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抗战悍将-第14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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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联手瓜分东部欧洲一样的道理。只要对自己的利益有好处，他们是不会介意和恶魔一起携手的。中国对于他们来说，既是他们可以利用的一个棋子，也是他们的目标之一。别忘了，他们的大量军队现在还驻扎在我们的外蒙古。”刘建业一如既往的没有对苏俄表现出任何的好感，虽然，现在他的部队里既装备有一些苏俄援助的武器，又配备了一些苏俄红军来的军事顾问。
“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这句话真的是十分精辟。”杨参谋长接着说道。
“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并不依靠着什么意识形态来维系，也不是依靠什么所谓的特殊感情来支持，起到关键作用的还是利益。我们中国现在还是一个弱国，一个穷国，在那些西方的列强眼里，我们只是他们的工具和猎物。只要他们的利益需要，他们可以随时把我们丢弃掉。可是我们却不能轻易得这么做。所以，我们虽然已经和日本打了超过三年的战争，但是却一直没有正式的向日本宣战。”刘建业说。
“这的确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说白了，这一点都不稀奇。我们现在的战争机器要想继续维持下去，就必须不断地从西方国家那里获得各种援助和物资。如果，现在我们就正式向日本宣战，那么，不用多久，那些西方的所谓中立国家马上就会以所谓的保持中立地位为借口，切断我们的海外供应路线。在他们的眼里，我们是无足轻重的，日本才是不能够得罪的。”对这个问题，刘建业也是想了不少时间才明白的。
“照着眼前的局势发展下去，恐怕不久以后，那些苏俄的援助也会断绝的。”
“那是肯定的。中国的命运最终还是需要我们自己来拯救，依靠外人只能是一种幻想。不过，最多一年多，我们就不会这么孤立了。”刘建业对此倒显得并不担心。
“真的吗？你有什么依据？”杨参谋长的兴趣被刘建业的话吊了起来。
“感觉，完全是感觉。”刘建业突然发觉自己好像说得太多了，连忙掩饰。
送走了杨参谋长，刘建业突然想起来，既然百团大战已经打响了，那么皖南事变就不远了。
正如刘建业所担心的那样，国民政府方面的《中央日报》，《扫荡报》等媒体上面最近都是连续不断的刊登文章，要求新四军服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命令，撤退到黄河以北。而从新20军在重庆的办事处传回来的消息，《新华日报》上面则是不断的刊出文章和社论，认为国民政府的要求是既不合情也不合理。只要是有心人，都能从双方的文章里闻出很重的火药味道。
“无论如何，不管是国军，还是新四军，八路军，现在都是中国的国防力量。在此大敌当前之际，如果发生内部自相残杀，兄弟相煎的事情，只能是白白的便宜了日本人。”刘建业想到这里，提起笔来，写了一封信，封上了口。
“黄峰，你把这封信交给我们自己家的往南昌走的商队，让他们把这封信尽快亲自交到南昌警备司令部的王参谋，就是夫人的弟弟手上。记住，一定要明确的交代他们务必亲手交给王参谋。”刘建业叫来了黄峰，对他说。
“好的，少爷放心，我一定办好。”黄峰拿着信，走了出去。
黄峰走了以后，刘建业摸着自己的胸口想到，自己也就只能做到用一封隐约提醒新四军不要走经过茂林的南线以免发生意外情况的方式的信来尽量避免不幸事件的发生了。自己还不是什么大人物，没有很大的权柄，想要做得更多，那是没有什么现实性的。
在刘建业的忐忑不安里，时间前进到了1941年，也就是民国30年的元旦。
自元旦起，在日军所实际控制区建立的所谓的汪精卫政府的中央储备银行发行了中央储备银行兑换券，又称“储备券”或“储银券”。
还是在这一天，日本驻俄大使建川遵奉日本政府命令向苏俄政府提议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但是在此后的谈判里，俄方索价极高，双方的谈判无果而终。
这一事实与1927年，斯大林不惜任何代价要求日本订立互不侵犯条约而遭日本严辞拒绝的情形比较，真是一个有趣的对照。日俄两国的地位时移势易。
g将军“交军法审判”。1月30日，最高统帅亲自出马，以行政院长名义发表撤销新四军番号的“训令”。
在事后得到的内部通报里，刘建业知道在此次事件里新四军军部总计九千官兵最后成功突围的超过六千人，只有少部在转移中牺牲或被俘，这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新四军军部的转移队伍分成了几路行动。在此情况下，第三战区的部队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在了军长叶ting，副军长项ying，副参谋长周zikun，政治部主任袁guoping等主要干部所在的一路。东南局副书记饶shushi等人则顺利地脱离了险境，安全渡江进入苏北根据地。
历史再一次将刘建业的努力轻易的湮灭了。
一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军委发表主席起草的命令和发言人谈话。命令任命陈yi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张yunyi为副军长、刘shaoqi为政治委员、赖chuazhu为参谋长、邓yuhui为政治部主任，重建新四军军部。谈话提出了严惩祸首、取消一月十七日反动命令等十二条解决皖南事变办法。
刘建业作为国军的高级军官，也收到了上面下发的戡乱剿匪的小册子。
“军座，我们是不是也向上面发个电报，表示一下追随中央的态度，和叛军划清界限？”新20军政治处邹主任向刘建业请示。
“我们是军人，随时做好打日本人的准备，是我们当前的第一大事。我们的周围又没有那些叛军的活动，凑什么热闹？好好地做好政治宣传工作，鼓舞激励官兵们和日本鬼子战斗到底，才是你们现在应该做的。别的什么事情，我们没有那份精力。”刘建业直接就回绝了下去。
在这位邹主任还没有来的时候，陈部长就特意派人给刘建业通了气，告诉他这位邹主任是CC系的人，背后有中统的背景，要他多防着一些。所以，自从这位邹主任走马上任以来，刘建业和他手下的那些军官们基本上对他都是不冷不热，虽然不会拒绝工作上的事情，但是其他的一切，就免了吧。
“可是，别的部队大多都表过态了，我们要是没有一个明确的态度，想来军座也不会很好过吧？”邹主任不阴不阳地说道。
“这个军里，我是一号，要是出了什么事情，我一个人担着。想来，校长他总不会认为我这个学生会有通G的嫌疑吧？”刘建业开始有一些火气了。
“军座，你别误会，我可绝对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为了军座的前途着想。”
“记住，你我都是一个军人，做好自己的军人本分就可以了，别的事情，还是交给那些政治人物去做吧。没有什么其它事情的话，你可以出去了。”刘建业终于还是下了逐客令。
“那我就出去了，不打扰军座了。”邹主任连忙溜了出去。
“咸吃萝卜淡操心。迟早老子要让你自己从老子的队伍里滚出去。”刘建业愤愤地说道。
第一百六十八章 … 紧急召见（一）
“大将阁下，有一件麻烦的事情，我想必须向阁下汇报。”一名日本海军中佐毕恭毕敬得向端坐在作为上面的一位佩戴着大将领章的日本海军军官报告。
“角田君，有什么事情尽管说吧。”海军大将温和地说道。
“我们的座机微风号的飞机引擎发生了故障，在目前的情况下，飞机很难继续向目的地海南岛飞行了。飞行员请示将军阁下是否可以实行紧急迫降？”
“除了迫降，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吗？”
“飞行员说我们现在是在珠江口外的伶仃洋上空，天气情况很差，有很强烈的旋风，在这种情况下，飞机的引擎又发生了故障，除了实施紧急迫降，没有别的办法了。”
“我知道了。你去告诉飞行员，我们就拜托他了。”
“我明白了。”
过了一会，海军中佐走回来汇报：“将军阁下，飞行员已经开始做迫降的准备，根据现在的情况，迫降地点选择在珠江口西岸中山县境内的海滩。请将军阁下和其他人都做好准备，系上安全带，以保证迫降过程中的安全。”
1941年2月5日，时维孟春大年初十。清晨，大雾弥天，地面一片迷蒙，能见度极低，视野外20余米，景物影影绰绰，不辨人影。在中山县八区斗门赤坎村附近，突然传来一阵阵刺耳的飞机引擎轰鸣声，打破了清晨山村的寂静。村民以为又是从三灶岛日军机场起飞的日本军机前来袭扰，于是纷纷逃离躲避。倏忽间，“轰隆”一声巨响过后，天空又复归死寂。村民们惊魂未定，举目四望，但见不远处的黄杨山烟焰冲天，烈火熊熊，还不时发出几次轻微的爆炸声，持续了约半个小时。这时，几个精壮村民壮着胆子走近黄杨山“也”字坳，但见一架标着日本军机徽号的飞机残骸正在猛烈焚烧，现场散落着几具血肉模糊的尸体和一些杂物。附近一座高约30公尺的陡峭山崖被拦腰撞断，山泥被烈焰熏得焦黑，散发出呛人的汽油味。这是一起机毁人亡的坠机事件！
消息很快传开，驻守在中山八区的中国军队第12集团军挺进第3纵队司令袁带率领部队迅速赶到坠机地点，先行封锁了三条进山的路口，接着进行搜索。中国官兵们找到了10具血肉模糊的尸体，其中有2具佩戴着日本海军将官服饰。从证件上查明，一名是海军大将大角岑生，他的头部中弹，额头炸裂，鲜血染红了雪白的海军将官礼服。
现场散落物中有保险箱两只，另有两个内装日军指挥刀和军用镍币等物件的大木箱。
坠机当日下午，日军如临大敌，频频出动战机数百架次，轮番在中山、新会沿海一带低空编队飞行，实施地毡式侦察。翌日中午，驻守江门的日军山崎部队，在空军的掩护下，从水路突袭斗门。2月9日，斗门沦陷。日军迅即集结黄杨山，收拾坠机残骸。与此同时，抓来几个村民，实施严刑逼问，寻回坠机死亡人员尸体。
日本内阁海军省发布文牒，公告2月5日，海军参议官、南洋联合舰队司令官大角岑生大将，在从广州飞往海南岛途中，坠机身亡。同机毙命的有海军少将贺彦次郎、角田中佐、白滨中佐、见忠五郎中佐、松田大尉和机长黑寅雄、副机长兴野广明、机械师高冈真治和米见次郎等11人。
这个丧命中国的日本大角岑生海军大将，1876年生于日本爱知县。先后毕业于日本海军学校24期和日本海军大学。
大角岑生在日本帝国海军中的军旅生涯十分完备，历任浅间分队长、济远航海长、松岛航海长、满洲丸航海长、海兵航海术教官／监事、海大教官、军事参议官副官（大将东乡平八郎附属）、元帅副官（元帅大将东乡平八郎附属）、筑波副长、海军省副官（大臣秘书官）、“朝日”舰长、造船造兵监督官、军务局长、第3战队司令官、海军次官、第2舰队司令长官、横须贺镇守府司令长官、军事参议官、海军大臣。
此外，大角岑生还担任过外交武官，历任日本驻德国大使馆内任职、日本驻法国大使馆副武官。
这个大角岑生同时还是日本天皇裕仁的亲信。当日本裕仁天皇还是皇太子的时候，他就十分喜欢大角岑生，两个人交往甚密。1926年，裕仁即位后，对大角岑生更加重用，使他成为辅佐裕仁天皇做出重大决策的重要人物。大角岑生先后出任日本犬养毅、斋藤实、冈田启介各内阁的海相，被日本天皇封为男爵。1931年4月，大角岑生被晋升为海军大将。
大角岑生曾参与制订日本侵华的政策。1927年夏，他出席了由首相田中义一主持召开的所谓“东方会议”，参与研究制定侵华政策。他出任海军大臣和军事议定官期间，多次参加重要阁议、五相（内阁首相、陆相、海相、外相、藏相）会议、御前会议、统帅部会议等，一直积极主张对外扩张侵略。1937年，日本蓄意挑起“七七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为了使日本的战争机器能够继续运转，大角岑生积极支持“南进”，是日本海军里的南进派首脑人物。
这次乘坐飞机之前，大角岑生刚刚接受了日本海军南太平洋舰队司令官的任命。他乘坐日本海军的大型运输机从广州到海南岛，就是要在那里正式上任并且组织南太平洋舰队的。
2月中旬的一天，奉节县，新20军军部。
“军座，军委会急电。”副官走了进来，向正在安排部队训练计划的刘建业报告。
“给我吧。”刘建业伸出手去接过了电报。
“出了什么事情？怎么要我紧急赶赴重庆面见辞公？”刘建业看过电报，诧异地问自己。
“去把杨参座和张副座请来，就说有紧急事务。”刘建业对副官说。
“军座，有什么紧急事情？”杨参谋长问道。
“你们看看这个。”刘建业把电报递了过去。
“我不清楚这份电报的意图。”杨参谋长答到。
“我也不清楚，不过，我想应该是有什么很重要的事情，否则不会这么着急的。”张副军长说道。
“不管怎么样，既然上面有了命令，我只有奉命行事。所以，我不在部队的这一阵子，你们就一起照看一下部队，训练无论如何都不能放松。我们这里距离前线不远，说不定什么时候部队就派到前面了，我可不想部队到那个时候出什么状况。”刘建业看着两位，说道。
“军座请放心，我们一定把部队照看好。”张副军长和杨参谋长互相看了一眼，然后，张副军长说道。
“我也一样，军座放心。”杨参谋长接着说。
“既然你们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副官，备车，我们立刻出发。”
经过在川东山区的几乎一天一夜的颠簸，刘建业乘坐的汽车终于开进了中国的战时政治中心重庆。
没有丝毫的耽搁，刘建业一进陪都就直奔国府路上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大楼。
政治部的门岗和接待军官在听到刘建业报出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