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关红颜-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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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达该县的时候，竟连排在最末尾的那个副县长也没出面应酬一下。赵勤奋当时很不服气。方副局长却十分沉得住气，仍然谈笑风生地到该局统计产量的那些企业检查工作。方副局长检查得很细，在某一个企业，他深入到一些很艰苦且带有一定危险性的工作岗位上，他甚至顺藤摸瓜，来到这个企业储存消防器材的库房，而这些外形像日本鬼子当年投下的炸弹一般的消防器材，消火栓已全部锈死，用大号扳手拧之都纹丝不动。总之方副局长在这个企业发现了不少安全隐患。当时市里正在大抓安全生产，因为邻省接连发生了两起重大爆炸事故，都是因一些不安全隐患未被及时排除所致。这两起爆炸事故死亡人数逾百，连省长都引咎辞职了。检查毕，方副局长要求该企业从即日起停产整顿。企业的领导傻眼了，这个企业停产整顿一天，就会导致县财政减少多少收入。而消除这种隐患需要上一套新设备，花多少钱购置设备是另外一回事，关键是从购置设备到安装好重新启动生产，最快得三个月时间！
当时企业领导和“副处调”向方副局长求情，方副局长毫不通融。企业领导真着急了，嘟囔了一句：“拿着鸡毛当令箭！况且县里其他几个和我们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也一样，都没有这种安全设备。”
这话被方副局长听着了，他冷着脸对“副处调”讲：“这根鸡毛我是拿定了！明天起必须停产整顿，而且不仅是这一家企业，所有同类企业全部停产！”
县委书记与县长闻讯，当天下午跑到宾馆向方副局长求情。晚饭县上以最高的“宴请”规格款待方副局长一行。方副局长坐中间，县委书记和县长坐两侧。方副局长身材高大，县委书记与县长短小精悍，坐那儿就像一个大人拖着两个孩子；又像一座山的主峰两边，有两座略低一点的峰峦；还像一部厚重的长篇小说，旁边放两篇散文或两首诗歌。
晚上县里“五套班子”领导又与方副局长一行进行了座谈。县上的意见是能否网开一面，一边购置设备一边生产。方副局长最后讲，考虑到所有企业全部停产，对县上经济发展影响大了一些，所以其他企业可以考虑一边购置设备一边生产，但他去检查的那个企业，必须停产，这样双方都有个交代。
会议进行当中，方副局长给市委书记拨通了电话，有条不紊地汇报了他对全市安全生产的一些忧思，并提出了几条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在“隐患险于明火”这个问题上与市委书记达成了共识。
方副局长与市委书记通话时，显得从容、恭敬但不谦卑。市委书记对他的意见十分能听进去，还有一种赞赏，口气中少了一些威严多了一些柔和与关爱，就像一个慈祥的老爷爷望着自己生龙活虎的孙子一样。包括当时参加会议的人都能听出或者感觉出这两个人之间的交流是融洽的，甚至是丝丝入扣的。就像一条欢快的小河奔向大江一样，大江张开怀抱接纳了小河，而小河融入大江也十分坦然，十分自若，就像一个撒娇的小孩刚弃开母亲的｜乳头，又很快一头扎回去淘气地噙住一样。
从此以后，方副局长到哪个县下乡，县委书记与县长必定亲自出面接待，并召开座谈会向方副局长汇报工作。有时书记与县长若不在县里，也一定会从某个遥远的地方打电话向方副局长问好，并安排县里的常务书记与常务县长接待他。
这个局的地位无形中大大提高了。即使赵勤奋这样的副科长下到县上，也会受到热情款待。有一次赵勤奋与徐有福奉方副局长之命到某县搞调研，县里一个副县长竟一直从始陪到终，临走前还给他俩每人带了一些本县的土特产。赵勤奋说，他都像刘禅那样有点乐不思蜀了！
那几天他俩住在县宾馆，赵勤奋破例没有向徐有福炫耀“如何谈恋爱”，而是滔滔不绝谈论方副局长，仿佛一个小学毕业生谈论自己的博士弟弟一样，脸上有种由衷的自豪和满足。他抽着烟在房间里转来转去踱着步，对已脱衣而睡的徐有福说：“这就是咱方副局长的影响力！一个局重要不重要，当然与这个局本身的职能有关系。比如财政局与人事局，一个管‘钱’，一个管‘人’。这俩部门是因其职能重要而重要。就是二傻子当财政局长和人事局长，到哪儿也照样风光十足有人抬举。即使在酒桌上说一两句傻话，别人也会往‘不傻’处理解，甚至以为是那种‘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呢！而有些局，部门本身也许并不重要，但因局里领导重要而显出其重要。往远说战争年代某某著名将领，原本是军长师长，一夜之间突然被降为营长连长。他就是当连长时，也比同样是连长的其他人重要多少倍！因为说不准哪一天，他又突然成军长师长了。文化革命中，某中央领导人，突然有一天就成为某省某市的一个拖拉机厂厂长了，同样的拖拉机厂厂长能与他同日而语？往近说就是咱方副局长。徐有福你信不信？咱方副局长将来必成大器！一个人是不是个人物，能看得出来的，咱方副局长将来不仅是个人物，很可能还是一个大人物！”
徐有福发现，赵勤奋的“兴奋点”已有所转移。过去他的兴奋点是许吴。只要一见许小娇和吴小娇，他的眼睛就会陡然放亮，就像一个电压不稳时吊在半空的电灯泡，电压低时钨丝发暗发红，电压高时突然会放出炽烈的亮光。可现在他的兴奋点却转移到了方副局长身上。只要一提起方副局长，他就像杜鹏程写作《保卫延安》一样充满了激｜情。仿佛方副局长将来若成为一个大人物，是他这个“伯乐”发现的似的——就像当年杜鹏程抱着厚厚的一摞书稿来到人民文学出版社见到冯雪峰一样——若方副局长是杜鹏程怀中那一摞厚厚的书稿，赵
勤奋以为他就是冯雪峰；若方副局长是已经成书散发着独有书香味儿的那本厚厚的《保卫延安》，赵勤奋会大言不惭地说他就是人民文学出版社——至少也是该社的一位资深的责任编辑！
“方副局长若是一个人物，那你赵勤奋就该是一个动物了！”徐有福突然想起那几句顺口溜：“一两个情人是人物，七八个情人是动物，一个没有是废物。”
若在过去，徐有福这样说时，赵勤奋保准会一脸惬意地回他的话，用有点猥亵的口气色迷迷地说：“咱比动物还动物，早超过七八个了！”可那天这小子却突然皱了皱眉头，显出很不高兴的样子说：“徐有福请你以后不要这样，这样不好！”
徐有福那天也有点不高兴：莫非赵勤奋以为他现在已经是个人物了，别人轻易触犯不得？这真是一个不自知的人。他想撒尿的时候，别人就是他的尿壶，掏出来素素素只管往里尿。而别人哪怕无意溅他脸上一滴尿水，他也会冲别人发作。
那天徐有福是第一次反抗赵勤奋。赵勤奋当时唬着脸给他说了“徐有福请你以后不要这样，这样不好”的话后，他也顶了一句：“赵勤奋请你以后也不要那样，那样不好！”
那天在那个县的宾馆说过这句话后，徐有福背过身再没有理睬赵勤奋。看来“从奴隶到将军”也并不是没有可能。大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小到一个人，都有追求平等、维护尊严的权利。徐有福过去从来不懂得捍卫自己的“领土完整”，因此常常成为“被侮辱与被损害者”。而像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那样，离开家园一两千年再谋求“复国”，将会付出多么惨重的代价。因此现在国与国之间往往是锱铢必较，寸土必争，就是怕给后人留下遗患。对一个人来讲，也是这个道理，如果每一件事、每一句话都能做到“寸土必争”，就不会有人轻易侵犯你了。两位“哲人”曾经有过这方面的教诲。一位是朱熹，他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另一位是田小兰。田小兰指出的“摆多种姿势”，这是不是也算其中的一种姿势？
徐有福好像渐渐悟出了一点人生的道理。这是一个多么迟钝的人啊！他悟一点点道理出来，怎么像妇女生孩子那样艰难！又像一个被夹住的老鼠，吱吱叫着却急忙挣不脱那个暗器；还像一个长不大的孩子，老是用一双童贞的眼睛看待这个纷乱、杂沓而变幻多端的大千世界；还像一个初次离开偏远山村进城打工的农村女孩子，拎着个小包袱，看见夜色中的红灯就不敢动了，就像兔子一见某种吞噬它的凶恶动物就卧着束手就擒一样。
（）
虽然“反击”赵勤奋给徐有福带来一点欣喜，但最终他还是感到沮丧。若赵勤奋是动物，方副局长是人物，那自己就是个废物了。现在在人们的眼光中，废物甚至不如一个动物。这是一种多么不可理喻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啊！徐有福又想：方副局长若是“人物”，他的“一两个”情人是谁呢？转念他又嘲讽自己：你这不是狗逮耗子多管闲事吗？
《机关红颜》19
在徐有福三十八岁的这一年里，他的情感生活里掀起一些较大的波澜。
他爱上了吴小娇。
倒不是受了“废物”的刺激。这个色彩斑澜的世界上，“人物”、“动物”不少，“废物”也同样不少。如果没有遇到那种令徐有福心旌摇荡的女人，他也不会只为摘掉“废物”
这个帽子而去找女人。
本市某县，有一个“摘帽子”书记。这位书记赴任后，在该县二十多个乡镇的山山峁峁间转了一圈，突发奇想，在常委会上提出三年摘掉贫困县帽子的设想，比较务实的老县长当时就提出反对意见。但在一个县里，县委书记是“一把手”，县长是“二把手”。一把手若执意要干什么事情，做出什么决策，那是九头牛也拉不转的。县长当然没有比九头牛更大的力气。就像在一个“夫权”为主的家庭里，若丈夫要执意干一件什么事情，妻子和儿子加在一块儿也是劝说不住的，只能跟在身后小声地嘟囔。
三年后，贫困县帽子摘掉了，县委书记升迁了，国家给该县的大量补贴却减少了。
既然已不是贫困县，那么拨给贫困县的“专项扶贫资金”就不能给你了。在向上呈报摘掉贫困县帽子的喜报中，该县称他们已建立起畅通的“造血”功能。既然能“造血”了，再“输血”不是多此一举吗？
随之接任的却是一位“争帽子”书记——争戴贫困县帽子。他也在该县二十多个乡镇的山山峁峁转了一圈：山河依旧，穷颜未改啊！书记的心情像连绵的大山一样变得沉重起来。他将统计局长叫到办公室，问当时“摘帽子”那些数字是怎么来的？统计局长小心翼翼地问书记：“你是让我说真话，还是说假话？”“当然是说真话啦！”书记有点不高兴。统计局长就对书记说，当时各项指标上报前拿给前任书记审阅，书记拿起笔在每个数字后面加了一个零，于是贫困县帽子就摘掉了。
新任书记听毕没吭声。过了一会儿，他将最新的统计数字要过去，拿起笔在每个数字后面画掉一颗零，然后递给统计局长。
统计局长拿起统计报表走到门口，又被书记叫住。书记伸手要过报表，沉吟片刻，将钢笔套拧开，又在每个数字后面画掉一颗零。
接连画掉两颗零之后，书记就让办公室主任起草报告。办公室主任很快将一份“关于将我县重新列为国家级贫困县的请示报告”呈上书记案头。书记将标题扫了一眼，提笔将“重新”二字勾掉。然后对办公室主任讲，做办公室主任，关键是一个“意会”。什么时候回避，什么时候张扬；什么时候伸，什么时候缩；什么时候迎着枪口堵上去毫无惧色，什么时候即使烈火焚身也得伏在那儿一动不动，全在“意会”二字。这些道理我以后不会给你讲了，自己“意会”去。
一年后，该县被重新列为贫困县。常委会上，书记讲，我们争来这顶帽子戴上，没有什么可羞耻的。书记说到这里，略作停顿。那位与前任书记配合完继续与他配合且配合默契的老县长此时插了一句：又不是争来一顶绿帽子！大家哄地笑了。书记也随着大家笑。笑毕继续讲，我们戴一顶帽子，每年就争来几千万，这顶帽子值钱啊！况且这顶帽子沉甸甸地戴在头上，大家心里也始终会沉甸甸的——因为还有那么多父老乡亲没有摆脱贫困这个恶魔的缠绕，这顶帽子既是压力，也是动力啊！
书记“求真务实”的名声不胫而走。省里市里如蝗虫般涌来的记者不由分说，将一顶顶帽子扣在书记头上，那些文章的标题像小孩与大人捉迷藏一样，将那几个关键字眼嵌在那些颠来倒去的句子里，十分好玩儿。什么求真书记某某某；某某山脚下或某某河畔，有一位实干书记；务实：一位书记写在某某大地的情怀。等等。
书记到任两年后，又像抛弃了糟糠之妻另觅新欢的那些狠心的男人一般，兴致勃勃地在全县的山山峁峁转了一圈，然后便被提拔了。临走前他动情地说：“我会记着这里的父老乡亲！”这就好比那个抛妻弃子的男人哄骗敦厚老实的农村妻子说：我以后还会回来看你们的，也会给孩子寄钱的！
徐有福既不是摘帽子书记，也不是争帽子书记，他的脚步无法踩到一个县峰峦起伏的山山峁峁间去，只能踩在与一个县的山山峁峁相比当然要小出许多的这间办公室里。
徐有福也不想用自己的脚步声惊动全县几十万人民，省得那些淳朴的乡亲这个拎一篮鸡蛋，那个提一筐红枣簇拥着送他。万一那些箪食壶浆拉着他的手问长问短的老大爷老大娘再抹开眼泪，他的心里也会不好受的。
徐有福其实只想像贾宝玉动不动就从怡红院往潇湘馆赶那样，用自己的脚步声“惊动”一个人——不是林黛玉，是吴小娇。
可他拿什么惊动吴小娇呢？赵勤奋说吴小娇的“弱点”是喜欢各种款式新颖的手机，只要看到像鸟儿一样叫声各异的新款手机，吴小娇的明眸里就会像炉膛里蹿出火舌一样，“惊喜地一闪”。赵勤奋曾对徐有福说，他要用一部漂亮的手机“撬开吴小娇紧锁的心门”，可到现在，既没有看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