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枪老太婆-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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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点点头，说：“那时候我还不懂，现在亲眼看见这么多同志牺牲，我都有点迷信了。”
他拍着我说：“好吧，说点别的。明天我要赶回华蓥，先安排一下，然后经大竹、邻水、渠县到武胜、顺庆，一路清点队伍。组织上给了我三个月，时间太紧了。要不然，我真想在这里多住几天。”
我看了他一眼，笑着说：“算了吧，有你的这句话就行了，我不拖你的后腿，你现在是司令呢。”
第二天，吃了早饭，我送玉璧上路。已经是初冬了，一出门，就是大雾，我们沿着江边慢慢地走，白茫茫的浓雾中，隐隐传来船工的号子声。我说：“重庆就是这雾太讨厌，一到冬天，叫人透不过气来。”
玉璧却说：“雾好呢，我们的好多仗，都是在雾里打的。”我斜了他一眼说：“也不知道苏联有没有这样大的雾？如果没有，那我学回来的本领不是就用不上了吗？”
玉璧听了先是一愣神，接着醒悟过来，笑了笑，用手悄悄点着我的鼻子说：“你呀，就晓得拿我的过错，调皮捣蛋的！”我叹了一口气，说：“去苏联以前，我们还要见一面吧。”他说：“当然，不论是你回华蓥，还是我下来，要到时候再说。如果实在不行，也没关系，组织上会帮你安排好，时间也不长，一年半载。”
我又说：“那两个孩子呢？是送回去还是留在重庆？”他想了想说：“算了吧，这么多年来，敌人都闹着要斩草除根，躲都躲不了，还往虎口里送什么，就放在这里，请曾三姐代管吧。只是我没法来照看他们，现在孩子们看见我都不亲热，二天恐怕认不得我这个当爹的了。”
我没说什么，心里只是想出门由路，如果我也一年半载地回不来，孩子们也会认不得我的。
太阳出来了，浓雾慢慢散开，我才发现已经到了化龙桥。时间不早，不能再远送了。我喊了两部黄包车，叫金积成和玉璧坐上。车都走了好远了，玉璧突然想起什么，跳下车急急地跑回来，对我说：“黄锡成住在磁器口的表哥，姓路，是个连长，工作已经做好了。有什么要紧事，你也可以找他。”
我点了点头，他跳上黄包车，和金积成一起走了。当时我怎么也没想到，这次分离，竟成了永诀。
初涉商界
冬月间，谭老五从山上下来，带给我一封信。我一看是王道纯的笔迹，上面写着：“会议决定你在重庆设法经商搞运输，做经济支援，徐清浦来合川另有任务，详情由谭老五面告……”
我看了这张条子，脑筋一时转不过弯来：一心只想去苏联，怎么又要我改行经商？
谭老五说：“大哥回来之前，我们上面都没动，这回一听说真的成立红军了，都高兴得不得了。大队伍又调回山上了，决定以河东七场为根据地，大竹后山作后备，等大哥从广安、邻水那边回来再动作。敌人没有兵，不敢到华蓥来，就派了些便衣特务在乡里活动，路上的卡子也查得紧了。如果要行动，就得变装，穿敌人的军服，所以要你想办法打两百套军服出来。再说我们现在扯得这么宽，又要孤立军阀，就不能老去打地主，打土豪。组织上开会研究了，让你先想办法搞点钱，对山上作些经济支援，起码每次的军需品，不要山上拿钱下来。”
晚上，我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苏联暂时不去了，该不会是场梦吧？无凭无故的去打成百套军服，别人不怀疑吗？再说，我手边存着的薪水，一共不到两百元，自己要用一点，百多元也只能打几十套……越想问题越多，搞得我昏昏沉沉的，也没想出个十全之计来。
第二天，我找一个老师把课对调了，一大早就去找徐清浦，传达了组织上要他去合川的事，同时把山上要军服的事情说了，希望他能出些主意。他满不在乎地说：“这有啥子问题，开个服装铺自己搞。”
我说：“哪来这么多的本钱啊！”
他又笑着说：“要不了好多本钱，佃个铺子就行了。”
我们就认真地商量起来。徐清浦是个细心人，一个上午下来，连那些细节都设计得周周全全的，临走时我对徐清浦说：“怪不得人家喊你叫智多星，我昨夜想了一夜都没想出个妥善的法子来，你一说我就开窍了。”
我兴冲冲地步行回校，走到七星岗，看见一个服装铺里坐了一个女工，正在缝纫机上打衣服。我想女的好摆龙门阵，就借打衣服与她搭上了话。没说上几句，就知道了这家铺子的老板姓黄，是女工的哥哥，要去眉山做事，这铺子正想顶出去。
我一听，连忙找到了黄老板，问他打算要多少钱？
黄老板说连租金、押金、机器在内，只要千多块钱。我看他铺子上摆着六部机器，铺面两丈多宽，三个套间，两楼一底，地方也还适中，就说：“我给你找一个人吧！”接着把我的地址告诉了他。我急急地告辞出来，走了几步又站住了，在隔壁布店里扯来七尺阴丹布，找他做一件旗袍，给了一块银元的定钱，约定后天来取。
我回来就对谭老五说：“你回去告诉你大哥，说的事一定照办，先打上几十套军服没有问题，要是有款子带点下来。”谭老五说：“现在队伍扯得那么宽，到处都要钱，要款子有困难，恐怕要你自己想办法。”
那就自己想办法吧。
隔了两天我去拿衣服，那女工说，他哥哥到眉山去了，顶铺子的事要开了年才能决定。
离寒假还有十多天，我提前把课考试了，领了五十元薪水。我一个子儿也不敢花，揣上就往七星岗跑。正好，黄家老板从眉山回来了，我把五十块钱交给了他，算作定钱。腊月间，他的账主很多，又要忙过年，这五十块钱虽然为数不大，却是雪地送炭，他直是点头，说：“这铺子一定顶给你，其他的款子好商量，分期付就行。”
虽然铺子有些眉目，没有拿到手总是不放心，就说不会变卦，也要开了年才行。再说开个铺子，要机器要人，我一点经验都没有，还要去讨些见识。学校放假了，我就退了聘，天天在城里遍街跑。听人说机房街盛家公司是专门卖缝纫机的大铺子，还附设了几个缝纫厂，我就跑去看。满屋子的缝纫机，一架一架地摆着，我站在机器旁边，心里正盘算，公司里的一群女工下班出来了，其中一个叫徐志群的认识我，招呼说：“陈老师，你买机器啊？”
我随意回了一句：“是的，我想买机器，开个铺子。”这些女学工听说要开铺子，都围拢来，七嘴八舌地打听。
我说：“怎么？你们学出来，还要自己找铺子？”
徐志群说：“是呀，不自己找，到哪里去做工？”“我们快要出师了，就在愁没有地方去呀。”
我想这些女学工，一个个都是十多岁，多单纯，就说：“愁啥子？求哪个？我们二天开个女子服装店，欢迎你们出来参加。”
她们听了，高兴得直跳，当时就围了十多个人过来，家也不回，饭也不吃，就围着我在机器边讨论起来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谈得很热闹，最后决定有钱的出钱，有机器的出机器，一百元一股，我负责找房子，当时就凑了五六部机器和三四百元钱。谈完了，我招待她们去吃小面。我是个急性子，她们比我还要急，恨不得明天就把服装店开起来。
真是意想不到的收获。我一边往回走，一边埋着脑壳打算，走到小梁子，听见有人喊我。我一看是雷忠厚，就把开服装店的事跟他谈了，他说：“好事情嘛，我家里还有一部机器空起的，你拿去用就是。”
这样一传十，十传百，铺子还没打开，要求参加的人就不少了。我对经商没有搞过，但还是有许多打算。我想把铺子开宽点，开个服装店，还可以组织刺绣、织袜、染色，制化妆用品……想得天花乱坠的。这样一方面可以团结许多妇女，将来好做工作，更可以多赚些钱，解决山上的困难。可是到底怎么组织，我也搞不清楚，就到外面商店里找来一些简章作参考，自己拟了一个简章，然后去找一家公司的经理请教。他看了以后说：“就是这样的，不过后面还要举出社长、经理、出纳、会计、总务、保管等人的名字。”我听了很诧异：“要这么多人干啥子？”
他笑了笑说：“怎么不要这么多人，有这么多事啊，而且这些人还要领薪水哩。”
我吃了一惊说：“才搞起来，哪来这么多钱给薪水？”他说：“薪水算什么，还有耗损费、水电费、营业税、印花税、所得税、保甲费等……一个月要几百块。”
我把那些要参加的女工都找来，讨论了简章，又提到那些困难，问她们搞不搞。她们表示开始不要津贴，机器分红的利息低一点，只要够吃饭就行了。大家决心很大，我提议取个“先声女子实业社”的名字，表示妇女独立，我们要先行的意思，大家一阵鼓掌表示赞成。
我住的李子坝离城内很远，徐志群的妈妈住在离七星岗不远的太白楼，那里又谨慎又方便，我就搬过去和她同住。这时，一个叫王莉蓉的女工探听到川东师范要打一批法兰绒的衣服，说其他铺子要两块钱一套的工钱，我们要是便宜点，可以接过来打。大家说好是好，可是我们现在机器不够啊。
我说先接过来再想办法，接着一口气跑到七星岗黄老板的铺子里，把这情况谈了。黄老板算了一下说：“这笔货接得，自己买布料套起裁，可以节省很多料子，搞得好，大约要赚七八百元。”
我问：“一天一部机器要打多少套？”
他说：“这是门市货，要做过细点，打得快的一天打五六套，慢的最少要打两三套。”
我算了一下，有五部现成机器，一天一部拉扯打四套，如果加一班，人停机器不停，一天就可以打四十套，十天就是四百套，赚上七八百元，就可以做基金了。这生意确实做得。
我又一趟跑到川东师范，总务主任姓路，我们原来就认识，一见了面我就说：“你们的货我们打。”
路主任听我这么一说，莫名其妙：“陈老师，打什么呀？”“你们学校不是要打一批法兰绒的衣服吗？”
他一听，看了我半天，摇头摆手地说：“开啥子玩笑啊？陈老师教书教得那么好，来当裁缝老板？”
我说：“当真的，谁哄你，裁缝老板不是人当的呀？”
随后我们就认真进行了讨论，决定先打四百套，比外面少两角钱一套，另外每套提五分钱作他的回扣，十天交货，先交了五百块定金。
回到太白楼，把情况给王莉蓉她们谈了。她们又惊又喜，为我捏了一把汗，说什么东西都没有，接了定钱怎么办？我说不要紧，事在人为，于是又跑到七星岗，看见黄老板铺子对面，正在整修一个铺面，很宽敞。房子老板姓倪，我去对他说，你的房子我要了，说着就要交定钱。这倪老板，本来也没打算出租房子，就说：“陈老板，你忙什么？这房子还没有修好，连壁头都没有糊呢。”
我说：“没有关系，我们迁来后，该怎么糊就怎么糊。”说着又把定钱加了十块。
当时重庆商业不景气，佃铺子还不困难，倪老板也是在年关期间差钱用，看我这么爽快，连忙叫人把屋里的家什收拾收拾，答应了。
房子有了，机器有了，工人也有了，可是这么大的一批活，又是头一次做的面子活路，没有一个过得硬的裁缝怎么行？还得找个技师。我就和徐志群一道，一起去找她的师傅陈树安。
陈树安是在上海学的手艺，技术很好，就是脾气有点古怪，和好几个老板合不来，现在闲耍着。我们把情况谈了，他很高兴，说：“你慌什么，要多少工人，我帮你找，机器也有。现在的失业工人多，就是怕没有事做。”
我看他很直爽，就问他要多少工资。
他说：“没有关系，做下来看吧。”
我说：“好吧，我们都是自家人，先干起来，打了一批货再说。”
他又问了订货的价钱和数量，随后我们一起到都邮街华华公司去订了面料，当天下午就到川东师范去比了几十个人的尺寸，晚上就开了工。
第二天，徐志群带来一些盛家公司的女学工，陈树安又找来几个男技工，搬来十五六部机器，安在两间房子里。没有案板，就把门板卸下来搭起，有些女工还回家去把被单拿来作垫子。陈树安又是比又是裁，一个人搞不赢，就在打工中找两个出来裁。为了赶工期，晚上我租了一盏大煤气灯来，照得屋子里满堂亮，只听见刷刷刷的裁剪声和啪啪啪的缝纫机声。打到半夜，我叫了一个卖担担面的来，对工人们说：“你们吃多少算多少，我给钱，不扣你们的工资。”工人们都高兴，陈树安说：“我们大家得努把力，才对得起人家陈老板啊。这法兰绒衣服，别处都只给两角钱一套的工钱，这里是三角钱一套还包夜宵，这样的仁义老板哪里去找？”
工人们白日夜晚地打，我也白日夜晚地陪着他们，站在机器旁边打打杂，帮助他们递递东西，也顺便学点手艺。夜深了，照例要到街上去找卖炒米糖开水、油茶鸡蛋或者担担面之类的加夜餐，还和他们摆些笑话龙门阵，振奋精神。
刚刚四天的工夫，四百套衣服就做完了，用黄包车给川东师范送去，一长串车子一直停在学校总务室门口。路主任叫人清点了数目，很满意，如数给我开了张支票，真是钱货两清。临走时，路主任说：“陈老师，你做事这样干净利落，又守信用提前交货，以后我们有了什么货，还要找你们打，其他学校的活路也可以帮你介绍。”
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这第一关总算过了，突然想到何不趁这个时候，赶紧给山上把急需的军服打了，就赶紧去抱了四匹布来。陈树安一叠十几层，一叠一剪，不多一会儿工夫就裁好了一百套，当天晚上大家又赶了个工，就做了出来。第三天，金积成来了，还带来一个叫李士民的同志协助我的工作。他一听说军服打起了，高兴得不得了，一拍巴掌说：“现在到处都堵得紧，我们就是等着用这些军服去混过敌人卡子。大姐，真没想到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