尸骨袋-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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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孩子的嘴开始颤抖，她的眼睛恰好按计划盛满了眼泪。她开始哭泣。玛蒂抚摸着她的头发，抚慰这颗小脑袋直到它又靠到在凯玛特超市买的罩衫上。
　　“没关系，凯，”她说，“这次结果还算好，但你不可以再跑出去到路上了，这很危险。小东西在路上会被压到的，你是小东西。这世界上最珍贵的小东西。”
　　她哭得更凶了。这是孩子精疲力竭的哭声，这个孩子要两次冒险，去湖边或其它什么地方之前需要打个瞌睡。
　　“凯，坏，凯，坏，”她靠着她妈妈的肚子呜咽着。
　　“不，亲爱的，你才三岁，”玛蒂说，如果我还怀有任何她是一个坏母亲的想法，那时候也烟消云散了。或许这种想法早已没有了——毕竟，这个孩子胖胖的，人又标致，养得很好，没有伤痕。
　　在一方面，这些事情印象深刻。在另一方面，我试着处理刚发生的奇怪事情，以及我想我刚听到的另一件同样奇怪的事情——这个我从白线上抱开的小女孩拥有我们曾打算给自己的孩子起的名字，如果我们的孩子生下来是个女孩的话。
　　“凯。”我说。真的很惊奇。好像我的触摸可能伤害她一样，我试探性地抚摸她的后脑勺。她的头发被太阳晒得暖暖的，很纤细。
　　“不，”玛蒂说。“那是她现在能说到的最好的程度了。凯拉，不是凯。这是来自希腊语的。它的意思是像淑女样的。”她换了只手抱，有点儿害羞。“我从给儿童起名字的书里挑出来的。我怀孕的时候，有点儿附庸风雅，但我想总比起个俗气的名字好。”
　　“这是一个可爱的名字，”我说。“并且我不认为你是一个坏妈妈。”
　　那时候我脑子里想的是弗兰克·阿伦圣诞节时在饭桌上讲的一个故事——是关于彼得的，我们最年轻的弟弟，弗兰克把整桌的人逗得乐不可支。连彼得，他声称一点也不记得这事了，也一直笑到眼泪沿着面颊流了下来。
　　有一个复活节，弗兰克说，彼得那时大约五岁，他们起床后寻找复活节彩蛋。前一天的晚上，把孩子们送到爷爷奶奶家去后，爸妈两个人在屋子四周藏了一百多个涂了颜色的煮老了的鸡蛋。大家都过了一个兴高采烈的古老的复活节早晨，至少在乔安娜从院子里抬头看之前，当时她正在那里数她那份战利品，然后就尖叫起来。彼得在那里，在房子后面二楼的屋檐上高兴地爬来爬去，从屋檐边到院子的水泥地面几乎有六英尺。
　　家里其他的人都站在下面，手拉着手，由于惊恐和全神贯注而一动不动，阿伦先生去营救彼得。阿伦太太一遍又一遍地说那句“万福马利亚”（“她说得那么快，听上去像那张老‘巫医’唱片上的一只花栗鼠”，弗兰克说，比前面笑得更凶了），直到她的丈夫怀里抱着彼得钻回卧室打开的窗子不见了。然后她昏倒在路面上，撞断了鼻梁。大家要求彼得解释一下，他说他想检查一下檐沟里有没有鸡蛋。
　　我想每个家庭至少有一个像那样的故事；这个世界上的彼得和凯拉们能活下来就是上帝存在的令人信服的论据——至少在父母的心目中。
　　“我吓坏了，”玛蒂说，现在看上去又像十四赠了，最多十五岁。
　　“但事情过去了，”我说，“并且凯拉不会再在马路中央走了。是吗，凯拉？”
　　她靠着她母亲的肩膀摇着头，也不抬起头来。我猜想玛蒂把她带回到老房车之前她可能就睡着了。
　　“你不知道这件事对我来说多么稀奇，”玛蒂说。“一个我最喜欢的作家不知道从哪儿冒了出来，还救了我的孩子。我知道你在T镇有处房子，每个人都管那座又大又老的木屋叫莎拉—拉弗斯，但是人们说你自从你妻子死后就不再到这里来了。”
　　“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来，”我说。“如果莎拉是一个婚姻而不是一个房子，你会管这叫尝试性和解。”
　　她很快地笑了笑，然后又显得严肃了。“我想请你做点事。帮个忙。”
　　“请说。”
　　“不要把这件事讲出去。凯和我现在的日子不好过。”
　　“为什么呢？”
　　她咬了咬嘴唇，似乎在考虑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多想一会儿，我可能就不问这个问题了——然后摇了摇头。“就是这样。如果你不在城里讲刚刚发生的事，我会很感激的。你不知道我会有多感激。”
　　“没问题。”
　　“你当真吗？”
　　“当然，我本质上是一个好久没来过的来避暑的人……这就是说我没有很多人可以讲。”当然有比尔·迪恩，但我可以对他保持沉默。不是说他不会知道。如果这位年轻的女士认为本地居民不人发现她的女儿企图走着去湖边，她就是在骗她自己。“但是，我想我们已经被人注意到了，抬头看看布鲁克斯的车行。偷偷看，不要盯着。”
　　她瞥了一眼，然后叹气。两个老人正站在柏油路面上，从前那里有些加油泵。一个很可能是而鲁克斯本人，我想我能看到稀稀落落几根飘扬的红头发，这总是让他看上去像缅因州版的邦佐小丑。另一个，老得足以使布鲁克斯看上去像一个头小伙子，正柱着一根金色包头的拐杖，他的姿态给人一种怪怪的狡猾的感觉。
　　“对他们我无能为力，”她说，听上去很沮丧。“没有人能拿他们怎么样。我猜我应该算是幸运的，今天是节日，只有他们两个人。”
　　“另外，”我补充说，“他们也许没有看到多少。”这句话忽视两件事：第一，就在我们站在这里的时候，已经有半打汽车和小货车开过去了；第二，无论布鲁克斯和他年迈的朋友看到什么，他们都会很高兴地添油加醋。
　　凯拉趴在玛蒂的肩上，发出淑女般的鼾声。玛蒂看了她一眼，又爱又恨地对她笑了一下。“我很抱歉我们不得不在这种情况下见面，我看上去像个傻瓜；因为我真的是你忠实的读者。卡斯特尔—洛克的书店的人说这个夏天你有一本新的书要出来了。”
　　我点点头。“这本书叫《海伦的诺言》。”
　　她咧嘴笑了。“好名字。”
　　“谢谢。在胳膊累断之前你最好把你的小宝贝带回家。”
　　“是的。”
　　这世界上有一些人，他们有一种本事，总是无意地问出些让人为难和尴尬的问题——这就像乱登门的才能。我也是这种人，当我跟她一起走向斯考特吉普乘客上车的车门时，我想到了一个好问题。可是很难责备我自己太热情。毕竟，我曾看见她手上的结婚戒指。
　　“你会告诉你丈夫吗？”
　　她的笑容还在，但不知怎的就苍白了些。也绷紧了。如果我们能像写故事时删除输入的一行一样删除问出来的问题，那我已经这样做了。
　　“他去年八月去世了。”
　　“玛蒂，我很抱歉。我有口无心说错话了。”
　　“你不可能知道的。我这样年纪的女孩甚至都不会被人认为结过婚，不是吗？如果她结婚了，人们会认为她的丈夫在军队里，或者差不多那样。”
　　斯考特吉普的乘客座位上有一个粉红色的婴儿汽车座椅——我猜也是在凯玛特买的。玛蒂打算把凯拉放进去，但我可以看到她很费力。我走上前去帮她，仅一刹那，当我伸过手去抓起胖乎乎的一条腿时，我的手背在她胸部拂了一下。她不能向后退，除非她想冒凯拉从椅子里滑出来掉到地上的风险，但我可以感觉到她记下了这次触摸。我的丈夫死了，不成为威胁了，于是这位伟大的作家认为在一个炎热的夏天早晨找点感觉是没问题的。我能说什么？大人物先生出现了，把我的小孩从路上抱开，也许救了她的命。
　　不，玛蒂，我也许能从四十岁一直活到一百岁，但我不是在找感觉。可惜我不能那么说；这只会让事情更糟。我感觉我的脸颊有点红。
　　“你多大了？”我问，那时我们已经把孩子安顿好，并又保持着一个安全距离。
　　她看了我一眼。不管累不累，她已经恢复了状态。“大得足以知道我所处的情形。”她伸出手来。“再次感谢，诺南先生。上帝在适当的时间把你派来了。”
　　“不，上帝只是跟我说我需要在乡村咖啡馆吃汉堡包，”我说，“或许是跟他老人家差不多的什么神。请告诉我巴迪还在同一个老地方做生意。”
　　她微笑着。这句话又让她脸上有了暖意，我很高兴看到这样。“等凯的孩子大到可以试着用假身份证去买啤酒时，他老人家还会在那里。除非有个人逛进店里，要一份虾做的苔塔拉基尼。如果发生那样的事情，他老人家就可能因心脏病突发而倒毙。”
　　“是的。好吧，当我拿到新书时，我会给你一本。”
　　笑容还挂在那里，但现在变成谨慎了。“你不需要那样做，诺南先生。”
　　“不需要，但是我愿意。我的经纪人会送我五十本。我发现随着我变老，它们攒得越来越多了。”
　　也许她从我的话里得出了我本来没有的意思——我猜人们有时是这样的。
　　“没问题。我会期待这本书的。”
　　我又看了一眼孩子，以那种怪怪的随意方式睡着——她的脑袋歪在肩上，可爱的小嘴唇噘起来吐着泡泡。小娃娃的皮肤太让我喜欢了——这么精细完美，似乎完全没有毛孔。她的红袜子队的帽子歪着。玛蒂看着我伸出手调整了一下帽子，这样帽舌的阴影落在她闭着的眼睛上。
　　“凯拉，”我说。
　　玛蒂点点头，“淑女样的。”
　　“凯是一个非洲名字，”我说。“它的意思是指‘季节的开始’。”然后我离开她，当我朝雪佛莱驾驶室一侧走回去时，对她挥了挥手。我可以感觉到她好奇的眼睛看着我，我有种最奇怪的感觉，我想哭。
　　她们俩走得看不见后，那种感觉还伴随了我很久；当我去乡村咖啡馆的时候还跟着我。我把车停在杂牌加油泵左边的泥土地面的停车场上，在那里坐了一会儿，想着乔，想着那个值二十二元五角的家用怀孕试纸。她想保留的一个小秘密，直到她完全确信。一定是这样的；还能是什么呢？
　　“凯，”我说，“季节的开始。”但这样让我觉得又要哭的样子，于是我走出汽车把门重重地带上，好像我可以用这种方式把悲哀留在车里。
　　第8章（上）
　　马迪·杰里森一点儿没变——一样肮脏的白色厨师服，一样油腻的白围裙，一样溅着牛血或草莓汁的纸帽子底下是一样的黑发。仔细一瞧，乱蓬蓬的胡子里还同以往一样沾着燕麦饼屑。他也许五十五，也许七十——先天好的人在这个年龄看上去还像是徘徊在中年的边缘。他身材硕大，走路懒洋洋地摇晃着——也许有六英尺四，三百磅——仍然是四年前那个优雅、机智的乐天派。
　　“你要菜单还是能背得出？”他咕哝着，好像我昨天才来过似的。
　　“你还在做乡村汉堡套餐吗？”
　　“乌鸦还在树顶上拉屎吗？”他用黯淡的目光瞧瞧我。没有安慰的话语，我很高兴。
　　“很有可能。我每样都来一点儿——一个乡村汉堡，不要乌鸦——一杯巧克力冰咖啡。很高兴又见到你。”
　　我伸出手，他显得有点惊讶，不过还是握了握我的手。厨师服、围裙和帽子那么邋遢，他的手倒很干净，连指甲都一尘不染。“哈，”他说道，然后把脸转向那个正在烤炉边切洋葱的脸色蜡黄的女人，“乡村汉堡，奥黛丽。”他说道，“把它从花园里拖出来。”
　　平时我总喜欢坐在吧台上，但这天却在冷气机旁找了位子，等着巴迪大叫一声汉堡好了——奥黛丽预备餐点，但她不送到桌上。我有些事要想，巴迪的饭馆是个好地方。旁边有两个本地客人在啃三明治，直接从罐子里喝苏打水，这儿不讲究；夏季的度假客除非饿急了是不会光顾“乡村咖啡馆”的，即使来了，你也很可能不得不骂骂咧咧地反他们踢出门去。地板上铺着凹凸不平、褪了色的绿油毯，和巴迪的厨师服（来这儿的度假客们也许没注意过他的手）一样，也不怎么干净。木墙板泛着黯淡的油光，墙板上方灰泥墙开始的地方贴着几幅滑稽的汽车标语——巴迪认为可以起到装饰的效果：
　　喇叭已坏——瞧我的手指头！
　　老婆和狗走丢。悬赏寻狗！
　　镇上没有头号酒鬼，我们轮流来凑！
　　幽默往往是乔装的愤怒，我以为，可在小镇里这种乔装通常很粗浅。头顶上三个吊扇无精打采地鼓着热风，软饮料冰柜的左边悬挂着两张捕蝇纸，上边点缀着被坑害的死苍蝇，间或几只还的还在蹬着腿儿。要是你看着这副光景还能下咽，说明你的消化机能还健全。
　　我想到两个相近的名字，那一定——也只能——是个巧合。我想到一个十六七岁上当了母亲，十九二十岁守了寡的年轻漂亮的女孩。我想到自己无意间触到她的乳房，想着这世界会怎么看待一个突然对年轻女人和她们周遭的一切发生兴趣的四十岁男人。但我想得更多的，是玛蒂告诉我孩子名字时我那种奇怪的感觉——那种嘴和喉咙里突然涨满冰冷、腥气的湖水的感觉，那种突然的恶心。
　　汉堡好了，巴迪不得不喊了两次。我过去取时他说：“你回来是打算住下还是收拾搬走？”
　　“为什么？”我问道，“你不想我么，巴迪？”
　　“不，”他说，“不过我们至少还在一个州。你知不知道‘马萨诸塞’在皮斯卡塔卡土话里意思是‘屁眼儿’？”
　　“你还是那么有趣。”我说。
　　“是啊，我喜欢文字游戏。跟我说说，上帝为什么要给海鸥安上翅膀？”
　　“为什么，巴迪？”
　　“这么一样它们就能痛揍法国佬了。”
　　我从架上取下一份报纸和一根吸管，然后绕到公用电话旁，报纸夹在胳膊底下，翻开电话本。这里你能拿着电话本随处走，因为它没有用绳子连在电话机上。可说回来，谁又会想偷一本卡斯特尔县的电话本呢？
　　上面有不下二十个叫德沃尔的，我并不觉得奇怪——就像叫佩奇、勃威或图萨克的，只要你住在这儿，随处都能见到姓这个的人。我心想这在哪儿都是一样的——有些家庭生得多，搬得少，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