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会战-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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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日军中国派遣军由于确保占领区安全和扶植傀儡政权的需要，对华中地区极为重视。当时，武汉外围的中国守军，长江以南是陈诚、薛岳指挥的第9战区，长江以北为李宗仁指挥的第5战区，这两个战区的兵力加起来近100个师，并对日军第11军形成了一种包围态势。
为了打破这种不利态势，中国派遣军指示第11军不断地对周围的国民党军队进行打击，以动摇国民党军的抗战意志，迫使蒋介石早日妥协屈服，并推进汪精卫伪政权的出笼。
日军第11军针对当时的情况，将打击的重点放在以长沙为指挥中心的第9战区。因为长沙是中国中南地区的军事重镇，攻占长沙，一方面可以南攻衡阳，西指常德、桃源，扼两广之咽喉，控四川省之门户，将中国军队压迫在川黔境内；另一方面，当时第9战区为中国战场的主体，中国守军近四分之一兵力都在第9战区。日军企图通过进攻长沙，达到击溃、消灭中国军队主力之目的，最终早日解决中国事变。
为此，日军第11军先后于1939年9月、1941年9月、1941年12月对长沙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进攻作战，即长沙会战。
薛岳接待外国记者
日东条英机（前排左三）内阁成立。
1938年11月下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湖南南岳召开军事会议。第3和第9战区的司令长官、军团长、军长、师长等100余人出席了会议。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等也应邀参加。会议在蒋介石主持下着重从军事角度检讨了过去抗战的得失，判断了当时战争的形势，确定了以后二期抗战的军事战略方针，并据此调整了部署。
蒋介石在会上提出了划分抗战阶段的设想。他说，此次抗战，依照预定的战略政略来划分，可分为两个时期，从“七。七”事变到日军占领武汉、岳阳为止，是抗战的第一时期，此后属于抗战的第二期，即“我们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时期”。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制定的第二期抗战的战略方针是：“连续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与反击，以牵制消耗敌人，策应敌后之游击战；加强敌后方之控制与袭扰，化敌后方为前方，迫敌局促于点线，阻止其全面统制与物资掠夺，粉碎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企图；同时抽调部队，轮流整训，强化战力，准备总反攻。”
这个方针的特点在于，注意了游击战争的作用，决定派遣部分力量争夺敌后控制权；对正面战场的主力部队，虽然要求发动有限攻势，但侧重于整训部队、恢复和培养战斗力，亦即保存实力，这是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蒋介石一直强调的核心问题。
按照战争形势的变化及新战略方针的要求，南岳军事会议决定重新划分战区，调整部署。此次全国共划分成第1、第2、第3、第4、第5、第8、第9、第10战区；敌后新设鲁苏和冀察战区。
继南岳军事会议之后，1939年1月下旬，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会议内容涉及第二期抗战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各个方面，其主要议题是抗战和党务问题。在这两个主要问题上，五届五中全会表现出积极与消极方面交相并存的双重性。
在抗日问题上，五届五中全会基本上坚持了继续持久抗战的立场。武汉会战后，日本改变了侵华策略，着重从政治上进行诱降。中国国内、尤其是国民党内妥协求和的空气再度上升，对此，五中全会在其宣言中重申：“吾人所求为合乎正义之和平，非屈服之和平，屈服只以助长侵略。中国若怵于日本暴力，以屈服谋一时之苟安，则将降为日本之殖民地。”表达了坚持抗战的意向。蒋介石也在题为《以事实证明敌国必败我国必胜》的开幕词中，批评了对日和平的倾向，表示要坚持抗战。不过，蒋介石虽然当时反对对日妥协，但并未完全排除与日本谈判求和的可能性，问题在于时机和条件。
1939年10月，国民党军第2期整训完成，部队战斗力有一定提高。适值第一次长沙会战之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判断日军可能增兵再攻长沙。为进一步消耗日军，乃决定将整训部队主力分别拨归第9、第5、第3战区和第2战区，准备于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全面对日军发动冬季攻势。上述4个战区为主攻战区，其他战区实施助攻。
此次冬季攻势无论是作战规模，还是军队的战斗意志，均大大超出日军意料，给了日军以相当大的打击。
为总结第一次长沙会战的经验教训，探求日后抗战方略，1939年10月末至11月初，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南岳召开第二次军事会议。蒋介石在会上强调，一定要切实执行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确定的第二期抗战军事战略。同时蒋介石还提出了欧战爆发后中国应采取的战略。他说：“我们的战略亦就是要使中国抗战能达到与世界战争同时结束的目的。在欧战没有结束，世界问题尚未解决以前，我们若急求速了，妄想与日本妥协讲和，这就是自取失败，自取灭亡！”
在1939年11月中旬召开的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上，蒋介石重申了一直要打到欧战结束的战略思想，并强调在此期间，中国要从各方面加强自己的力量。
正是在上述军事战略方针的指导下，第9战区先后与日军第11军进行了第一、第二和第三次长沙会战。
何应钦检阅部队
1939年何应钦在浮图关检阅部队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湘、鄂、赣三省已成为中国正面的主要战场。根据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重新划分的战区情况来看，赣西北、鄂南及湘省全境为第9战区的防区。第9战区司令长官为陈诚，由薛岳代理，司令长官部设于湖南省省会长沙。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赋予第9战区的任务是：保卫湘赣，尤以长沙附近为要。
为了确保长沙，第9战区以湘北为主战场，利用幕阜山、大云山、神鼎山、飘峰山及新墙河、汨罗江、捞刀河、浏阳河“四山、四水”的天然地障，采取机动防御作战方针，抵抗日军的进攻。
当时，第9战区共有21个军又3个挺进纵队（相当于3团制的师），总兵力为52个师。其大致部署情况是：
岳阳方面，以关麟征的第15集团军为主，张耀明第52军、夏楚中第79军在新墙河一线，陈沛第37军在汨罗江一线。另外还有杨森的第27集团军，其所属第20军对咸宁、崇阳方向防御，第73军在渣津附近地区。
赣北南昌方面，有卢汉的第1集团军第58、第60军及罗卓英的第19集团军第49、第32军；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直辖的第74军部署在万载、宜春、上高地区；另外还有湘鄂赣边区挺进军第2挺进纵队担任游击任务。
武宁、修水方面，为王陵基的第30集团军第72、第78军及湘鄂赣边区挺进军所属第8军和第l、第3挺进纵队。
另外第4、第70、第99军等作为机动部队，分别集结于长沙以南、以东的湘潭、株洲、衡山、衡阳等地。
日军占领武汉后，随着战场形势的相对稳定，国民党军队按照第二期抗战的方针，对企图巩固占领区的日军展开了频繁攻击作战。从1939年开始，在长沙中游的武汉外围地区，江南的第9战区和江北的第5战区不断攻击武汉地区的日军。
到1941年夏，第9战区的部队亦有些变化。第15集团军及第1、第19集团军各有一部被调走，不过，该战区仍有9个军，另外还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直辖的2个军归其指挥。其大致部署情况是：赣北为第72、第78、第74、新编第3军；鄂南为第20、第58军；湘北有第4、第99、第37、第26、第10军；另有湘鄂赣边区挺进军在湘鄂赣边区活动。
在第三次长沙会战前，第9战区部队又有些调整。罗卓英第19集团军所属新编第3军等驻防赣北；王陵基第30集团军第72、第78军仍在修水及其附近地区；杨森第27集团军第20、第58军部署在湘北新墙河防线；第37军仍在汨罗江一线；第99军在湘阴一线；另有第10、第26军等部作为机动部队，在长沙附近驻守。
就双方的兵力数量对比而言，第9战区一直都占有绝对优势。
第二章 战况总览
胜利回长沙
中国军队胜利回长沙
第一次长沙会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后，日军对中国正面战场采取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攻势作战。
1939年9月中旬，日军第11军抽调第6、第33、第106师团主力和第3师团上村支队、第13师团奈良支队、第101师团佐枝支队等共约10多万人的部队，在其司令官冈村宁次的指挥下，以“分进合击”、“长驱直入”战法，从赣北、鄂南、湘北三个方向向长沙发起了进攻。
此次作战，冈村宁次以湘北为主战场，欲在汨罗江畔平江周围地区围歼第9战区第15集团军；以赣北为辅战场，在消灭高安附近守军后，转向修水上游策应湘北方面作战。部署在主战场的兵力有第6师团、上村支队、奈良支队、第33师团（在鄂南方向）等部队。辅战场为盘踞江西之靖安、奉新、高安、武宁等地的第106师团及配属该师团作战的第101师团佐枝支队。此外，直接支援第11军作战的还有陆军航空兵第3飞行团及海军一部。
第9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 （1939年10月1日被正式任命为司令长官）为了保卫长沙，采取以湘北为防御重点，“后退决战”、“争取外翼”的作战方针，调动了30多个师又3个挺进纵队，共约24万多人参加了此次作战。
当时第9战区的兵力部署情况是：
第15集团军在新墙河南北两岸占领阵地，对岳阳方向进行防御；第27集团军在平江以北之九岭、南江桥一带占领阵地，对鄂南通城方向进行防御；第30集团军在渣津、修水一线对赣北武宁方向进行防御；第1集团军在奉新以西，沿溪李——莲花上——罗坊——会埠之线由东向西展开，守备进出九岭山的交通要冲；第19集团军位于南昌西南外围，主力集结于浙赣路樟树镇（清江）地区。
另有6个军又1个师共15个师为战区总预备队，分别集结于长沙以南以东的湘潭、株洲、衡山、衡阳，浏阳，及赣北上高、宜丰、万载等地。
9月14日夜，第一次长沙会战首先在赣北揭开序幕。从18日开始，湘北日军主力第6、第33师团及奈良支队、上村支队等先后向第15集团军发起进攻，双方在新墙河、汨罗江两岸血战9天。28日，当日军突过汨罗江继续向长沙推进时，在福临铺、金井、捞刀河等地，多次受到第9战区军队的伏击、侧击和夹击，再加上补给不济，日军逐渐陷于困境。冈村宁次遂于29日下令撤退。30日，湘北和鄂南日军会合于三眼桥，一部越过捞刀河占领永安市。日军于10月1日开始撤退，第9战区军队随即展开追击。10月9日前后，日军大部兵力撤回到新墙河北岸。10月15日，战场全部恢复战前态势。
1、赣北作战。9月14日夜，日军在赣北开始钳制性攻击。第l06师团以主力由奉新、靖安一线西犯，至18日，已先后侵占第l集团军守备的会埠、上富、村前街等地，威胁高安左侧背。同时，第l01师团佐枝支队从高安东北之大城镇向祥符观第32军阵地做牵制性进攻，并于18日占领祥符观，继续向高安逼近。19日，第32军放弃高安，退至锦江南岸。
日军第106师团主力与佐枝支队在高安会合后，即以佐枝支队在奉新西南地区实行防御作战，以1个旅团开赴武宁，主力则在上富镇附近集结，准备西进。第32军则趁机于22日晨克复高安。
23日，日军第l06师团主力开始向修水方向西进。在随后的两三天内，日军一部攻占上富、横桥、甘坊，一部经九仙汤、沙窝里突进至修水东南约30公里处的黄沙桥。为阻止日军继续西进，第9战区前敌总司令罗卓英调集3个师的兵力向甘坊一带日军反击。虽然未能克复甘坊，但也拖住了日军第106师团的西进步伐，使其未能远行。
随后，第9战区调集重兵，逐渐将日军第106师团包围于甘坊及其附近地区。但是，该师团于10月3日冲出重重包围，并继续西进。
10月6日，日军第106师团在第33师团的策应下，分三路开始向奉新、靖安、武宁撤退。国民党军各部尾随追击。至10日前后，双方逐步恢复原阵地。
2、鄂南作战。在通山、通城地区的日军第33师团于9月21～22日开始出动，进攻第79军前进阵地。随后，日军相继攻占麦市、桃树港，并继续向福石岭攻击。日军第33师团企图楔入渣津，切断第9战区湘北、赣北间主要联络线，尔后向平江地区进攻，协同其进攻湘北的日军夹击国民党第15集团军。
至27日，日军第33师团屡攻福石岭不下，便以主力绕福石岭以西向南突进，攻占龙门厂。30日，攻占朱溪厂，主力进入长寿街、龙门厂、献钟一带，在献钟以西三眼桥与奈良支队先头部队会合。此时，尾追日军第33师团南下的第79军，开始由西向东，对嘉义、献钟一带的日军进行攻击；第20军由东向西，向长寿街、龙门厂、朱溪厂日军攻击；第8军则由通山以东地区兼程南下，准备协同第20、第79军夹击日军第33师团。
10月1日，第79军一部连克桃树港、麦市，断敌退路。在献钟之日军窜抵平江，余除一部窜返通城外，皆溃窜于山岳地带中。
2日，第33师团被迫后撤。后经渣津东攻修水策应第106师团撤退。第79、第8、第20军及第30集团军互相配合，多次对撤退的日军进行截击、夹击，并先后收复献钟、修水等地。10日，撤退的日军大部逃回通山、通城一带原防地。
修水之战惨烈场景
修水之战攻城的惨烈场景
第二次作战，日军最初在制定作战计划时，为保密起见，将其称为“加号作战”，1941年9月29日，日军将其正式定名为长沙作战；中方将其称为第二次长沙会战。1941年9月19日，突破新墙河防线的日军沿黄市、大荆街、关王桥一带进逼汨罗江北岸，其第3、第6师团各一部则进至汨罗江南岸新市、颜家铺、浯口各附近。第5战区令第20军配合第4、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