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传-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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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共产党破坏分子置于监视之中。对上海发生的这种情况，不得不进行控制。
根据国民党开列的清单，当时缴获的武器总计有3000支步枪，20挺机关枪，200支毛瑟枪，400支手枪，80万发子弹，几推车斧头和2000支长矛。
那么，蒋与当地帮会是什么关系呢？
先说红帮，它是在“反清复明”中建立起来的，是一个从太平天国起义中成长起来的地区性和政治性组织，这一组织与义和团有联系。它崇尚敬老和其他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并热衷于迷信仪式。随着时间的推移，红帮演变成了一种流氓团伙。
青帮是作为红帮的一个分支发展起来的，不久在长江以南有了自己的势力，其总部在上海，青帮沿着长江扩展势力，他们招收水手和搬运工，从事非法经营，并收买人心。他们通常依靠三种途径来保证财源：贩卖毒品，开设妓院和进行赌博。
蒋介石本人从未加入过帮会，但他的确与帮会有过密切的联系。他早期的靠山陈其美在上海担任军事长官的时候，就是帮会的一员。或许蒋认为这些帮会对他有用。
他感激孙中山对他的恩典，总是极力帮助寻找支持者，而不单是寻找友谊。孙中山和他的同事早先也认为这些帮会对革命是有用的。
青帮的主要头目是杜月笙，他帮助过蒋介石。陈其美的侄子——陈立夫从1925年至1929年是蒋的私人秘书。在他的弟弟陈果夫的帮助下，他领导着称之为“CC派”的国民党右翼。
按照中国的习俗，蒋介石将陈氏二兄弟认为亲侄，以报答陈其美的知遇之恩。
上海事变时，陈立夫是蒋介石的私人秘书，同时还管理着国民党组织部。1926年3月20日，他被任命为该部部长。1974年当我在台北采访他的时候，他告诉我，他创建了中央调查统计局（中统）。中统后来由陈立夫的兄弟陈果夫接管。作为国民党政府的内部安全机构，中统在大专院校，新闻界和其他“文化”组织中都有自己的代理人，国民党所办的全部报社社长都是为中统服务的。大专院校中的训导长也同样是为中统服务的。中统还在各个城市和省份设立了自己的网点。
类似的另一个机构是军委调查统计局（军统），由戴笠领导，主要从事特务活动，还管理所有的秘密监狱。它是按照纳粹的盖世大保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在社会各界都有代理人。
陈果夫是从称之为“A·B团”的秘密的政治社团中进入国民党组织部的。
“CC派”及他们的秘密组织帮助蒋介石保持和扩展势力。
1920年初，当陈氏兄弟的叔叔和帮会在上海帮助蒋从贫困中崛起的时候，蒋当时还住在一间没有窗户的房子里，在上海交易所从事经纪人的工作。其他曾帮助过蒋的人还有，银行家钱某和船主虞某（后来成为商会主席）。
当蒋介石1927年回到上海的时候，他不再是一个穷困的青年，而是一个胜利之师的统帅了。
银行家们和帮会用大量的“贷款”资助他。作为回报，他帮助他们消除军队的侵扰，结束当时还在武汉持续的停业状态，并从共产党工会的制约中解脱出来。
有一种看法认为，蒋在摧毁共产党纠察队过程中接收了1500万贷款，后来又接受了3000万贷款。这些钱或许只是名义上的贷款，第二笔钱似乎是很不情愿拿出来的。据说商人们事先接到一个“军界要求资助”的通知，说是如果这样做就不会遭逮捕。
有一个很知名的实业家因为不愿意资助50万元，结果被关进了监狱。醒悟之后，他愿意出一半的钱以担保释放，并且这些钱是无偿的。
不管是自愿的还是强迫的，上海的买办和银行家资助了蒋即将建立的右翼政府。而且，他们还使蒋摆脱了对俄国的财政依赖，这就使他有了更多的策略上的自由。
1927年4月12日的政变，标志着蒋介石与受国民党左翼支持的共产党之间的最后决裂。
从此以后，尽管有一些暂时的表面合作，但两党之间的裂痕最终无法弥合。
第九章 蒋氏再婚
《大公报》创始人。胡霖说：
“蒋的婚姻是一次精心预谋的政治行动。他希望通过成为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和宋子文的妹夫来赢得他们。那时，蒋也开始考虑寻求西方的支持。如果美龄成为他的妻子，他便在与西方人打交道时有了‘嘴巴和耳朵’。此外，他一直十分欣赏子文在财政方面的才干。但是，如果说蒋没有爱上美龄，那是不公平的”。
上海的屠杀引起了国民党左派和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员的极大义愤，他们试图使蒋名誉扫地。
1927年4月17日，在武汉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列举了蒋介石的十二条罪行——其中包括对人民的屠杀和对党派活动的压制。蒋被开除出党并被解除了所有职务。
逮捕蒋的通辑令也发布下来了，目的是“按照镇压反革命的法令对其进行惩罚”，甚至他的头也被估了价，而且是两种标价：抓到活的赏25万两银子，抓到死的则为10万两。
难道左派真的以为蒋介石会就此罢休且大势已去了吗？如果他们真的这样想的话，那就太低估他了。
在蒋的主持下，国民党右翼领袖从15日起便在南京召开会议。
那天夜里，在蒋的命令下，警察和军队包围了设在广州的工会和国民党的办事处。所有的苏联顾问都被拘留起来，共抓了2000人左右。几名黄埔军校学员和一些女学生被处决。蒋还命令，所有逃跑的共产党员必须在10天期限内自首，否则一律处以死刑。
18日，就是武汉方面悬赏捉拿蒋的第二天，他宣布了他的答复：“在南京建立一个对立的政府。”那天，站在他身边的是胡汉民。
在冗长的声明中，蒋介石重申了孙博士的三民主义，号召与共产主义彻底决裂。“如果我们允许他们那可怕的政见蔓延，”他说，“一切都将成为泡影。”
一周之后，即25日，30万人在武昌集会，声讨蒋介石及其政府。中国又回到了最严重的混乱状态，如同1911年推翻清王朝后的中国局势一样。两个政府都宣称其革命合法并继承了孙中山的遗志。在北方，张作霖大权在握，仍自行其是。
共产党此刻也到了危急关头。他们是应该利用国民党内部的分裂使左派卷入这场暴力斗争呢？还是应等待时机并继续维护党派联盟？共产党内部也产生了分歧。
1927年4月27日，80名代表——代表着5。8万名共产党员，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代表大会。在一项决议中，决定剥夺共产党控制区内大地主和反革命分子的财产。但对属于民族主义军队官员的土地则给予特别的豁免。
在长沙，一群共产党员已在城市和乡村积极行动起来，地方军的指挥官逮捕并处决了近百名“闹事者”，一些领导人及时地逃过了逮捕。他们当中的刘少奇，后来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北方战争又开始了。4月24日，蒋介石主持召开海军和陆军会议，决定重新开始北伐。然而几乎是同时，南京方面发现武汉政权也有同样的打算，于是，北伐再次搁浅。
武汉的军队开始向南京挺进，南京的军队亦向武汉开拔。
信奉基督教的冯玉祥将军似乎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趁机占领了陇海线的东段。这样一来，汪的北方便受到了侧翼包围，而南方则将了对方。
这一局面是很僵的，而这一僵局只有冯玉祥才能打破。无论是汪精卫还是蒋介石，离开了冯玉祥，谁都束手无策。于是，二人都改变了策略。
在这一关头，蒋介石碰到了好运。斯大林的共产国际代表——印度人M。N。罗易给汪精卫看了一份来自莫斯科的电报，电报上明确声称共产党要接管政权。罗易显然希望汪能够对如此广阔的革命前景和美好的未来而高兴，并与共产党携手并进，但是，这份电报反而使汪感到焦虑。因为在他看来，与共产党合作注定要失败（正如蒋一贯坚持的主张一样）。
江与他的左翼同事都很忧虑，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冯玉祥身上，希望他能想出个办法。冯请汪和其他左翼领袖来郑州商量。
会谈从1927年6月10日开始，持续了三天。武汉方面的领导人对冯玉祥作了一些边界上的让步，但实际上只是空头支票。
随后，冯玉祥于19日到东部的徐州与蒋介石会晤。两天以后，两人达成了完全一致的意见。这便意味着冯已决定支持蒋，并向汪精卫施加压力。21日，冯给汪拍了一份电报，敦促他立即释放在押的鲍罗廷，并说武汉方面的官员，有意者可以加入南京国民政府。他还补充说，无意加入者应利用这一时机去外国访问。
汪对蒋仍待有敌意，但是力量的平衡现已发生了不利于汪的倾斜。7月15日，汪决定反共，16日，下令屠杀共产党人。
罗易已于3日离开，鲍罗廷是在27日离开的。
加伦来到上海向蒋告别。尽管他被任命为武汉政府的首席军事顾问，但两人之间的私人关系很好。很多年之后，蒋曾这样写到：“这是我一生中最感人的离别。”
中国共产党在困境中试图通过暴力东山再起。从8月起直至年底，他们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但都失败了。
8月1日举行的第一次起义具有双重的历史意义。共产党如今视之为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而加以庆祝，西方的历史学家则把它看作是民族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之间第一次内战的开端（共产党的历史学家也同意内战开始于8月1日，但他们称之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视北伐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
周恩来此刻到了江西省省会南昌。他了解到一部分由共产党军官领导的部队驻扎并活动于这一城市附近。他和他的同事们认为，如果这些共产党人发动一次起义，并把他们的部队拉过来，那么共产党就可能有一支自己的核心武装力量。而且，当时南昌公安局的领导人是朱德将军，他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其他人后来也都功名显赫，其中包括林彪和陈毅。
共产党占领了南昌城，但后又失守，因为一名国民党军官并不像他们先前所料想的那样赞同这一计划。
尽管武汉方面也开始迫害共产党，但并无迹象表明他们拥护蒋介石。
东部军阀孙传芳乘机利用武汉与南京之间的敌意，发起了一次反攻，把蒋的部队赶出了他们所占领的长江北岸的几乎所有的地盘。武汉军队继续向南对蒋发动进攻，这样蒋就抽不出军队来抵挡孙传芳了。
冯玉祥为了自己的利益，同时出于为蒋着想的目的，试图在此刻发挥一点儿作用。他建议武汉与南京两个对立政府各派代表，在他认为是“中立”的吉祥宝地安庆举行会谈。
按照冯的意思，他于8月份在郑州与蒋举行第二次会谈。开始时，蒋曾派穆斯林马福湘将军带去一个友好的消息：“蒋愿意和你结拜为兄弟，”冯的回答是：“大好了。”冯玉祥继续讲道：
于是，蒋和我彼此交换了生辰八字，成了结拜兄弟，那次会上，我们相互叩头四次（为的是完成这一结拜仪式）。
蒋问我，“现在我们已经成了最好的朋友，你准备怎样开导我呢？”我告诉他：“人民是我们的主人。我们应该做他们所希望的事，而不做他们所厌恶的事。”
“还有别的吗，大哥？”蒋又问道。我说：“如果我们能做到刚才我说的那些，那我们就可以实施孙中山博士的三民主义了。既然你再一次问我，我就这样告诉你，我们必须毫不含糊地与我们的士兵同甘苦，共患难。他们吃什么，我们吃什么；他们穿什么，我们穿什么。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我们的革命就会成功。”
蒋回答到：“很好，我们必须这么做。”
蒋介石可能看到只有一个办法才能打破这一僵局：既然他是争议的真正所在，那么他不得不走。最引人注目的大概就是他屡次提出辞职。
1927年8月13日，他发表了一篇辞职声明。声明中说：
“老百姓的视力和听力已开始失去往日的敏锐和灵敏。在近三个月至四个月的日子里，北伐几乎进展到山东边界。为什么我们向前推进得那么快？而为什么我们现在的速度又这样慢？请静静地想一想，细心地考虑一下吧，原因是很容易理解的。”
至于他本人，他一直在考虑辞职这件事，但在时机还不成熟时，他不能过早辞职。如果他过早辞职，“那么，我党将承受如下苦难。第一，我们将失去灵魂，只留下肉体。星星将脱离自己的位置，事物将相互转换，我担心就连国民党这一名称恐怕也不复存在……”
他说，他希望武汉的同僚们能够加入到南京方面来，北伐重新开始，湖南、湖北和江西的共产党被“彻底地消除”。并说，尽管他已辞去了所有的职务，但作为国民党党员和一名中国公民，他将继续履行他的职责，“只要我还有一口气。”
最后这句话有点不吉祥。但是，听到最后这一句誓言的人很少。在蒋看来，而且他也一直这样认为，他的辞职表明他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人，一个唯一可信赖的“中国的救世主”。
但是，蒋的离职确实缓和了当时的紧张局势。冯将军提出的召开安庆会议的建议现在看来已没有任何意义了。
1927年8月14日，以胡汉民为首的南京方面的五位主要政客以带有讽刺意味的古文体联合给冯玉祥写了一封信。他们问道：当双方仍在激战的时候举行会谈是不是太荒谬了？“玉石和丝绸——友谊的赠品——加上刺刀和长矛——战争的武器，被交替和同时使用，这不成了全世界的笑柄了吗？”
当蒋的辞职被宣布的时候，他已于8月12日前离开了南京，踏上了返回家乡奉化的路程，随行的保镖二百人。他在上海逗留了几天；随后，胡汉民等人一路跟随着他。
家乡的群山挺拔宁静，深深地吸引了他。他把住所安置在雪窦寺。这是浙江一座山脊上的佛教寺院。随行人员住在溪口，这里是他的出生地，离蒋的住地约六英里，地势低3000多英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