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得不杀人--以色列美女特工自传-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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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马路上漫无边际地走，漫无边际地想。百货店的收音机里正在播放一首我烂熟于心的歌，我不想再听，可是不由自主，我还是放慢了脚步去听。不由自主，我还是觉到心里一点一点，有了难以名状的刺痛。
生养我们的故土
养大我们的故土
不管你发生过什么……
这几句歌词压过了我的困惑。是啊应该坚定，哪怕对于所发生的一切我还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不要怀疑了，往前看，想想那些为这个国家死去的人，再想想那些未及成年就死去的人。和他们的牺牲相比，你做的又算什么呢”，我的职业意识在叫喊。
“应该怀疑，应该重新看待一切，这是我们数千年的力量所在。就是为了这个，才有那么多的人死在耶路撒冷的远方”，我的自由本性在低语。
两种对立的声音在我可怜的脑子里互不相让，就像它们在多数海外犹太人身上都曾有过的对抗。生在以色列的以色列人，不会有这样的心理挣扎。他们听到的只有第一种声音。而我们不一样。除了历史和传统，父母还给了我们一样东西：选择，他们的选择，不返回以色列的选择，不让我们出生在以色列的选择。因为他们不想再面对战争，宣传和操纵。并非他们是胆小鬼。他们不过是想要尽可能多一点的自由。
对于我，一个把以色列放在心里至高无上位置的我，所面临的种种仍然如此艰难。
2001年2月14日：一辆由巴勒斯坦恐怖分子驾驶的公共汽车撞向特拉维夫南城某车站等车的人群。八名以色列士兵死亡，二十八人受伤。
我试着说服同伴跟我一起练习Krav Maga，以便改进我们的工作方式。和提拔、奖励 、退役问题比较起来，我的提议显得没什么实际价值。何况和上司作对得不到任何好处。由于我“黑羊”的特殊身份，我被视作一个不可接触的人，特别是不能频繁接触以免引来上司的责备、惩罚和其他诸如此类的待遇。
每次和同伴聊起“活儿”的时候，我还是一如既往，百般抱怨。
有一天，我很意外地得到了其中一个同伴的回应。原因嘛：他在这次任务中备受“考验”，刚刚归队。在那种情况下真的应该采取行动吗？大卫总是用这句话来和我开始沟通，然后问我一大堆关于Krav课程里求生方法的问题。我咨询了一下，然后给他介绍了一个就在他家附近的教练。他试听了一堂课，和我当初一样，他对自己身上的障碍程度感到非常吃惊。面对困境他想打退堂鼓了。我鼓励他别放弃，不过我觉得他不像我那么有动力。
在欧洲“度假”的那几天——就是以我自己的方式训练——我收到他的邮件，全文如下：
“主题：Krav Maga Shalom Hadag，这句话是要告诉你，我放弃了Krav Maga的训练。我相信这是一个曾经的错误选择。今天和指挥官谈了，他让我认识到，我并不需要Krav。我们的训练是正确的，而很显然krav 和我们的行动性质不相附和。我知道你曾经历过许多困难，我能理解你的出发点，但并不赞同。请你不要试图让我改变主意，我决定继续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去斗争。
长官非常理解人，他不会在我的档案里对此事留下记录，他是一个好人，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和他过不去……我不认为Krav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它也不适合我们，所以，请你至少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不管怎样，我知道你为我做了很多，我为此表示感谢。
再见。大卫。”
紧接着是那个亲爱的“好人”指挥官发来的邮件。他不惜笔墨地解释了一大通：
“我一直对你保持了足够的耐心，可是这一次，你太过分了。你不应该鼓动同伴学你的样。今天我得知，大卫跟了一段krav Maga课程。是他自己告诉我的。让人高兴的是，他不像你那么固执，已经停止。
Krav Maga是你自己的个人选择，乌里接受了，所以我没有异议。但是这只能视为一个特例。我会忘记这件事，因为乌里要求我特殊处理。他说，你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这不无道理。
事情到此为止，但我不会忘记。等你回来，我们再认真谈谈。”
他还算友好，可是既然到此为止，他还等我回去谈什么呢？第三封邮件是乌里的：“主题：你！
我尽力了，可惜大卫很不上路。下一次，记得要找一个足够坚强的人。大卫蠢到以为老老实实说出来就万事大吉。结果呢：你的头儿勃然大怒。我和他谈过了，要他特殊对待你的问题，他不会对你怎么样的。
你明白吗，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认为不是每个人都能练习Krav的。这人得是一头‘黑羊’才行。再次提醒你，下次到禁闭室或者监狱里去挑你的备用人选。在那种地方，你总能找到最勇敢自信的人。
好了，忘了这些，干活去吧！要准时完成任务。这才是最重要的。”
两天后回到总部，我和指挥官进行了一场很不愉快的对话，又发生了新的冲突。大概是决定要彻底解决问题吧，他把几个没有出任务的人都叫来参加关于训练问题的“讨论”。他玩了点手段，征求我们每一个人的看法。同伴们觉得我是主角，所以都不开口，等着我申诉原因，然后再支持我一把。轮到我的时候，我是最后一个，指挥官声称他没必要听早已经知道的反调。既然没有人发言，就是说多数人对这个讨论都不感兴趣。他于是宣布讨论到此结束。我强烈抗议。我们发生争执的时候，这些同伴的在场也没让他有什么责任感，他居然转身走了，然后傍晚时分把我叫道他的办公室。在他那儿，他通知我有可能将我调往其他部门，“我的创新工作方式”不会造成什么混乱的部门。
这个决定当然还只是纸上谈兵，但整个部门还是都传遍了。我受到一个同伴的邮件：“大家都知道了，但你不要就此放弃。此时不做，更待何时。缺的只是机会而已。我还是认为，唯一的出路是大家团结起来。（我知道，这一年来你反复这么说过……）以色列工会？要不我们罢工吧？
反正，别同意把你调走。如果你的想法现在不能实现，那就永远没机会了。如果他想赶走你，那就有他好看的，因为留在我们手上的活儿还不少呢。依我看，他是走投无路了，他耍威风是因为他辙了。所以没有理由向他让步。我们总可以试试把？
只有一件事情令我放心不小，那就是你。我担心你一走了之……”
我不是第一个想脱离这行的人。在我之前有不少人试过。通常上面给予的回答就是把你关上几年。一般情况下是二十五年，而且相当一部分时间是单独关押。能说话的也就只有牢房的墙壁了。我见过一个已经被放出来的，这事儿基本没人知道。这是我以前一个搭档的朋友，刚坐完十七年牢，这倒不是对他所作所为的惩罚，而是过这么长时间后，他所知道的一切就不构成国家机密了。我亲眼看到了这个人的景况，四十来岁，憔悴，呆滞，活在一个昏昏噩噩的世界里难以自拔。我可不想步他后尘。
那些机灵些的，就不辞而别。一般总能被找到。这个世界，能藏身的地方是越来越少了。一旦回来，面临的仍然是入狱还是继续干的要挟，他们选择了后者。
我知道的人里面，有三个成功逃脱的例子。一个在越南落脚，开了一个比萨店。对那些西方人来说，这餐馆就跟沙漠绿洲似的，尤其是对那些不习惯吃亚洲菜的美国人而言。我和联系上了，他建议我去找他。那边还能开上几个比萨店，而且按他说的，在那儿没人能把我们怎么样。
很多以色列人到印度去，特别是在兵役后期。一个同事就在那里找到了安身之处，为延长长期签证他使出了浑身解数。
第三个嘛，进了一家加拿大公司，经济咨询方面的。他坐过一段时间牢，但手里有一份名单作为要挟。那东西上有不少重要主顾的资料，使他得以过上平静的生活。不过他还是需要小心令人不愉快的尾巴。
至于我，一直在寻找脱身的最佳方式。说实话，到越南或者印度过一辈子对我毫无吸引力。要么太潮湿，要么就太热。加拿大呢，又太冷了。
看到我长时间这么心不在焉，乌里受不了了。有天傍晚他把我叫到办公室，向我“仔细”说明他们对下面几个月的考虑。凡是总有回报的一天。不少人没等到这一天，但乌里认为这是“可以接受”的损失比例。见我对无动于衷，乌里显得很吃惊！他换了一种口气，转而向我描述严重的后果：如果我心理崩溃或者卧床不起，我将会被送进哪家哪家“医院”。我很清楚，他不是在吓唬我。没有人能够跳出这个圈子，否则就有我这样的人会学样。我们的生活就被那句口号左右：要么行动，要么死亡。
那个在越南开比萨店的同事刚刚被逮捕了，罪名是涉嫌毒品走私。他也好，我也好，都从未沾过毒品的边。我们都极其厌恶这种东西。再说，他曾亲口告诉过我，他的比萨生意养活自己绰绰有余。所以，我怎么可能相信他做这种生意？我和乌里说起这些。他回答我，监狱里多的是无辜。我明白他的意思。
乌里想帮我，因为我这人对他的胃口。但他也认为我必须被孤立起来，我的行事方式不能推广，而且在他看来，我的训练理念在队里行不通，执行任务的时候也行不通，因为对手开始了解我们了。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我离队，尽可能平安地过完我的余生。他相信，我也就能再撑过三四年吧……
我得到的唯一好消息是，我不用再去原来去过的地方执行任务了。我已经过于引人注目。坏消息是，他们派我去的地方，要么情况不妙，要么偏僻之极，要么就是我完全不熟悉的随便什么鬼地方。他们指望这能让我改变注意。
谈话结束的时候我心情沮丧。接下来我告诉自己，会对付过去的。我在灰心丧气和对光明未来的憧憬之中摇摆不定，后一种心情能让我日子好过一点，那就是它了！有时候我会退而以旁观者的身份分析自己的状况，不知道自己怎么才能真的摆脱。我已经很久很久都都没有家庭生活了，我也没了健康。现在再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
几个月过去了。又一次，乌里在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时候找我来了。我大吃一惊。
“工作怎么样，”他勉为其难地想让语气显得愉快一些，“有进展吗？什么时候出发？”
“还没呢……”
“该抓紧些。什么时候动身？”
“等这边完了之后。”
“听着，”他说，“抓紧，然后出发。回来的时候要当心。”
“为什么？什么意思？”
“就这意思。”
“你知道我所不知道的原因，对吧？”
“我只是担心你不够警觉，不够谨慎罢了。你要离开的想法让所有人都不高兴。”
“我必须特别小心某些事情对吗？”
“按我说的做，不要放松警惕，即使是对自己信任的人。小心你的左肩上方。”
“我的左肩？什么我的左肩？”
“我说完了。”
“为什么提醒我？”
“你以为共事八年之久，我还能和你划清界限吗？”他反问我，笑得不同寻常。
是啊，我心想，但没让自己表现出来。
“这么说‘他们’要和我划清界限了？”
“赶快做完手里的活儿，”他打断我，“就这样。”
他的走和来时一样，让我疑惑万分，毫无思想准备。他到底想说什么呢，关于左肩？
没错，我决定离开，而且正在筹划，就这么简单。我的合同到期了，我明白这丝毫不意味着我“尽完了义务”也不意味着他们会同意我脱离，但是我不后悔自己的决定。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难题。他们不可能听凭我就这么一走了之。如果他们命令我留下，而我坚持要走，那他们就失去了威信，这对他们控制手下很不利。再说，这确实不是那种用高压约束就能干好的工作。如果我没有了诚意，就该给我一条出路。我糟糕的健康状况也许是一个理由，但在他们看来，却更应该是我战斗到最后一刻的理由。为了避免我们之间最后的谈判，我决定不撕破面子，选择不声不响地离开，但愿他们能随我去了，息事宁人。
现在，既然乌里以这样的方式来提醒我，也许我该重新考虑自己的计划。
我干完手里的活儿，按原计划在2001年2月动身了，盼着这是我最后一次任务。很不顺利。在和对方交火当中，我头部和手臂都受了轻伤。我昏迷了一整天。醒来的时候，我失去了一部分记忆。地点，日期，都在脑子里乱成一团，毫无头绪。完全想不起来我在哪里，干了什么，又怎么到的现在这个地方。几个当地人看护了我几天，告诉我现在是在黎巴嫩。直觉告诉我必须马上走，可是我却很想留下来。一个声音对我说，不要再会以色列去，否则会有危险。这种状况之下，去哪里呢？
在机场，我下意识地到行李寄存处取了自己的护照、钱和药片。我想都没想，买了一张去雅典的机票。就像是条件反射。从雅典我转到伊斯坦布尔。直觉告诉我，会法国去。我又买了一张飞巴黎的票。我的钱也不够去别的地方了。我慢慢好起来。记忆断断续续地回来了，我被一种难以言状的焦虑所占据。我觉得有危险，但又说不清这危险从何而来，为什么而来。
在候机厅，我要了一本咖啡想让自己放松点，这时候一个同事从我身边冒了出来。我认出了他，这人曾在我手下工作过一段时间。我笑着叫住他。
“你怎么在这儿？”我问。
“去‘工作’。”他高兴地回答道：“你呢？”
“回去……我想……”
“你想？为什么是你想？没事儿吧你？”
“我想……”
我注意到他的左手包着纱布。
“受伤了？”
“问题不大。你碰到什么事了？”
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不太踏实。他没再问我什么，聊了聊他的家庭，他的打算。我们彼此都很愉快。我登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