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六载-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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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早晨到太原，如果我下午从五台山赶回来，还能赶上下午5点的训练，看起来时间还来得及。我便与顾兆年和张德发商量，他们说，只要你来得及赶回来就去，反正在太原也是休息。这样，我就决定再上一次五台山。我与白龙章约好，我在太原前一站欣洲站下车，他在那里接。
火车开了一个晚上，早上5点半，欣洲站到了。队员们还在睡觉，我只是与小顾和张德发打了个招呼，没有惊动队员便下了车。出了车站，自龙章已经在站门口等候了。我上了他的桑塔纳轿车，便直奔五台山而去。
时过三年，这里确实不一样了。公路修得非常好，早上车少人稀，桑塔纳能够开到时速80公里，白龙章说，以这样的速度，你下午3点就可以到队里了。
车行一个多小时后，来到了上五台山的路口。刚要上山，司机突然一个紧急刹车，让我们吓了一大跳。跑出车外一看，公路前面突然出现坍方，出现一个近2米深的洞，车就刹在离坑不到两米的地方！幸亏司机反应快，刹得及时，否则我们连人带车都掉进沟去了，司机吓得脸都白了。怎么这么不顺，我心里开始有了点阴影。好在早上车少，我们沿着坑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是过去了。经过半小时崎蛔的山路，我们终于到了山顶。下山再走一段路，便可以到五台山了。刚才的惊吓，被山顶的晨风一吹，渐渐地消散了，我的心情也舒缓多了。我们没有停留，便沿山路往下走。刚行不久，只听“砰”地一声，汽车轮胎爆了。司机连连说，亏得我们开得慢，如果快点的话，车胎爆了，刹不住车，非掉下山去不可。在司机换胎的时候，我来到路边往下看，眼前是1000多米深的山沟，见不到底，乖乖，人人都吓出了一身冷汗。我心里嘀咕，今天怎么了？怎么这么不顺？
换完轮胎后，汽车重新向山下驶去。刚到山脚，突然一阵狂风裹着暴雨劈头盖脸浇上来，雨点打得车顶棚直晌，司机马上打开前挡风玻璃上的刮雨器，即使扳到最高速度，刮雨器飞速闪动，车窗外还是自茫茫的一片雨林，看不清道路。我们非常艰难地终于开到了五台山，这时雨也刚好停了。
我沿着1991年我们国奥队的行走的路线又转了一圈。我提出，还要上佛母洞。自龙章说来不及了，这里离寺庙还有1个多小时的路程，再说佛母洞已经不是你三年前去的时候了，现在香火太旺，洞口人山人海，洞里空气稀薄，已经不让进人了。听他这么一说，我就不去了。这时，已是中午11点30分了，我们找了个地方匆匆吃完午饭，便往回赶。在回太原的路上，我就想，这次上五台山遇到“三劫”，这是不是上天给我的启示呢？我带申花队是不是也有“三劫”呢？如果这次对国安队的惨败是一劫的话，那是不是还有另外两道劫在等着我呢？我不敢多想下去了。
一天后，也就是8月7日晚上，我们在太原体育场与八一队对阵。针对同北京队比赛时失球太多、盯人不明，尤其缺少保护问题，我决定改打五三二，并布置人死盯胡云峰和郝海东。我定下了原则：3个中卫中两人以盯人为主，死跟郝海东和胡云峰，他们跑到哪里就跟到哪里，不让他俩沾球，包产到户，落实到人。范志毅打自由中卫，主要任务是补位。
这场球打得比较成功，郝海东和胡云峰几乎没有机会，范志毅的自由中卫也打得好，救了好多险球，瓦洛佳连进两球，终于赢了下来。赛后我想，如果这场仍然打442，让郝海东和胡云峰打起来，我们的后防肯定要出问题。
终于赢了。在经历了痛楚之后，对于赢球，我竟是那么地渴望，就像在海上遇难的人突然得到了一块浮木那样。张德发对我说：“根宝，亏得今天赢了，如果再输了的话，我们恐怕回不了上海了。昨天我接到一个电话，说如果你们再输，可就回不来了！”
我的神经也松了下来，长长地舒了口气。想一想这在外的10天里，惧乐部竟没有来过一次电话，没有上海方面任何的信息，但我们还是挺过来了。我在全队会议上说，我们对八一队比赛的战术纪律执行得好，尤其大家顶住了压力，把这场球拿下来了。我感谢大家。接着，我又说，我们的路还很长很长，下一场是主场对广州太阳神队，我们一定要在上海主场打个漂亮仗，来挽回1比5败给北京国安队的耻辱，挽回我们的不利影响。
第二天我们回到上海后，立即准备对广州太阳神队的比赛。我想，这是我们队在上海球迷和领导面前挽回声誉的最好机会，一定用最细致的准备、最大的努力踢好这场球，并且我对打赢太阳神队充满了信心。但不曾料到的是，这场比赛给我和申花带来的，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
8。1比6，根宝成了大草包
在我的教练生涯中，虽然经历了许多场失败，但是，没有一场像1比6那样让我刻骨铭心的，以至于后来，它还常常在梦中纠缠住我，让我一次次地惊醒。这是一场让我真正体味到什么叫耻辱的比赛，虽然它已经过去五年多了，但是那场比赛的前前后后，甚至每一个细节都像昨天刚发生一样。虽然上一轮赢了八一队，但是，北京的那场1比5还是我们心头抹不去阴影。为了在家乡父老面前挽回我们中花队的名誉，我们把这场对太阳神队的比赛看得非常重。这场至关重要的比赛，也引起了上海各界的密切关注。比赛前一天，正在北京学习的桑廷良打电话给我。他悄悄地对我说，根宝，你千万要小心啊，广州的一位教练已经跟我说了，太阳神队这次去上海就是想赢我们，想报上次主场输绘我们的一箭之仇。池们要赢球的理由是：一，实力比我们强；二，士气正高涨；三，要讨伐我们。龚学平副市长赛前也打来电话，要求我们加强防守，因为我们失球太多了，14轮比赛虽然进球28个，但失球也达到24个。“李晓、瓦洛佳是否主要考虑进攻？主场对广州太阳神队一定要打出风格水平，要坚决服从裁判，这一点一定要反复教育队员，明天我要来看球。”龚副市长最后说。
前一阵由于我们成绩不太好，上海球市很萧条，看台上空荡荡的。为了营造良好的主场氛围，给我们鼓劲，这场比赛之前，黄浦区专门组织了1万多名学生、职工来体育场捧场，每人还给车费补贴。当时的几家报纸也不借气力，专门写文章号召球迷去虹口体育场为申花队加油。到了比赛这天，虹口体育场的观众确实火爆了起来。
我们接受了对北京国安队重点人物没有看死、防守缺少保护的失利教训，并鉴于在太原对八一队重新改打五三二获得成功，于是决定仍以五三二阵容出战。在赛前准备时，我明确要求几名后卫要把胡志军和彭伟国盯死，并具体到吴兵盯胡志军，成耀东盯彭伟国。
我们的出场阵容是：守门员库茨，自由中卫范志毅，盯人中卫吴兵、毛毅军，边后卫姚俊、朱炯，后腰成耀东，边前卫陈伟和申思，前锋李晓、瓦洛佳。我排出这样的阵容完全是为了加强防守，并对所有人员进行了最细致的推敲。库茨是星期三到上海的，对于他在俄罗斯的情况我不清楚，但据他自己说，他一直在那里训练。包瀛福在俄罗斯挑选时看了他的比赛，也认为他打得不错。但是赛前研究用库茨还是用蔡建林时我却举棋不定。库茨毕竟刚到，状态如何我心里没有底。而蔡建林最近状态有所回升，我去征求蔡建林的意见，那天蔡建林正发着低烧。直到比赛那一天，我才决定用库茨。但谁知道这场比赛库茨成了大漏洞，好多进球与他扑救不力有关。打完后有人问，库茨刚到就用，为什么不用蔡建林？但是足球就是这样，如果蔡建林不好了，又会有人问为什么不用库茨？
这场比赛我是从未有过的重视，并排出了完全以防守为主阵式。赛前我还分别把前卫、后卫都找到我的办公室来，就如何分工、盯人、保护等一一让他们明确。重点仍然是要盯死胡志军和彭伟国。但是，我们失的6个球，全是胡志军和彭伟国进的。
比赛开始后是我们先进了一球，是由范志毅打进的。1比0领先后，我认为，我们拿下这场比赛没有问题，因为我们屯重兵于后场，而且赛前又做了细致的准备，只要能进球，拿下这场球问题不大。但没多久，胡志军一个远射进了。这球尽管射得有力，但打得比较正，库茨应该把球击掉。但他一点反应也没有，球从他的手边莫名其妙地溜进了网窝。紧接着，太阳神队罚角球，又进一个。上半时我们1比2落后。
中场休息时，我再次强调要盯人。我说：“其他人进球都可以，就是不能让胡志军和彭伟国这两人进球！”
尽管我们一球落后，但对拿下这场比赛我还有信心。我想到换库茨，但是，又拿不定主意，决定还是让他再打打看。下半时开场没几分钟，太阳神队由彭伟国又进了一球。这一下子把我们彻底打懵，队员们丧失信心了，他们在场上失控了：原本薄弱的中前场一下子瘫痪下来，中场轻易成了太阳神队的天下；后防线也开始乱了套，任凭胡志军泥鳅一样的在中前场钻进钻出；看着如此混乱的场面，我也失望了。雨还在下着，越下越大。这时太阳神队的进攻一次比一次凌厉，几乎每一次射门都能得手。我坐在教练席上，视野已经模糊了，只隐隐约约地听到观众在叫骂着，“库茨”草门、根宝“草包”。身边好像有人跟我说什么，但我一点也听不见，我已经凝固了。比赛结束时，记分牌上显示着：1比6。这时，全场响彻了：“徐根宝大草包”、“徐根宝滚回去”的骂声。雨点砸在雨棚上，也砸在我心里。我瘫软地坐在教练席上，起不来了。球迷也不依不饶，久久不愿散去，全场都愤怒地声讨我。十多分钟后，我终于“醒”了。当时那种感觉与在北京1比5失利时完全不一样，那时候满场都是北京球迷喊加油声，虽然有点像马来西亚吉隆坡失利后的那种失落的感觉，但是马来西亚没有观众起哄，听不到这种谩骂。那时，我感觉自己是汪洋大海里的一时小舟，被愤怒的狂涛包围着。
这场被行家预言为本轮最激烈、最难判断的比赛，却是这样的一边倒。
我终于站起身，走向新闻发布大厅。一路上我看到球迷们咬牙切齿地冲着我挥舞着拳头，但耳朵里一片嗡嗡声，不知道他们在喊什么。
新闻发布会上人头攒动，很多人要我解释为什么会输得这么惨。我说，这场比赛如此结局是我没想到的。我们的队员除了斗志、打水球的能力不如广州队外，球员们思想压力大，想赢怕输也是重要原因。另外，对库茨期望过高，前几个失球他都有责任。进攻上瓦洛佳、李晓被对方盯死了，我们防守时对胡志军和彭伟国却没有防好。这场比赛要总结的东西太多，糟透了。余下的7场比赛我们也很难打。
现在看来，当时我对这场比赛的总结不够准确，因为，有很长段时间，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我们输掉这场球还有一些很重要的原因：我们的五三二阵容有问题，我们虽然安排了五个后卫，但是由于中场球员申思和陈伟都属于技术型球员，比较软，在中场争夺中明显处于下风，我们虽然多了一名后卫，但是，由于前面已经空掉了，这名后卫实际上并没有多大意义，再者，我们全场抢逼得不够凶狠，让对方舒舒服服地拿球、传球等等。
观众迟迟不愿散去。我们在休息室等了很长时间，没有人讲话，整个休息室死一般地沉寂。
半个多小时后接到了虹口公安局的通知，让我们从侧门出去。但那里仍然有一批球迷等着，他们围着我们的汽车，敲打着玻璃窗。在一片骂声中我们逃回了江湾住地。
食堂没有准备晚饭，因为本来是想比赛后放假的。但这时队员们谁也不想走，他们也许都知道，可能不会放假了。一个个都非常老实地呆在房间里，整个江湾基地被悲哀笼罩着。
顾兆年和张德发坐在我的房间里。我问他们怎么办？他们也拿不出意见，只是说不放假了吧，输了这么惨。我说，输球主要是我的责任，不能因为输球，把原来的计划改变了。先开个会给大家讲一讲。
这时已是晚上8点了，队员又饿又累，一个个低着头，情绪低落。
我说，我们输这么惨，不但输掉了我们的面子，还输掉了上海的面子。我们要看到问题严重性，我现在的心情与我国奥队在吉隆坡失利时一样，主要责任在我。下面还有比赛，我们不要因为这场比赛的失利而让信心垮掉。要拾起头，好好地总结，别把身体也搞垮了。今天仍然放假。你们回去后要注意身体，最好不要乱串门，有人骂也不要回嘴。
8点多，队员们都回去了。顾兆年陪我坐到10点。我说，小顾你也回去吧。小顾也走了。大雨继续下着，窗外一片茫茫。我独自坐在沙发上，一直坐到11点。
电话铃响个不停，有朋友来的安慰电话，方纫秋和包瀛福也打来电话，让我不要泄气。也有球迷打来，有骂我的，也有鼓励我的。桑廷良打来电话，说库茨怎么如此不灵，好像是不会打水球似的。我说本来是想用蔡建林的，但他发低烧，最后还是用库茨。桑廷良的情绪也很低落，没有多说什么。我说队员放假了，我在等领导的电话。
11点10分，龚学平副市长的电话来了。他在电话里说：“根宝，比赛输得这么惨，你们要好好总结，找一下原因。你们要多听听人家的意见，我们本周要召开多方面的会议，听取一下球迷和各方面人士意见”。
接完电话后，我木然坐在那里，我知道下面的事情很多很多，这天晚上我几乎没有睡觉，脑子里一刻也没阔着，我不断地问自己，怎么会是这样？布置得最细的一次，而且对我所熟识的徒弟胡志军、彭伟国还作了专门的针对性研究，但还是被他俩打进了6个球。后来我在广州碰到胡志军、彭伟国，我对他们说你们那场比赛的进球，差一点把我饭碗都给砸了。
有一件事，我至今感到非常内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