尸骨袋-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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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蒂烫伤的痕迹。这种女人大多秒他们的丈夫或情人为“他爹”，比如“我给你拿瓶啤酒吧，他爹？”或者，“今天工作辛苦了吧，他爹？”
“是，我是迈克·诺南。什么事？”
“他爹”转过身去，弯下腰，从放在车子前排乘客位上的一堆乱糟糟的文件顶上抓起了什么东西。就在他匆匆地作那个动作时，一个双向无线电发出刺耳的短暂啸叫声，随之陷入沉默。他回过身来面对我，一只手里拿着一个长长的，浅黄色文件夹。但伸手递出来，“你的。”
见我没有接，向前跨出一步，好像要一把将它拍到我手掌上，可以想像，我的手指应该会条件反射地握住它。可是，我却把双手同时抬到肩膀的位置，就好像他对我说的是“不许动，举起手来”。
这人颇有耐心地看着我，他长了张阿伦兄弟般的爱尔兰人的脸，只是缺少阿伦一家那种善良、开朗和好奇的表情，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乖张的讽刺，似乎他已经见识了世上所有的坏事，而且不止一次。他一边的眉骨很久前曾经裂开过，脸颊泛着像是被风吹出来的红色，暗示着他要么相当健康，要么过于贪杯。他看上去是那种能一拳把你打进阴沟，然后翻身坐在你身上的人。我可没惹你，他爹，快下来，行行好。
“别给我出难题，你还是得出庭的，我们都知道。所以，别找麻烦。”
“先让我看看你的证件。”
他嘘了口气，眼珠骨碌一转，把手伸进衬衫口袋，取出个皮本子打开。里面是一枚徽章和印着相片的证件。我的新朋友叫乔治·福特曼，卡斯特尔县的副警长。相片照得平淡乏味，就像被袭击的受害人在警方的嫌疑犯名录上看到的那种。
“行了吧？”他问。
我接过他再次递过来的浅黄色文件平。我在读文件的时候，他站在那是展示凝固般的嘲笑。检察官司埃尔默·德金传唤我于一九九八年七月十日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他卡斯特尔—洛克的办公室去。上面说埃尔默·德金已被任命为小女孩凯拉·伊丽莎白·德沃尔的诉讼监护人。他希望就我可能了解的凯拉·伊丽莎白·德沃尔的情况听取一下我的证词。这个听证会是代表卡斯特尔县高级法院和法官诺贝尔·兰姆考特召开的。同席还有一名速记员。传票上明确写着这是一次法庭听证会，与原被都无关。
福特曼说：“我有责任提醒你，在下面这些情况下你会受到处罚——”
“谢了，就当你已经都告诉我了，行吗？我会去的。”我向车子做了一个请他走的手势。我极为反感……觉得自己被侵犯了。我从未出过庭，也不在乎出庭。
他走回车边，正要坐进去，突然停了一下，一条毛茸茸的胳膊从没关的车门上搭下来，劳力士表在阴沉的阳光下闪着微光。
“给你提个醒。”他说，接下来的话回答了我对他的全部怀疑。“别给德活尔先后找麻烦。”
“否则他会挤烂我，就像挤烂一只小虫。”我接茬说。
“什么？”
你难道不是想说‘让我给你个建议吧——别给德沃尔先生找麻烦，否则他会挤烂你，就像挤烂一只小虫’？“
从他脸上我能看到恼羞成怒的表情——他想说的的确和这非常接近。很显然，我们看过同一类的电影，包括所有那些罗伯特·德尼罗在里头演精神病人的片子，随后他的脸恢复了平静。
“噢，当然，你是那个作家。”他说。
“别人都这么说。”
“你能说出那些话是因为你是个作家。”
“当然，这是个自由的国家，不是吗？”
“而现在，你是个聪明的混蛋。”
“副警长，你为麦克斯·德沃尔干了多久？县治安办公室知道你的第二职业吗？”
“他们知道。这不是问题。你才是那个可能有麻烦的人，自作聪明的作家。”
我感到在我俩的对话降格为低俗的唾骂之前，该撤退了。
“请离开我的车道，副警长先生。”
他久久地瞪着我，显然搜肠刮肚地想找一句精彩的结束语，但没找到。他的确需要我这个自作聪明的作家帮帮他，仅此而已。“我星期五找你。”他说。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请我午餐？别担心，我这个人好打发。”
他微红的两颊变得更红了，我能想象出，如果他不放下酒瓶，六十岁时它们会是什么样子。他钻进福特车，狠狠地倒出我的车道，连车轮都抗议地吱吱叫。我站在原地看他离开。一见他倒上42号小路，我就进屋去了。我心想，福特曼副警长的第二职业一定薪资颇丰，要不怎么买得起劳力士。不过换个角度说，那表也可能是假的。
沉住气，迈克，乔的声音响起来。红布已经拿走了，没人在你眼前挥动任何东西，所以，沉住气——
我关掉她的声音。我不想沉住气，我想发作，有人侵犯了我。
我跨到大厅的写字桌前，乔和我过去总把要处理的文件（还有我们的桌面日程表，现在我想起这点了）放在桌上，我按住浅黄文件夹的一角，把传票钉在告示板上。大功告成后，我把拳头举到眼前，对着手上的结婚戒指望了一会儿，接着一拳打在书架旁边的墙上。这一拳足以震起一整排平装书。我想到玛蒂·德沃尔的宽松短裤和减价超市买来的罩衫，又想到她公公花四百二十五万美元买下的沃灵顿地产，妈的，只不过一挥笔签了张个人支票。我想起比尔·迪恩说的：怎么说那小女孩都要在加利福尼亚长大了。
我在房子里来回穿行踱步，任怒气渐渐消退，最后走到冰箱跟前。那一圈磁性冰箱贴还是老样子，但圈里的字母变了。不再是：
你好
而是：
帮帮
“帮帮……？”我自言自语道，它念出来的一刹那我明白了。冰箱上的磁贴包括一套字母表的字母（不，依我看还不到；缺了一个g和一个x），如果要把我那台楷模片冰箱的面板变成一块碟仙板，就得给它提供足够的字母，特别是元音。这时，我把h和e移到r的前面，现在这个信息读起来是：
帮帮她
我伸手把那图水果蔬菜模样的磁贴小乱，让字母散开，保持一定空隙。虽然我早已下定决心不去管德沃尔和他儿媳的闲事，可到头来还是被卷进来。车道上冒出个一副克利夫兰休闲打扮的副警长，把我早已问题重重的生活搅得更为复杂……还不算上他刚才对我的威胁。就在那一瞬间，我做了个决定，今年夏天，除了操心那些鬼魂、哭泣的孩子、以及亡妻四五年前到底做了些什么（如果她确实做了些什么的话）以外，我还打算做件事。我写不出书来，但这并不意味着就必须开所事事、百无聊赖地打发日子。
帮帮她。
我下定决心，至少得试。
“哈罗德·奥布罗斯基文学经纪公司。”
“来伯利兹吧，诺拉，和我一起，”我说，“我需要你。让我们在深夜里尽情做爱，当银色的满月洒在沙滩上。”
“喂，诺南先生。”她回道。任何幽默和浪漫情调都会在诺拉那里吃上一鼻子灰。从某些方面，她对于奥布罗斯基经纪公司再合适不过了。“你想跟哈罗德说话吗？”
“如果他在的话。”
“他在，别挂机。”
作为畅销榜上榜作家——即便他的书通常不过排名十五位左右——的一个美妙之处就在于，你的经纪人总是碰巧“在”的。第二即使他正在楠塔基特岛度假，他也会在那里恭候你的电话。第三，你在电话那头等的时间总是比较短的。
“迈克！”传来他的叫声，“湖边过得还行吗？整个周末我都在想你！”
是啊，我想，猪还能吹口哨呢。
“总的还可以，就是有点儿小问题，哈罗德。我想找个律师谈谈。本打算给华德·霍金斯打电话，叫他推荐一个，可后来觉得得找个比华德更能干的人。最好是个牙口紧，又懂得怎么品尝人肉滋味的家伙。”
这回，哈罗德没有表演他标志性的停顿，急忙问，“出什么事了，迈克？你有麻烦了？”
敲一下表示是，两下表示不是，我思忖着，一时间甚至产生了真想那么做的冲动。我记得读完克里斯蒂·布朗的回忆录《那些日子以来》后曾问自己，用左脚趾夹着钢笔写完一整部书会是什么样子。现在我寻思着如果只通过敲墙而不用其它手段来交流，而且永远那么做，会是什么样子。而即使那样，也只有某此人能听见，并理解你的意思……只在某些时候、某些人。
乔，是你吗？如果是你，为什么敲了一下之后又敲两下呢？
“迈克，你在听吗？”
“是的，事实上不是我有麻烦，哈罗德，虽然那想法挺棒。不，我的确遇到了麻烦。你通常联系的是古德埃克律师，对吗？”
“对，我马上给他打——”
“但他主要处理的是合同法。”我现在是在自言自语，而当我停下来的时候，哈罗德并没有接茬。有时候他是一个好好先生，真的，大多数时候。“还是替我给他打个电话，行吗？告诉他我想找个精通儿童监护法的律师谈谈。让他帮我联系个能马上接案子的，最好的律师，一个星期五就能陪我上法庭的律师，如果必要的话。”
“是父权案子吗？”他问道，听上去怀着几分敬畏。
“不，监护权。”我在想是不是让他从律师那儿得知这个故事，但哈罗德应该受到理好的待遇……况且，不管怎么样，无论律师怎么跟他说，他自己早餐会跑来我这儿打听。我跟他讲了七月四日上午的事情，以及后来引发的事情。我只谈到德沃尔一家，只字未担那些人声、哭泣的孩子，以及那黑暗中的敲墙声。哈罗德只打断了我一次，那是在他意识到故事中的坏人是谁时。
“你这是在给自己找麻烦，”他说，“你很清楚，不是吗？”
“不管怎样，我多少已经卷到里面了，”我答道，“我决定做点什么，就是这样。”
“你会不得安宁的，而安宁是一个想写好作品的作家需要的。”哈罗德用正经得可笑的声音说。我心想，如果我告诉他那没关系，自打乔死后我就没写出过比购物单更好的东西，而这件事倒可能让我打起点精神，不知他会作何反应。但我还是没说。你在冒冷汗的时候，永远不要叫人看出来，诺南家训如是说。我们家庭的墓地上应该刻上“别担心，我很好”这句话。
接着我想道：帮帮她。
“那个年轻女人需要个朋友，”我说，“乔会希望我做她的朋友的。乔不喜欢看见弱者受欺负。”
“你真这么想？”
“是的。”
“行，让我看看能找到谁。迈克……你希望我星期五陪你去听证会吗？”
“不。”这个字从我嘴里冒出来，听上去唐突得毫无必要，接着对方一阵沉默，这回不像是刻意的，而是真的受了伤害。“听我说，哈罗德，我的看房人告诉我真正的监护权听证会的时候快定下来了。要是那时你还想来，我给你打电话。我总能依靠你的精神支持，这你是知道的。”
“这次我提供的可是非道德的支持。”他答道，听上去又高兴起来了。
我们互相告别。我走回冰箱跟前，看看那摊仍旧凌乱散开的磁贴，好歹松了口气。鬼魂也是需要休息的呀。
我拿了无绳电话走到露台上一屁股坐进椅子里，七月四日晚上德沃尔来电话时，我就坐在这张椅子上。即便在“他爹”来过之后，我仍然不敢相信那次通话。德沃尔骂我是“骗子”，而我告诉他把我的电话塞进他屁眼里去。作为邻居，我们有个不错的开端。
我把椅子往露台边上拉了拉，连接“莎拉”后墙和黑迹湖的是一个斜坡，露台就悬在斜坡上方约有四十英尺高，让人眩晕。我的目光寻找着游泳时见到的那个绿色的妇人，心里却说，别傻了——那种形状只有从某个角度才看得到，只要稍稍往任何一个方向移开十英尺，就什么也看不出来了。但这显然是个例外。下面路边的那棵白桦树无论从陆地上还是从湖上望出去都像一个女人，一部分是因为后面紧靠着它的那棵松树——赤裸的枝干指向北方，像瘦骨嶙峋的胳膊——但这还不是全部原因。即便从这么远望过去，白桦树白色的树枝和细长的树叶仍旧构成一个女人的身影，而风吹过树腰，摇曳的绿色和银色构成了她的长裙。
哈罗德一片好心想来帮忙，可没等他说完这个提议我就回绝他说“不”，而当我望着幽灵般的桦树夫人时，终于知道自己为什么会那么做：哈罗德太喧哗，哈罗德是感受不到微妙事物的，哈罗德会把这儿的东西吓跑的。我不想让这样的事发生。我的确吓坏了——是的，站在漆黑的地窖台阶上，听着下面传来敲击声，吓得都快尿裤子了——但是，这些年来，我还是第一次感到自己活得这么真实。我已经接触到藏身在“莎拉”里的某些东西，那东西完全超乎我的经验范围之外，让我着迷。
突然我身体一震，大腿上的无线电话响起来。我一把抓起电话，心想这又是麦克斯·德沃尔，或者是他收买的狗腿子福特曼。可来电的是个名叫约翰·斯托尔的律师，声音听上去像刚——也许是上星期——从法学院毕业似的。不过，他就职于帕克大街的埃弗里—麦克兰—伯恩斯坦律师行，对律师们来说帕克大街可是个好地方，就算对乳臭未干的律师来说也是如此。如果亨利·克德埃克说斯托尔很优秀，他可能真的很优秀。他的专长是监护法。
“现在跟我讲讲发生了什么。”他作完自我介绍并补充了些前景资料后说道。
我尽我所能把事情讲清楚，边说着边觉得心情好了些。一旦计时器开始跳动，和律师之间的交谈便具有定心丸的奇效；你已经过了那把“一个”律师变成“你的”律师的魔法时刻。你的律师是友善的，你的律师是具有同情心的，你的律师在一本黄色拍纸薄上作笔记，在每个适当的时机都不忘点头。你的律师问的问题，你大多能答上来，即便答不上来，多少他都会想法帮你做到。你的律师永远和你站在一起，你的敌人也是他的敌人。对他而言，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