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风云录-第9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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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病好几天了，高烧得很厉害，你看怎么办？”张闻天十分不放心。
　　傅连暲来不急多想，马上说：“我马上去。”
　　“这事就拜托你了。”张闻天抓住他的肩头，轻轻拍了两下。
　　傅连暲赶回医院，拿上药物和医疗器具，就骑马上路了。
　　山道上，月光下，快马驮着傅连暲在狂奔。傅连暲骑在马背上，浑身是汗，他不时擦着脸上的汗水。
　　毛泽东躺在床上，发着高烧。李富春、钟福昌、吴吉清守候在床前。钟福昌十分内疚地说：“李书记，我没尽到责任，对不起组织。”他说着眼中的泪珠直往下掉。李富春安慰他。
　　“小钟，这也不怪你。我已打电话告诉了张闻天同志，会派人来的。”
　　翌日一早，钟福昌就焦急地立在巷中张望，等候傅院长的到来。太阳已经升起老高了，还不见傅院长的身影，失望中带着焦急。他正想回身时，只见小巷口出现了傅连暲打马而来的身影。他一阵高兴，蹦跳着跑进院，大声嚷道：“傅院长来了，傅院长来了！”
　　旋即他又奔到门口，接住赶来的傅连暲，帮他取下药物背在身上一同进了院子。
　　李富春、吴吉清、陈昌奉迎出来，傅连暲第一句话就问：“主席在哪里？”
　　钟福昌一脸愁容：“在屋里。”
　　毛泽东躺在床铺上，额头上敷着一条冷毛巾，脸烧得通红。
　　傅连暲立在床前，望着毛泽东清瘦的脸。
　　毛泽东睁开眼睛，声音低微地说：“傅院长，你来了。”
　　傅连暲心中一阵难过：“主席，我来了。”
　　毛泽东歉意地说：“又要麻烦你了。”
　　傅连暲见毛泽东精神疲劳，不能多说话，也不敢多问，打开药箱，取出体温计，放到毛泽东干裂的口中。
　　傅连暲焦急地等待着，众人也焦急地等待着。过了一会，傅连暲从毛泽东口中取出体温计，看后大惊，但他极力保持镇静，给毛泽东检查胸部、背部。他取下听诊器，把钟福昌拉到屋外一旁，了解病情。这时吴吉清和文书黄祖炎也跟了出来。
　　吴吉清急问：“傅院长，主席的病怎样？”
　　“热度很高。”傅连暲转问钟福昌：“主席什么时候发的烧，吃过什么药？”
　　钟福昌如实回答他：“烧三天了，吃过奎宁，一直不退烧。”
　　“还吃过什么东西？”
　　“三天来，仅喝过一点米汤。”
　　“有时昏迷吗？”
　　“不昏迷，就是头痛得厉害。”
　　傅连暲想了想，进到屋内。
　　傅连暲立在毛泽东床前，尽量把病情说得轻一些，并征求意见地说：“主席，经检查，您可能患了恶性疟疾。我准备给您注射奎宁和咖啡因，同时再服用奎宁丸。您看如何？”
　　毛泽东：“你是医生，我听你的。”
　　傅连暲给毛泽东打针后，为了让毛泽东休息，大家都退了出来。
　　傅连暲到了右厢房坐在为他铺好的床上。
　　黄祖炎放心地说：“你来了就好了。这几天，我们都急坏了。”
　　傅连暲也累了，他躺在床上说：“没有化验仪器，靠判断是没多大把握的。”
　　黄祖炎又问：“是疟疾吗？”
　　傅连暲：“恶性疟疾。”
　　傅连暲既像安慰他，又像安慰自己：“很快就会好的。”
　　过了一会，傅连暲心中放心不下，起身来到毛泽东住处。
　　毛泽东已经安稳地睡去。傅连暲立在那里仔细听了听，呼吸很均匀，就踮着脚轻轻地退出来，并慢慢地把门关好，生怕惊醒了毛泽东。
　　已经到了后半夜。傅连暲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旁边床上的黄祖炎，也是翻来复去，弄得床板“咯咯”直响。
　　傅连暲望着屋顶，自己问自己：“毛主席不知道退烧了没有？我的判断不会错吧？药下的合适吧？”
　　传来了毛泽东的咳嗽声。傅连暲不放心地坐起来，走到毛泽东的住房，量过体温，告诉他说：“主席，退烧了，现在体温正常。”
　　“我自己也感觉好多了。”毛泽东说着坐了起来，接着下地走到没有油漆的桌前要工作。
　　傅连暲：“主席，你烧了六七天，又没有很好吃东西，身体还很虚弱，你必须卧床休息三天，三天！”
　　毛泽东望着傅连暲，严肃地说：“休息？现在不是休息的时候，你知道形势很紧张。”
　　傅连暲：“正因为这样，主席才应更加保重身体，快速恢复体力。”
　　毛泽东见他担心地神色，笑了笑，安慰他道：“我好了，你放心吧！”
　　傅连暲是了解毛泽东的。他知道再讲也无益，只好悄悄退出来。
　　黄祖炎就在门外，他一见傅连暲出来，忙悄声问：“傅院长，主席的病好点了吗？”
　　傅连暲：“主席退烧了，体温正常。”
　　“太好了！”
　　黄祖炎高兴地跳了起来。
　　傅连暲怕影响毛泽东工作，将他拉到院子里。这时，吴吉清、陈昌奉、钟福昌都围了上来。
　　吴吉清特别兴奋地说：“傅院长，多亏你来了。我们大家都感谢你。”
　　傅连暲：“谢什么？治病是我的责职。主席身体刚好，就又工作了。”
　　钟福昌心疼地说：“前几天，主席已经病了，还一手支着头一手写东西呢！”
　　陈昌奉：“主席关心别人总胜过自己，他却没日没夜地工作，连钟福昌都改行了。”
　　傅连暲这才注意到钟福昌，背着驳壳枪，兼做起警卫员工作来了。
　　钟福昌说：“主席说自己‘身体不错，用不着护理，干点别的事吧。’因此，我就当起了警卫员。”
　　吴吉清：“傅院长，你应该劝劝主席，不要太劳累了。”
　　傅连暲深知主席的秉性，无可奈何地说：“劝也没有用。”
　　到了午饭时间，吴吉清双手端着江西出的土罐，放到傅连暲面前。此时傅连暲正坐在那里整理毛泽东的病历。吴吉清告诉他：“主席让我专门送给你吃的。”
　　傅连暲头也没抬，问道：“什么？”
　　吴吉清说：“鸡。”
　　“鸡？”傅连暲大为惊讶，抬头看看土罐里的鸡，最后盯住吴吉清的脸。
　　“为什么给我鸡吃？现在生活很艰苦，不用说吃肉，就是青菜也难弄到。应该给主席吃。”
　　吴吉清告诉他：“主席说你身体不好，专门让我买了炖给你吃的。”
　　傅连暲：“主席有吗？”
　　吴吉清摇了摇头。
　　傅连暲又问：“主席吃什么？”
　　吴吉清：“还是辣椒、酸菜。”
　　傅连暲眼睛一热，掉下了泪珠，十分感动。他心里想，自己以前曾患过肺病，身体弱，毛主席还记着。他自己身体刚好，正需要营养，可他还是和平常一样。这鸡，我怎么能吃得下去？于是就对小吴说：“这鸡我不吃，小吴同志，你端给主席吃。”傅连暲说着放到吴吉清手中。
　　吴吉清有些为难：“主席交代了的，一定要吃。”他放下后走了出去。
　　傅连暲望着土罐里的鸡，上面还飘着一层黄黄的鸡油，他发呆地望着。
　　毛泽东走了进来，傅连暲忙站起来：“主席，我身体很好……”毛泽东知道他要讲什么，笑着说：“你吃吧。吃吧。”
　　傅连暲见毛泽东一直望着他，不吃是不行的，他既激动又惭愧地拿起筷子。
　　毛泽东看着他吃了，才悄然离去。
　　转眼到了9月底，毛泽东的身体也恢复的差不多了。这一天，毛泽东正坐在桌前整理调查报告，傅连暲进来告诉他说：“主席，你病好了，我也该回医院去了。”
　　毛泽东放下手中的笔：“你先不忙走，我们买条鱼吃吃。
　　过几天我也回梅坑，咱们一块走。“
　　傅连暲知道这是毛泽东用自己的津贴买鱼给他补身子，就委婉地说：“主席，你工作忙，我不打扰你了，今天就走。”
　　毛泽东注视着他半天没言语，最后既像自言自语，又像对傅连暲说：“好，那就走吧，我们都会离开这里的。李富春也到总政治部报到去了。”
　　毛泽东把傅连暲送走了。
　　22。匆忙转移
　　在梅坑李德的住处里，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正在研究红军主力退却的有关问题。在研究到毛泽东的走留问题时，周恩来同他俩人产生了不同意见。这时的三人中心，开始是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由于王稼祥较早地转向毛泽东一边，也就无形中退出了三人中心，而项英却加了进去。任弼时、项英、顾作霖组成了三人中心。临时中央搬进苏区后，博古认为任弼时反“右”不利，说穿了就是对毛泽东的无情打击还不够，没有很好地、坚决地、不折不扣地执行临时中央的指示，也被排挤出去。顾作霖在4月30日病逝后，李德、博古、周恩来成了新的三人领导集团。
　　博古见三人中周恩来有意见，问道：“项英、陈毅、陈潭秋、瞿秋白、贺昌五人留下总可以吧？”陈潭秋是湖北黄冈人，原名澄，字云先，1896年生。1920年同董必武、包惠僧组织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出席了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曾到安源从事工人运动。
　　1924年任中共武汉地委书记，并在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27年后，先后在江西、江苏、顺直、满洲任职。1933年到江西苏区，就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中华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兼粮食人民委员。瞿秋白是江苏常州人，1899年生，有过很多别名，秋白就是其中之一。1919年参加了北京的“五四运动”，曾与郑振铎创办《新社会》杂志；1920年赴苏联；1922年在莫斯科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国后，在中共的五大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了武汉的“八七会议”，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以后曾犯过“左倾”冒险主义错误。1928年6月又一次到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和共产国际六大，会后留在了苏联。1930年9月主持召开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路线的错误。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受到王明等人的打击，被排挤出中央的领导地位。1934年2月进入苏区，任教育部长兼任苏维埃大学校长职务。
　　周恩来对留下瞿秋白也提出了异议，博古说他有肺病，不能坚持长途行车，必须留下。周恩来也就没有坚持，表示同意。但他仍坚持：“无论如何，毛泽东不能留下来，要随红军主力西进。”
　　博古仍不表态，看着李德。伍修权将周恩来的话翻译给李德。他听后望着博古，也是一言不发。很显然，他们不同意毛泽东随军行动。
　　“毛泽东同志，在建立井冈山根据地，扩大江西红区是有突出贡献的，世界都知道中国有个朱、毛红军，把毛泽东排除在外，不好向红军交待，也不好向世界交待。”周恩来提出了不留下的理由。
　　博古看到周恩来一再坚持，又顾及他在党内的威望，同时还考虑到毛泽东在红军的威望，只好勉强同意。“既然恩来同志一再坚持，我看毛泽东同志就随军行动，但要分开，不能随中央一起走。”
　　周恩来看到博古作了让步，就不再坚持如何行动的问题。
　　因此他说：“就这样定下来好了。”
　　博古记恨刘伯承反对他瞎指挥，因此提出：“刘伯承也要留下来……”
　　周恩来不等他讲完，打断他的话说：“刘伯承同志在苏联学习过，在军事上很有一套，我认为他应该随军行动。”
　　毛泽东随军行动的事定下来后，已经是10月初的事了。
　　红军要西进，除下大山雄关、深沟险壑、纵横交错的河流外，还要突破蒋介石大军的封锁拦截，首先遇到的就是粤军的拦截。这第一个障碍突破不了，红军西进就是一句空话。
　　陈济棠同蒋介石有矛盾，曾利用罗炳辉的舅舅派人来和红军取得过联系。周恩来就利用这一层关系，和广东方面取得联系，约好了联系地点，并亲自写一封信，派人前去谈判。
　　10月7日，两顶四人大轿在一个骑兵连的护送下，来到筠门岭哨卡。会昌筠门岭，是赣南连接南粤的雄山大关，有粤军把守山口。这里的守兵因接到了上级的事先通知，没费多大事，就移开障碍物，让这支特殊的队伍顺利通过了。
　　在他们通过筠门岭时，粤军代表杨幼敏、宗盛二人早已在寻乌某地的二层小楼前等候了。由于超过了约定的时间，他俩人脸上挂着焦急的色彩，不时的向前面的大道上张望。日近中午，远远看见前方有一队人马拥着两顶轿子向这里走来。
　　走在前面的一顶轿子内，是西装裹身的何长工。只见他鼻梁上架着墨镜，头戴草编礼帽，完全是一副阔少装束。他坐在轿内，随着轿子有节奏地颤悠，脑子里总想着一个问题。
　　“红军主力向西转移，要借道广东。我和潘健行受中央派遣，前来找陈济棠的代表谈判。结果如何，实难预料。万一谈判失败……”他一直想着谈判不成的后果。
　　在后面的另一个轿子里，潘健行装束的又像一个教授。他也在和何长工想着同一个问题。不过，他不像何长工那样焦急。他在白区工作时间长，同花花世界的各种人打过交道，有一定的应变经验和应变能力。
　　这队人马终于来到了谈判地点。骑兵连分两厢列队站定，两顶轿落下，从容地走出了何长工和潘健行。杨幼敏、宗盛迎热情地迎上前。四人略一寒暄，便匆匆进入楼内。
　　楼内的桌上早已备好了茶水。双方在座位上落座，何长工拿出周恩来以朱德名义拟的书信，交给杨幼敏。
　　杨幼敏拆视后，又转交给宗盛。双方便进行了实质性地会谈……
　　何长工和潘健行受领谈判任务走后，李德和博古在他的住处，加快了这一计划实施的进程。他们的这一计划瞒着中央的大多数领导，可以说，保密工作做得相当严密。到了该揭盖子的时候，首先找来了项英。当项英走进李德的住房时，房内不像以前那样热闹，冷冷清清的仅是李德和翻译伍修权。
　　李德见他进来忙让座于他。当他坐定后，李德把早想好的词全盘托出。
　　当项英听完了他的意见，沉默了好长时间。李德一直在注视着他的表情变化。李德也清楚，对于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