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文化与潜规则(道破天机)-第7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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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论述不幸被言中。因此仍然花大量的篇幅进行摘录。
在原始公有制抚育下长大的人类，其内部产生了私有财产这种前所未有的东西，由此又产生了强制性公共权力这种闻所未闻的东西。你可以将私有财产的产生视作人类生产力发达的硕果，视作人类走向成熟的标志，你可以将强制性公共权力的产生视作人类结成社会的契机，但你不得不同时承认，人类的许多恶行全都由这两种东西而衍生
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你可以发现，贪污受贿就其基本性质、基本特征、基本要素、基本手法等等而言，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它如一块久治不愈的溃疡纠缠着人类。这一溃疡急性发作期所释放的毒素，在其他一些因素的配合下，很可能是致命的：无论是政权性质发生根本性变化的革命，还是换汤不换药的朝代更迭，甚或是让社会虚惊一场的民众骚动，其中都有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在程度不等地起着催化作用。
以贪污受贿为突出表现的腐败现象有违于人类正义，其最终受害者是一般民众，其恶果又是需要全社会来承担的。民众的反腐败和执政阶层内部的反腐败从未停止过，从这一特定意义上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腐败与反腐败力量旷日持久进行反复教量的历史，一部邪恶与正义的斗争史。
腐败问题在中国历来又是一个特别敏感的问题。
腐败现象在当代中国，有形形色色的表现，五花八门的手段，各式各样的内容。
取得政权即意味着取得责任；拥有统治一个国家的权力，即意味着对国家、对民族承担全部责任。
1989年，在新中国成立四十周年前夕，85岁高龄的邓小平大声疾呼：肃贪兴廉，我们已无退路。
建国以后的刘青山、张子善是最早被枪毙的贪污犯，他们的实际所得分别折合现在的人民币1。8万元和1。9万元。“三反五反”中的贪污犯多数都在几千元（折合数），与当今贪污受贿分子的非法所得相比，实在是“相形见绌”。
我国社会的公共权力体系由四大基本部分组成：执政党体系、行政体系、经济管理体系和社会管理体系。行政体系、经济管理体系和社会管理体系，每个体系都由错综复杂的高低职位阶梯构成，这是公共权力体系的总体骨架，这四大体系分解着公共权力。公共权力具体体现在每个职位上，通过千百万个职位来控制和分配社会的资源和价值。意欲谋取私利者只要处于其中一个职位上，就有了进行腐败活动的可能性。但请注意，这仅仅是一种可能性，不是一种必然性；而且，可能性的大小取决于规章制度是否健全和道德规范是否强有力等因素。
中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一度模仿苏联的高度集中模式，将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教育、体育、军事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统统置于国家的调控和管制之下，而且在管理手段上也采用了直接、微观的方式。这一体制的运转特征，在于公共权力介入社会的各个领域。有了这一特征，腐败现象的领域和地域分布之广，便是可以理解的了。
这一特征也决定了中国当前腐败现象的趋向。腐败行为有两种运动方向：在积累个人财富机会很多而公共权力的职位很少的社会，腐败的重要形式是用个人财富取得公共权力；而在通过私人活动来积累个人财富的机会受到多方面限制的社会，腐败的重要形式是利用公共权力中饱私囊。中国社会体制和权力结构的特性决定了腐败行为的基本形式是后者，即所谓后发型腐败。
政府管理领域，包括政府对立法、财政、税收、经济、工商、资源、产品等等的管理。由于上述体制特征，中国的政府管理领域极为广阔。
我国经济的总体特征是短缺。哪里有短缺，哪里就出现以权谋私的可能；哪里的短缺越严重，贪污受贿的可能性就越大——这是规律之一。
哪里存在权力垄断，哪里就出现以权谋私的可能；哪里的权力垄断越严重，贪污受贿的可能性就越大——这也是规律之一。
社会管理领域主要涉及普通公民的社会生活要求。更具体地说，便是行使部分行政权力、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基层单位，即一般所说的执法部门。
基层公共权力运作失衡的问题，其实是中国几千年来的老问题。“天高皇帝远”再形象不过地表达了这种状况。也就是说，尽管中国自秦朝之后建立起了一个中央集权国家，但实质上中央的调控能力越往下，越离开城市就越弱，到个别地区甚至完全消失。这也是造成中国人一盘散沙的原因之一。这里面有一个怪圈：基层政权越无力，越是不易受到中央控制；中央越是无法控制，基层政权越是无力。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其实质就在这里。在任何基层公共权力运作失衡的社会中，在上述的怪圈中，腐败现象都会蔓延，会成倍增长。
一位检查长说，目前已没有哪一个系统、哪一个行业、哪一个大一点的单位是一尘不染的，没有贪污受贿的人的。
贪污受贿之所以得逞，关键是贪污受贿者手中拥有公共权力。公共权力即政治。而政治，依孙中山先生的解释，即为“众人的事”。这就是说，贪污受贿归根结底是对全体社会成员的侵害，它对整个社会造成的危害与损失，远比绝大部分其他犯罪大。从这个意义上说，贪污受贿这种经济犯罪的意蕴已不仅仅局限于经济范畴，而是带着极为浓重的政治色彩。贪污受贿所招致的种种后果中，首当其冲的便是政治方面的后果。
从理论上说，在一个政府内部，其权力运行机制将是一种有别于过去任何政权的新型机制。下级服从上级当然是绝对不能动摇的，否则就不成其为政府，但这种服从，却是为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中间绝对不能参杂有任何小集团的甚至是个人的因素，尤其是绝对不能参杂有任何个人利益。然而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在权力机关内部，在局部范围内，金钱开始渗透到权力机制的运行中，成为上下级关系里的“润滑剂”，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成为一句空话。而被称为“进贡”的这种腐败现象一旦侵入权力机关，别说为人民服务了，就连一般政府机构所应当有的政治机制都将无法正常发挥作用。
江泽民在1989年5月的一次讲话中说：“腐败的核心问题是金钱和权力的交易。党政机关恰恰处于权力的位置上，如果都用权力为自己谋物质利益，经济怎么繁荣，老百姓岂不是变相地受剥削吗？”而有的学者更尖锐地指出，这种剥削是比资本剥削更恶劣、更野蛮、更原始的权力剥削。。这种权力剥削令老百姓特别痛恨和反感，还因为理论与实际的反差实在太大，几乎已经大到任何解释都显得软弱无力的地步。
国家的功能之一，是充当全社会利益的调节器。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社会里，国家调节的是各个阶级之间的利益分配；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国家调节着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分配，同时还通过制定各种政策，规定了每一个社会成员按尽量公平的原则（注意：是公平而不是平均。）从社会总体利益中取得某一份额。利益分配想做到让每一个社会成员都百分之百满意是不可能的。但只要大体平衡，也即分配不公的现象局限在大部分社会成员大体感到可以容忍的限度之内，社会的安定就有了最基本的保证。
堕落为贪污受贿分子的干部，依靠权力将社会财富中的相当一部分窃为己有，造成或者说加剧了社会利益分配上的不平衡状态。在当前的中国，对政体的不满就是对执政党的不满。社会是一个整体，各个系统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又以政治和经济的关系最为密切。尤其是在党政合一、政经合一、政社合一的我国，对政治产生影响的，终会波及经济；凡是对经济发生作用的，终要在政治上表现出来。
人类的历史告诉我们，经济秩序中一旦有贪污受贿这一条在发生作用，社会生活最终也会变得有秩序，但这是一种畸形的有序——将形成贿赂型经济，形成“系统化”的贪污。而这一点，恰恰又是和金钱作为权力机制运行中的“润滑剂”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在这种畸形经济中，没有公开竞争可言；在“背景”、“靠山”等权力因素的把持下，社会的机会只是少数人的专利，不仅效率无法提高，而且扩大了社会中各种形式的不平等。可怕的并不是混乱，而是贪污受贿、贪赃枉法、贪官污吏——权力与金钱的交换。
贪污受贿的影响
任何影响都是双向的（虽然双方的强度不一定均等）。贪污受贿影响着道德风尚、行为规范、价值观念、文化心理等等，但这些因素也影响着贪污受贿。
任何一个社会群体，都对其他社会群体起着或强或弱的示范作用。官员，因其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和在社会权力结构中所处的关键地位，其示范作用在各个社会群体中最大最烈。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干部队伍中出了一定数量的贪污受贿分子，对整个社会方方面面的冲击力自然也就特别强烈。他们对社会最强有力的示范作用集中在两点上：一是表明我们的社会中存在着不劳而获的余地；二是表明公共权力是可以用来谋取私利的。这两者通常又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以权谋私是不劳而获的最佳途径，也就是前面说的“权力剥削”。
贪污受贿，关键是个“权”字，有权才能换钱。我国本来就是一个权力崇拜程度很深的国家，官本位观念根深蒂固。经贪污受贿分子的现实行为一促进，民众对权力的崇拜程度就更深。于是，一方面出现了不择手段谋官做的情形，一方面又将自己手中哪怕小小的权力发挥到极限，形成“人人受别人所卡，而人人又都去卡别人”的怪圈，社会风气每况愈下。
贪污受贿的另一方面又是以钱买权，也就是说，没有权，有钱也百事不愁。这又促进了“一切向钱看”风气的形成和发展，拜金主义思潮日见泛滥。拜金主义思潮达到一定强度，就将由观念转化为实际行动，渗透到政治领域（权力运行机制中的“润滑剂”），渗透到经济领域（贿赂型经济的倾向），渗透到社会文化领域，金钱成为一切人际关系的维系。权、钱、人际关系在一般人眼里成为：权是爷、钱是爸、人情是孙子。人心中的权力崇拜、拜金主义，自私冷漠的一面，由于贪污受贿的示范作用而暴露无疑。
贪污受贿能得逞，关键的关键是掌握权力，而且权力越大越好，也就是说，要做官和升官。在我国现有条件下，想当干部或者想升迁，绝大部分取决于上级的评价和提拔。这一方面加深了上下级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另一方面又使同一单位内部的权力斗争加剧。这两方面归根结底使我们社会的人际关系更不正常和更紧张。
贪污受贿，以其利用权势不劳而获而对整个社会进行着强有力的示范，影响广泛而深刻。我国发生的“道德危机”，其贪污受贿得对此负很大的责任。
与政治方面的损害和经济方面的损失相比，社会文化心理方面的影响更难消除。这是因为社会文化心理的变化机制非常复杂，是许多因素联合作用的结果，一般地说，按原样倒着变化回去是不可能的；有的东西丢失了可以找回来，但有些东西是永远无法回归的——特别是在一个剧烈变动的年代。
贪污受贿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特性。达尔文说：“任何生物的生存都必须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外部环境。”这句话应用于人，就有两层意思：当自己不适应外部环境的时候，就改变自己；但外部环境不适应自己时，尽自己力量改造外部环境。而这句话用在贪污受贿上，就可以说它要制造出一个适合它存在的藏垢纳污的社会环境；这是一种心理上的需要，也是为了生存下去的需要，更是逃避谴责和制裁的需要。其理想是在不引起人们特别注意的情形下壮大到迫使人们不得不承认它的合法存在。
干部的一举一动不仅是在向民众进行示范，同时也是在向其他干部进行示范。尤其是当贪污受贿者没有受到有力的惩罚的时候，即便是其他干部能运用意志力约束自己不竞相效仿，但他们内心的骚动却不是那么容易平息的。作为精神支柱的共产主义理想突然变得模糊而遥远，理想与信仰一旦泯灭，随之而来的自然是革命意志衰退。
贪污受贿的扩散功能分为垂直扩散和水平扩散两种方式。
垂直扩散也可称为线性扩散，因为它是沿着权力网络向上或者向下进行的扩散。扩散的常见形式，有下级向上级行贿、下级使上级贪污、上级向下级索贿、上级纵容下级贪污受贿、上级命令下级行贿受贿、上级命令下级贪污等。
水平扩散是指在同一层次人员中的扩散。水平扩散也可称为散点扩散，因为它不象垂直扩散那样有一个网络可以追循。
我国的社会体制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本质的不同。资本主义社会体制围绕着私有制展开，经济领域、社会管理领域与政治领域的调控关系不那么紧密，政府不是直接管理这些领域，而是间接管理，因此留下了腐败行为产生的空隙，主要表现为资本与政治的利益结合，表现为资本对政治的干预上。我国的社会体制围绕公有制展开，特征是公共权力介入社会各个领域，党政合一、政经合一、政社合一。这样的一个治理体系，在招募人员上具有严格的制度，一般人不可能通过非正常渠道进入这个组织严密的治理体系。这体系若是运转正常的话，就不存在着金钱对政治的干预问题，不存在新财富得主凭借其财富进入这个政治系统的可能性。但是，由于愈演愈烈的贪污受贿之风的冲击力和腐蚀力，这个“天衣无缝”的体系已经出现了缝隙，以钱为媒介进入我国干部队伍的口子已经被打破。
用钱买权是为了以权捞钱，以权捞钱的同时，又实现了更大规模和更高层次上的用钱买权，到头来，捞到的钱是付出的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官阶也越来越高，这就是说——名利双收。人们会发现，官场比商界“利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