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传-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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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于早期对共产主义的警惕和与上海黑社会的暧昧关系，蒋介石学习法西斯主义与纳粹主义。希特勒上台后，蒋介石派遣两名军官赴德国考察纳粹模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蒋介石又派他的次子蒋纬国赴德国军事学院深造。蒋纬国受到希特勒的两次召见。据说他曾与德军一起开赴到奥地利。
　　蒋介石对纳粹发生兴趣的结果便是组建了一个法西斯式的机构——由10000名成员组织的“蓝衣社”，于是全国象一座兵营，连幼儿园与墓地也被军事化了。
　　蓝衣社的教育方针是“国家化、军事化与生产化”。
　　蓝衣社使用暴力打击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人，并清洗那些腐败的官员。他们从不关心孙中山的民主主义原则。蓝衣社的宗旨是集中控制。虽然蒋介石一直口说献身民主，但他无疑是一名蓝衣社分子。蓝衣社的许多成员都是蒋介石的黄埔骨干。
　　蓝衣社虽在国内外声名昭著，但他们只是从事秘密活动。在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中，蓝衣社起了重要作用。蒋介石发动“新生活运动”的目的，是试图仿效法西斯主义，重振儒教，并以此作为团结全国的基础。此外，他和宋美龄还把基督教纳入到“新生活运动”之中。儒家的四大原则，“忠、诚、礼、信”构成了“新生活运动”的精神基础。基督教的清教主义也被推崇。基督教青年会积极地投入运动之中。
　　在“新生活运动”中，蓝衣社发挥了它的作用。无论人们是否喜欢，它总是强迫人们成为清教徒与孔教徒。酒馆半夜被迫关门，跳舞也受到查禁，活跃分子被赶出舞厅与电影院；穿西眼的人们身上被洒上硫酸。蒋介石夫妇通过树立模范人物，试图恢复古代中国那种毫无生机的精神传统，然而，运动的结果令人沮丧：他的失败远不止于此。
　　蒋介石从不担心权力无法推行。但他的许多倡议都在官僚系统中被拖延耽误了。在国民党首都南京，有的文件要通过三十六道手续，才能有最后结果，常常一拖再拖，一项备忘录的答复有时拖延长达六个月之久。
　　这种官僚系统有两种官员，一种是负责具体事务的，一，种是负责全面工作的。蒋介石是属于第二种，一般不做具体事务。
　　在二战期间，据说他担任了不下八十二个职务。下面仅列出一部分：国民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国民政府主席、全国军事委员会主席、海陆空三军总司令、中国战区最高长官、行政院长、最高国防委员会主席、中央计划局总主任、国民党政治工作审查委员会主席、新生活运动协会主任、宪政起草委员会主席、中央训练团上席、全国滑翔者协会会长等。
　　l937年，由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蒋介石的新制度无论成败与否，均被迫停顿下来。蒋介石在日本留过学，知道自己的军队虽然兵额百万，但装备极差，与现代化的日本军队无法相比。蒋介石打算抗日，但采取了大撤退战略。
　　放弃首都南京后，他在西部的长江三峡入口处的重庆建立了战时首都。此地在军事上具有战略地位，但是，在社会与政治方面，这里却是蒋介石未日的开始。广大的地区、众多的人口落入了日本人之手。
　　沦陷区的人民期待着共产党游击队，而不是逃命的国民党来抗击侵略者，保家卫国。
　　在江西建立苏维埃根据地以后的十年里，毛泽东学到了很多东西。毛泽东善于动员农民，发挥农民的无穷力量，而蒋介石却视农民为群氓。威胁他们驯服于自己。
　　毛泽东善于诱导农民认清农村现状的实质。毛的人民军队不抓壮丁，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并帮助农民收获庄稼。毛泽东还没收土豪的田地，重新分给农民。而国民党正好相反，他们违反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推行可怕的国有运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促成了蒋介石与美国的联盟，但也带来了新课题。罗斯福总统认为领导中国军队及中国战场的美军总司令，应该是热爱中国人民，性格内向，中文地道而沉默寡言的人。
　　“醋鬼”约瑟夫·史迪威，1942年抵达重庆，担任蒋委员长的参谋长，两人从一开始就发生了矛盾，史迪威是位战将，希望他的中国同盟军赴前线作战，并主张整治军官腐败现象，直接从战时首都挑选人才。史迪威认为中国政府的全部机构象一个臭气熏大的“大粪池”，他还蔑称蒋介石为“花生米”。由于双方互相反感，1944年，美国总统解除了史迪威的职务。
　　此前一年，当蒋介石与斯大林、罗斯福、邱吉尔以四巨头的身份出席开罗首脑会议时，他享有了世界性的威望，美国人的援助滚滚而来，资金。武器、医药等各种战备物资运到了蒋介石的后方。但是，大多数物资又流入了黑市，物价开始飞涨，其惊人程度在近代史上只有德国的魏玛共和国可与之相比。
　　战争结束时，“蒋委员长”的统治已面临严重危机。内蒙古大部分与东北处于共产党控制之下。战争最后几天里，苏联红军出兵中国，将缴获日本人的大量武器与军火移交给毛泽东。
　　1945年底，杜鲁门总统派遣马歇尔将军出使中国，调解国共两党的关系，以实现和平。双方政治上毫不妥协，注定了调解必然失败。内战的乌云笼罩全国。事实上，1946年内战就爆发了。
　　起初，国民党很快赢得了表面上的胜利，然而，1948年春天，人民解放军发动了全面攻势。蒋介石方面士气一片沮丧，华盛顿最终对蒋介石政府感到厌烦，不愿再将美元供给这个没有希望的政府。国民党全军崩溃。
　　蒋介石作出可怜的姿态，于1949年1月21日，正式辞去总统一职，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总统职务。蒋重返浙江老家。蒋介石自年轻时起就表现过一系列的“辞职意向”，然而只是到最后时刻才暂时辞职让位。而每次辞职后，他总使继位者表现得无能为力，好让他东山再起，重掌政权。
　　共产党占领南京、广东、重庆之后，蒋介石带领几十个师的精锐部队逃离大陆，来到台湾。
　　他失去了中国。虽然他后来在台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无法弥补他在大陆失败的灾难性屈辱。
　　成年后的蒋介石爱写日记。这个在公开场合自负而顽固的人，在他的日记中常常深刻地批评自己。每天，他与夫人一起双膝长跪，祈祷上帝保佑。
　　1975年3月29日，他的遗愿表达了他至死不泯的梦想：
　　“吾之同仁及同乡、正值国家渐渐强大之际，汝勿因本人之故去而忘却国家之悲哀与希望。吾之天灵将永远与吾之同仁及同乡一起实现三民主义、光复大陆、恢复吾之民族文化。”
　　他还以谦虚和自傲相混杂的口吻说道：“余自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那稣基督及总理信徒自居”。
　　蒋介石死了，他那不可思议的梦想也被带进了坟墓。
　　第二章　革命时机已经成熟
　　“革命时机已经成熟”，这句话是杰出的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在60年代用来描绘非洲革命形势时的名言。
　　在本世纪初的中国，正是革命者鼓动革命的好时机。孙逸仙博士是这场革命的先驱，他因此而名垂千古。后来，有两个年轻人对他的政治遗产发生了分歧，他们是蒋介石和毛泽东。
　　“革命时机已经成熟”，这句话是杰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在60年代用来描绘非洲革命形势时的名言。
　　在本世纪初的中国，情况更是如此，清王朝内忧外患接踵而至，帝国的秩序动荡不安，这正是革命者鼓动革命的好时机。
　　孙逸仙博士是这场革命的先驱，他因此而名垂千古。后来，有两个年轻人对他的政治遗产发生了分歧，他们就是蒋介石和毛泽东。
　　几个世纪来，中华帝国体制稳定，国泰民安，但到清朝统治时期国势开始衰落。其中一个原因是人口爆炸。1778年统计时，全国人口已达到242，956，613人。人口增加了，但并没有新的土地开发出来。清廷更担忧祸从国外起，于是限制向海外移民。中国人滞留国内，人口不断增加。
　　本来工业革命能够解决人口问题，但中国没有产生工业革命。更为严重的是，洋人带来的贸易和工业品已深入内地，破坏了农民们赖以生存的传统手工业。中国人毫无出路，因为工业化国家通过关税壁垒来限制中国手工业品的出口。
　　接着，洋人进来了，在我们这个交通发达，通讯便利的时代，要理解洋人来到中国后对中国人及其统治者形成的变化与心理冲击，并非易事。与其他文明不同，中国在封闭中发展了自己的文明。沙漠、高山与大海把中国与外部世界隔离起来。
　　中国人认为自己的国家是“世界的中心”，比境外的“夷人”以及汉族周边的“南蛮”、“北胡”都要先进。在这种情形下，国家主权平等的国际关系概念，在中国是无法被理解的。
　　中国皇帝认为接受“夷人”来朝是屈尊大驾，和“夷人”没有进一步交往的必要。
　　中国还有独特的表意文字——汉字。汉字复杂难懂，必然导致大量文盲。能够掌握汉字的人就有升官发财的机会，而那些家境贫寒、智商低下的人则被排除在外。然而，有发展前途的孩子即使家贫，如果得到地方慈善机构或富人的资助，也有受教育的机会，中科举，取功名，从而走上仕途。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社会并没有森严的等级界限。
　　但是，西方近代意义上的民主概念对中国人来讲是非常陌生的。中国社会有过森严的等级制度，最高等级享有至上的尊严。中国俗语“天无二日”意思是说，皇帝的权威是至高无上的，中国是天下唯一的大国。在皇帝独裁之下，违抗皇帝命令是十分危险的，简直与背叛无异。
　　中国社会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法制不如其他国家发达，虽然有刑典制裁犯罪分子，但没有西方意义上的民主法典。
　　中国人对宗教的态度也不同一般，上帝的启示在他们的人生中没有作用，他们显得宽容大度。
　　中国人崇尚迷信，信仰佛教或道教。
　　西方人认为儒教是一种宗教，其实这是误解，事实上，儒教是一种伦理道德的模式，是中国的国教。不断的动荡，改朝换代，都需要儒教来确保社会的稳定。
　　然而，长期的稳定也有副作用，它带来社会的僵化与停滞不前。
　　几千年来，中国人民建立了举世无双的伟大文明，他们的聪明才智与发明创造都在世界的前列。中国的农业技术领先于欧洲。皇帝大兴土木，把洪水泛滥的黄河流域及其他江河流域开发出来精耕细作。在农业、艺术、文学以及国家制度等方面，中国人认为在过去的黄金时代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因此，点滴的变化均被视为异端，任何革命都得不到鼓励，似乎一切已达到完美的顶峰，不可再臻一步。
　　在这种秩序下，君主享有精神统治权，他的权力是绝对的，但不是永久的。人们认为君主是正义的化身。如果他不代表正义，就有可能被取而代之。
　　中国历史上的“犯上作乱”都因此而起。如果失败了，起义者就成为历史上的“叛逆”；如果胜利了，起义领袖就会黄袍加身，改朝换代，而被废黜的君主则失去其“天子”地位。
　　与绝大多数的外国人不同，中国人既不受讨厌的法律的桎梏，也不受基督教原罪概念的约束。他们有自己独特的信仰，他们忠于自己的家乡、家庭和家族。在这种“家”的环境下，长者仲裁纠纷，一人得道，全家沾光，一人遭灾，全族救援。
　　当外国侵略中国时，中国社会受到强烈的震撼。中国统治者妄自尊大的思想被粉碎了。他们发现外国技术比中国先进，同时他们又自我安慰，说外国的哲学没有中国的发达。但是，这种观点经不住事实的考验。
　　英国人来到中国的大门口，因其要求被中国拒绝而向中国宣战，中国方面认为英国发动战争是强迫中国进口印度鸦片的帝国主义行径，因此这场战争被称为“鸦片战争”。英国毫不费力地打了胜仗，于1842年8月29日签订了《南京条约》。广东失去了对海上贸易的垄断，中国被迫割让香港给英国，开放口岸，并赔偿2100万英磅。《南京条约》标志着“夷人”对中国皇帝的朝贡制度的结束。
　　外国的欺侮远没有了结，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接踵而来。
　　1844年、1858年、1879年、1881年、1883年、1885年和1895年，几十年间签订了许多的不平等条约。国家丧权失地，民族屈辱日深，美国首先在中国获得了治外法权，在中国领土上设立法庭，其他国家群起效尤，也取得了这种特权。如果一个英国人或法国人杀了一个中国人，中国法庭无权审判被告。
　　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俄国人趁火打劫，掠夺阿穆尔河（黑龙江）与黑龙江省，建立了符拉迪沃斯托克。日本人比白种的西洋人更为险恶。东洋日本——后起的亚洲强国强迫中国割让了台湾。
　　1897年底，法国占领了胶州。于是，瓜分租借地的狂潮随之而来。外国侵略者随心所欲，中国已无主权可言。此外，国内接连发生民众造反，皇帝的权威受到挑战。
　　1851—1864年，太平天国起义风起云涌，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令人吃惊，在西方国家的内战史上，只有西班牙内战和美国内战可以与之相提并论。西班牙内战历时三年，损失50万人，美国内战历时四年，也损失50万人。
　　太平天国起义时间更长，损失更大。在长达十四年的战争中，有2000万人丧失生命。在更为重要的意义上，太平天国起义是近一个世纪后毛泽东农民革命的预演。
　　太平天国起义的伟大领袖洪秀全不同于一般的中国人，他还是一个基督徒，他主张人人平等，财产公有。他是一位天才的领袖，建立了一支纪律严明、规模宏大的军队，攻占了南京，统治了中国中部与南部。1853年，洪秀全及其信徒宣告“太平天国”诞生，此刻北京清朝统治者惶惶不安，洪秀全虽是一个勇敢的征服者，却不是一个英明的行政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