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第9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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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统治者的美德，使群众看到她们认为应该如此的形象。在情节安排上，坚持深山生活和与黄世仁窄路相逢等，都使喜儿的绝不屈服、绝不罢休的坚强意志得到充分的表现。用供果痛击黄世仁的场面，替千万个受害的人们发泄了心头的怒火。而歌剧的特点又使人物有可能畅快地通过歌唱来发抒胸臆，向观众直接打开自己的心扉。整个《白毛女》就象一座喷发的火山一样，倾泻出长期蕴积在人民群众心灵深处的对地主阶级的仇恨之情。至于某些细节的真实问题，例如喜儿的山洞生活，因为与主题并无多大关系，就不是剧本所要着重表现的，人们也不要求回答这样的问题。原有的第四幕，“是喜儿山洞生活的叙述，是说明喜儿在山洞中怎样生活下去，为什么还能生活下去”，结果反而延缓主题发展的速度，许多剧团演出中干脆不演，作者最终把这一幕全部删去了（注：丁毅：《白毛女·再版前言》，东北书店，1947年出版）。所有这些方面，共同地构成了《白毛女》的浓郁的浪漫主义色调。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象《白毛女》这样兼有强烈的浪漫主义精神和大胆的浪漫主义手法，两者又能结合得相当和谐的作品，是并不多见的。当然，从全剧来看，前半部分（从一开始到喜儿从黄家出走）现实主义更多一些，后半部分（即喜儿在山中的生活）主要是浪漫主义的了：前后表现手法上的这种变化，正反映了《白毛女》在加工修改过程中的发展趋向和基本色调。
《白毛女》是创造我国的民族新歌剧的奠基石。它在群众艺术实践的基础上，继承了民间歌舞的传统，同时也借鉴我国古典戏曲和西洋歌剧，在秧歌剧基础上，创造了新的民族形式，为创造新歌剧开辟了一条富有生命力的道路。
首先在音乐上，运用了民歌、小调和地方戏曲的曲调，但它既不是民间小戏的扩大，也不是传统的板腔戏或宫调戏。它借鉴了西洋歌剧注重表现人物性格的处理方法，利用富有民族风味的音乐曲调来表现剧中人的性格特征。河北民歌“小白菜”，原是封建社会中受后娘欺压的儿童歌谣，作者利用它表现喜儿在黄家受黄母压迫的情绪。由于调子比较幽怨，不适于表现喜儿在杨白劳抚爱下天真活泼的性格，作者们就选用河北民歌“青阳传”的比较欢快轻扬的曲调，谱写了“北风吹，雪花飘”。到了喜儿进山和在奶奶庙与黄世仁相遇时，为了表现她的阶级仇恨的大爆发，采用了高亢激越的山西梆子的曲调。因此，《白毛女》的音乐既对表现人物性格起到重要作用，又为广大群众所熟悉、爱听。其次，在歌剧的表演上，借鉴了古典戏曲的歌唱、吟诵、道白三者结合的传统。喜儿的出场就是用歌唱叙了戏剧发生的特定情景：“爹出门去躲账整七天，三十晚上还没回还。”然后用独白向观众介绍了身世和家庭。其他人物，如杨白劳、黄世仁、穆仁智也都在出场时，通过歌唱作自我介绍，不少地方也用独白叙述事件过程。人物对话采用话剧的表现方法，同时注意学习戏曲中的道白。在道白与歌唱的关系上，则运用歌唱来叙述事件，回忆历史，介绍人物，衬托气氛，并在感情需要爆发时，用来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由于转折比较自然，并不给人以话剧加唱的感觉。唱词有许多就是诗，而且颇有民歌特色，如：
老天单杀独根草，
大水尽淹独木桥，
我一生中只有这一个女，
离开了喜儿我活不了！
——第二十一曲
大风大雪吹的紧，
十家灯火九不明。
人家过年咱过年，
穷富过年不一般：
东家门里有酒肉，
佃户家里无米面。
——第二十三曲
这样的诗配上民族情调十分浓郁的曲子，使《白毛女》的歌曲长期以来在群众中广为流传，经久不衰。当时人们对《白毛女》艺术上达到的成就，曾给予高度评价：“《白毛女》的演出对中国歌剧发展上是一个最大贡献，有最大功劳——这是它的最高价值。从这次演出上，我们知道了怎样的向中国故有的歌剧形式学习和吸取，怎样把旧的和新的东西结合起来。”（注：联星：《〈白毛女〉观后记》，《晋察冀日报》，1946年1月10日）
由于《白毛女》在思想上和艺术上的高度成就，它成了解放区影响最大、最受欢迎的剧目。解放区报纸不断报道当时演出的盛况：“每至精采处，掌声雷动，经久不息，每至悲哀处，台下总是一片唏嘘声，有人甚至从第一幕至第六幕，眼泪始终未干，……散戏后，人们无不交相称赞。”（注：见1946年1月3日《晋察冀日报》）人们称赞台上台下感情交融的情景为“翻身人看翻身戏”，并且充分肯定它在实际斗争中的作用：《白毛女》“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当前中国亟需解决的土地问题；杨白劳的死和喜儿的遭难，都是由于农民没有土地和民主政权的结果。所以今天我们出版或演出《白毛女》，那是十分合乎时宜的”（注：刘备耕：《〈白毛女〉剧作和演出》，《人民日报》（晋冀鲁豫），1946年9月22日）。一些村子就在看了《白毛女》演出后，很快发动起来展开了反霸斗争。有的部队看了演出后，战士们纷纷要求为杨白劳、喜儿报仇，掀起了杀敌立功的热潮。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撰文叙述看了《白毛女》后，对自己阶级感情变化所起的重要影响。《白毛女》在土改运动和解放战争中，充分发挥了艺术作品的感染力量。一个剧能够在千千万万群众中起到这样大的教育作家，这在现代文学史上是空前的。
第三节：旧剧改革和《血泪仇》《逼上梁山》等剧作
新秧歌运动的蓬勃开展及其丰硕成果，激起了戏剧工作者探索改革各种传统剧种的兴趣和勇气。短短几年内，各根据地相继对许多剧种进行了改革的尝试。在群众的业余演出中，也常常采用他们熟悉的地方戏曲、民间戏剧艺术的形式，表现新的生活和新的主题，这同样是有益的革新。在当时各个剧种所实行的改革中，成就较高和影响较大的，是京剧和秦腔。
京剧（当时延安称为“平剧”），是中国的一个历史比较悠久的剧种。它经过许多优秀的表演艺术家的精心锤炼和反复推敲，形式精致完整，在各地群众中有广泛的影响，又受到宫廷的赏识，为达官贵人、文人雅士所喜爱，因而在各种传统戏曲中占有特殊重要的位置。但是，京剧许多剧目的内容往往带有浓厚的封建性，主人公大多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艺术上已经形成一套固定死板的程式。这些都亟需改革，才能适应反映新的现实与满足新的观众的客观需要。然而，长期形成并已根深蒂固了的京剧旧传统，又具有很大的历史惰性，很难改动。早在“五四”前后，欧阳予倩等人就曾经提出过京剧改革的倡议，制定过“改造方案”。现代中国的戏剧艺术大师梅兰芳，也在艺术实践中作过一些改良。但都没有收到多少成效。在这以后，尤其到了抗战前期，有些新旧文艺工作者合作编写过新京剧。其中有名的剧目有杰出的表演艺术家周信芳等人的《明末遗恨》；在延安，也演出过反映抗战题材的京剧，仍然没有能打开新的局面。文艺座谈会以后，改革京剧的问题才再次被认真提出来，并且迈出了切实的第一步。在党的领导和关怀下，一九四二年十月延安平剧院建立，“以研究平剧，改革平剧”，使“平剧为新民主主义服务”为自己的任务。他们在《致全国平剧界书》中鲜明地举起京剧改革的旗帜，指出：“改造平剧，同时说明两个问题：一个是宣传抗战的问题，一个是继承遗产的问题，前者说明它今天的功能，后者说明它将来的转变。从而由旧时代的旧艺术，一变而为新时代的新艺术。”
延安平剧院首先撷取京剧中若干民间形式较多的组成部分，溶合以其他剧种的歌谣曲调，创造反映现实生活的新戏。如揭露国民党黑暗统治的《难民曲》，反映当时陕甘宁边区人民幸福生活的《上天堂》，反映边区人民自卫军除奸斗争的《边区自卫军》和鼓励二流子转变的《刘二起家》、《张学娃过年》等。这些新戏的演出，受到了群众的欢迎，起到为现实斗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积极作用。但是，利用整套京剧艺术形式来表现历史题材，并在内容和形式的改革上达到了相当的不准，这就要推新编的京剧《逼上梁山》了。
《逼上染山》共三幕二十七场，最初是一九四三年由延安中央党校的一部分爱好京剧的同志组成的业余文艺团体——大众艺术研究社集体编写（杨绍萱、齐燕铭等热笔），并排练演出的。剧本根据《水浒传》中林冲被逼投奔梁山的故事改编，在旧的故事里注入了新的观点、新的内容。林冲原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北宋统治阶级军队中的军官，最后变成率领造反农民上了梁山的革命者。这个变化，势必要经历痛苦艰巨的斗争。《逼上梁山》的作者在刻划林冲的形象时，突出了他的思想转变及其复杂原因，使这个过程得到了较为充分合理的表现。
《水浒传》原来的故事里，几乎没有写一个直接从事劳动的农民。《逼上梁山》在第一幕第一场“动乱”中，就表现了大群饥饿农民逃难的场面，并增写了李铁父子两个人物，作为贫苦农民的代表，贯穿全剧，以揭示那个时代的基本矛盾。剧本又加进曹正等起义上山路经野猪林的情节，将李小二这个人物改成在东京受过林冲的救济后，上梁山入了伙，奉命到沧州开设酒店，招揽各路英雄豪杰上山聚义。这样，既反映了北宋末年激烈的阶级斗争和那“官逼民反，不得不反”的时代特点，也为林冲走向革命的转变过程提供了真实丰富的历史背景。
林冲与高俅的矛盾斗争，是全剧的主要戏剧冲突。林冲上梁山，则是这冲突的结果。剧作者有意识地增加林高冲突的政治内容，强调林冲主张抗金御侮，而高俅却推行妥协投降的卖国政策；政治上的分歧，构成高俅必欲置林冲于死地的主要原因。但在林冲这方面，很长时期内一直委曲求全，即使一再受到陷害打击，仍然顾恋自己的职位，对高俅之流权贵和北宋王朝尚存在某种幻想；甚至遭到发配，还抱着“报国之愿”。直至他到了沧州，目睹地方各级官吏的种种劣迹，进一步认清北宋王朝的腐败，深切地感到：“风云变色就在明朝”。特别是当草料场火起以后，他亲自从陆谦口中得知：“高太尉与金国素有来往，此次火烧草料场，一来是害死林教头，二来是破坏边防，便利金国进攻。”他那“报国”的梦想才彻底破灭，并在被逼得处于后退无路的境地后，终于走上反抗的道路。
创作和演出《逼上梁山》的时候，抗日战争已经进行了六年多，国民党顽固派日益反动，一再制造投降和内战的严重危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越来越成为广大人民仰望的灯塔。剧中表现的那些激动人心的历史画面，所赞扬和揭露的那些正反面人物，都启示人民群众认清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本质，并且更踊跃投身抗日民主的革命洪流。
《逼上梁山》在艺术形式上也做了相应的改革。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就打破了旧京剧行当的限制，根据人物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的要求，运用京剧表演形式而又不完全拘泥于传统的程式。在舞台布景与效果方面，也进行了改革的尝试，虚实结合，突破了旧京剧那种亲纯的象征性布景的限制，使用了飞雪等现代布景手段，增强了演出效果。
一九四四年元旦前后，《逼上梁山》首次演出，轰动了延安。艾思奇（崇基）曾在一月八日的《解放日报》上首先撰文，称赞《逼上梁山》“是一个很好的历史剧”，“在平剧改革运动中，这算是一个大有成绩的作品”。一月九日，毛泽东同志在阅读剧本之后又观看了该剧的演出。当晚回去，他就向编剧和导演写了那封著名的关于京剧改革的信，给《逼上梁山》以很高的评价：
绍萱、燕铭同志：
看了你们的戏，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
《逼上梁山》编演的成功，特别是毛泽东同志亲笔写给延安平剧院的这封信，大大地推动了正在兴起的京剧改革运动，为这个运动指明了方向。一九四五年一月，由延安平剧院集体创作并演出的新编古代题材的京剧《三打祝家庄》，又获得很大的好评。毛泽东同志观看演出后也曾写信向作者、导演、演员、舞台工作人员祝贺。他指出：“我看了你们的戏，觉得很好，很有教育意义。继《逼上梁山》之后，此剧创造成功，巩固了平剧革命的道路。”
《三打祝家庄》同样取材于《水浒传》，描写了梁山泊的农民起义军队攻打地主寨子祝家庄的战斗经过。全剧分为三幕，它们一方面分别反映了相对独立的三次战斗场面，斗争的重点、出场的人物各不相同；另一方面，又是由一个统帅领导的一次大战役的三个阶级，相互之间有机地紧密地联系着，形象地表明了这样一整套的策略思想：依靠群众，调查研究，里应外合，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孤立主要敌人。这些都是根据革命形势发展的客观需要加以突出的。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在整个太平洋战场上转入战略退却阶段，中国人民的抗战渡过了相持阶段中最艰苦的时期，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八路军、新四军也由缩小转而开始扩大，并在各地进行着局部的战役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