但我能做我喜欢的并得到报酬，世界上没有比这更好的事情了，就像拥有偷窃的许可证。
我像非畅销小说过去在四十年代的样子：被评论界忽略，有着特定的风格类型（就我而言，创作类型就是可爱的独自生活的年轻妇女遇上了迷人的陌生人），但是报酬不错，像内华达州合法的妓院一样被人们猥琐的内心所接受，这种感觉看上去就像应该提供一些途径来发泄更底层的本能，有人必须要做那种事情。我很热情地做那种事情（有时候得到乔热情的共谋，如果我的情节构思上遇到问题直到十字路口），在乔治·布什么当选时期的某个时间点，我们的会计师告诉我们，我们是百万富翁了。
我们还没有富到可以拥有喷气机（格里沙姆）或足球队（克兰西），但根据缅因州德里的标准，我们一定程度上在钱里打滚了。我们做了几千次爱，看了几千部电影，读了几千本书（乔在一天结束时经常把她的书藏在她那边的床底下）。可能我们获得的最大的福气就是我们从来不知道时间有多短暂。
不止一次，我在想打破仪式是否是导致写作障碍的原因。白天的时候，我可以把这种超自然的瞎想打发走，但在晚上很难做到。在晚上，你的思想让人很不舒服地挣脱了它的项圈，自由驰骋。并且如果你耗费了成人生活的大部分时间来写小说，我相信这种项圈会更松，连狗都不急于戴它们。是萧伯纳还是奥斯卡·王尔德说的？作家是教他自己的思想不端正的人。
打破仪式可能是我突然和出乎意料的（至少我没有预料到）沉默的一个因素，这种想法是不是真的很牵强？当你在编故事这块地上挣你每天的口粮时，现实和感觉之间的界线就更细微了。画家有时候不戴有某一特定的帽子就拒绝作画，打得好的棒球选手不会换他们的袜子。
这个仪式从我的第二本书开始，我记得这是唯一我感到神经紧张的一本书——我想我吸收了相当数量的那个读大二的白虎星的奇谈怪论：一次成功可能只是侥幸这种看法。我记得一个美国文学老师曾经说过，现代的美国作家，只有哈珀·李找到了一种可靠的方法来避免写第二本书时的沮丧。
当我写到《红衣人》结尾的时候，我停了下来，还差一点完稿。德里本顿街上爱德华七世时代风格的房子在那时还有两年要还贷款，但我们已经买下了莎拉·拉弗斯，黑迹湖边的一处房子（当时各处都远不如后来装修得那样好，乔的工作室还没建，但是很漂亮），我们当时就待在那里。
我用手一推，从打字机前退开——那些天仍然坚持用我旧的IBM电动打字机——然后走进厨房。那是九月中，大多数避暑的人都走了，潜鸟在湖面上的叫声听上去有说不出的可爱。太阳正在下沉，湖本身变成了一个宁静的、没有热度的、燃烧着的盘子。这是我拥有的最鲜活的记忆之一，如此清晰，我有时候觉得我能够走进并重温这段记忆。有什么事，如果有的话，我会做的不一样吗？我有时候会思考这个问题。
第2章（下）
傍晚的时候，我曾在冰箱里放了一瓶泰迁爵香槟和两个细长酒杯。现在我把它们拿出来，放在一个锡盘上，这个锡盘通常被用来从厨房往露台端一罐罐的冰茶或果汁，我端着锡盘走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