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第9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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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杂文。作家们在较之国统区言论更不自由的困难环境中，纷纷以比较隐晦曲折的方式进行了战斗，陆续出版的尚有以《鱼藏》、《干将》、《莫邪》、《湛卢》等宝剑为名的《杂文丛刊》九集。巴人（王任叔）、唐涛、柯录、周木斋等六人曾合出《边鼓集》，以示为抗战敲边鼓助威之意。以后加上孔另境，又出七人合集《横眉集》。杂文写得最多的当推巴人，先后印有《生活·思索与学习》、《窄门集》和在国统区大后方出版的《边风录》，作者思想敏捷，风格泼刺；唐涛也写有《投影集》、《短长书》和在大后方出版的《劳薪辑》。此外，孔另境出有《秋窗集》，北社并出有杂文丛书一套，收有周木斋《消长集》、柯灵《市楼独唱》、列车《浪淘沙》等。
抗战前期的抒情散文，相对来说不算发达。除本书有关章节中已经写到的茅盾的《见闻杂记》、《时间的记录》，陆蠡的《囚绿记》，何其芳的《星火集》等外，著名的还有巴金、李广田的散文作品。
巴金在上海沦陷之初，曾以散文《控诉》（烽火小丛书之一）激动过许多青年。以后又写了大量散文和随笔，集结成集的有《梦与醉》、《无题》、《黑土》、《龙·虎·狗》、《废园外》、《怀念》、《旅途通讯》、《旅途杂记》等。这些散文集有的写敌机轰炸时的惨痛景况和战乱中旅途的种种社会相的（如《无题》、《旅途通讯》等集）；有的抒写作者寂寥落寞的情怀和对光明的继续追求的（如《梦与醉》、《黑土》、《龙·虎·狗》、《废园外》等集中的许多篇章）；有的是怀念为战火阻隔的友人的（如《怀念》）。关于这些散文的共同特点。作者在《无题》的《前记》中说：“我从来不会将就题目做文章，过去所作虽然不免效法前辈在篇前也每每加一个标题，其实我只是信笔直书，随便发抒个人浅见，且往往越出题目的限制，更没有依照作文法规。”信笔直书，抒发个人情怀，使他的散文具有鲜明的形象性和真情实感。如《忆范兄》、《纪念憾翁》等篇，作者对自己过去友人的忆念，不是概念地诉说他们的品质和美德，而是将澎湃的感情熔铸在凭借记忆和想象所展示的形象中，真切具体，感人至深。《龙》写作者梦境中一个类似寓言的故事。通过梦中顽强地追求丰富充实的生命的“我”与同样因追求有光彩的生命而被困泥潭许多万年的龙的对话和龙终于飞升的情节，表达了作者对实现光明前途的信念。通篇形象新颖、炫丽，感情浓烈。《伤害》一篇则质朴，深刻地表现了一个“黑脸小乞丐”的痛苦而麻木的精神境界。作者对这个小气丐多次的关怀和同情，唤醒了他的悲痛的感情，而实际上又不能改变他的处境。这无异于是对小乞丐感情上的折磨和伤害。在作者为自己的“过失”而悔恨时，使人们更深地激起对现实社会的痛恨。
李广田抗战时期出版了散文集《雀蓑记》、《圈外》和《回声》。《雀蓑记》中写于抗战前夕的作品，制作精致，感情深沉，而人细读。有的熔状物、抒情、写人于一炉，写得峰回路转，引人入胜，而又亲切自然，不落痕迹，堪称散文中的佳作。《圈外》集则记叙抗战初期随校撤退到大后方途中的流亡生活，作者在《序》中谈到“从湖北郧阳沿汉水而至汉中一段”的经历时说：贫穷，“毒害，匪患，以及政治、教育、一般文化之不合理现象，每走一步都有令人踏入‘圈外’之感”；其中不少篇（如《警备》、《养鸡的县官》、《江边夜话》等）都从侧面真实反映了社会现实状况。《回声》集所收作于一九四一年前后的随笔体散文，大多的抒写一个艰辛地生活在大后方的爱国知识分子的“小小的悲欢”：他的寂寞，苦恼，与下层人民相濡以沫，以及对光明的不倦憧憬与追求；在恳切的自我解剖中，常常显露出作者朴厚、诚实的性格。如《两种念头》于感叹团结抗战局面“瞬息即逝”之余，提出了自己在国难当头的时候，究竟“想工作得好一点”还是“想生活得好一点”这个严肃的问题。《礼物》一篇主张要为抗战作贡献，理应各尽所能地“现在就拿出”“哪怕是最微末的东西”，同样显示了作者脚踏实地、诚恳切实的态度。作者坚信我们古老的民族在抗战中将“变得年青起来，强壮起来”（《民族的颔首》）。如果说这类作品有时境界还不免狭窄的话，那么，《一个画家》结尾处“要为这时代留一些痕迹，为这时代尽一些力”那段意味深长的话语，已经预示了作者今后思想上的重要发展。这些散文风格依然朴素沉郁，但有时可能由于锤炼不够，缺少战前作品那种精致与厚实。
上述抗战前期报告文学、杂文、抒情散文不完全平衡地发展的状况，显然有着时代的原因，与特定的现实环境密切相关。但从总的方向和主流来看，它们都继承和发扬了“五四”、“左联”以来进步文学的战斗传统。这些不同体式的作品应抗日战争错综复杂、尖锐剧烈的斗争而产生，又紧密地为全民族团结抗日的斗争服务。尽管上面提到的作家作品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统一上成就不一，艺术风格各异，但他们都为抗日时期的文学画廊增添了画幅，作出了贡献。
第十五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革命文艺的新阶段
第一节：革命形势的发展和文艺界的整风
一九四二年五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在延安邀集文艺工作者举行座谈会。会议开始和结束时，毛泽东同志发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注：以下简称《讲话》。本章中引文凡未加注的，均引自《讲话》），从而揭开了中国文艺运动史上新的篇章。
延安文艺座谈会是在怎样的历史情况下召开的呢？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谈到当时的历史背景时说：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和办法来。我们现在讨论文艺工作，也应该这样做。
现在的事实是什么呢？事实就是：中国的已经进行了五年的抗日战争；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抗日战争中的动摇和对于人民的高压政策：“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运动——这个运动在二十三年中对于革命的伟大贡献以及它的许多缺点；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这些根据地里面大批文艺工作者和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工人农民的结合；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工作者的环境和任务的区别；目前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已经发生的争论问题。——这些就是实际存在的不可否认的事实，我们就要在这些事实的基础上考虑我们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把当时的历史事实概括为七个要点，简明地阐述了国际国内的形势和我国新文艺运动的历史与现状，准确地说明了《讲话》产生的时代背景。
延安文艺座谈会举行的一九四二年前后，在世界和中国都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一九四年，世界法西斯势力猖獗，希特勒德国并吞了大半个欧洲，并同意大利和日本签订了军事同盟，不断扩大侵略战争，企图重新瓜分世界。一九四一年六月，德国发动了侵苏战争；十二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战争初期，法西斯阵线取得了军事上的暂时优势，使得整个国际形势起了急剧的变化，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处于重要的历史关头。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前后，妄想进一步灭亡中国，把中国变为它支援和扩大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一方面继续加紧对国民党政府的诱降活动，另一方面则集中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侵华日军和全部伪军对解放区连续“扫荡”，实行野蛮的“三光”政策。与此同时，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与日寇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在所谓“曲线救国”的口号下，采取“防共、限共、溶共”的反动政策，从消极抗日转向积极反共，派遣几十万军队，配合日伪军进攻、包围和封锁解放区，继前一次反共高潮之后，又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在日伪军和蒋介石的联合进攻之下，解放区的经济、生产受到严重的破坏，“致使我党在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这两年内处于极端因难的地位。”（注：《学习和时局》，《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3卷第896页）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在我们党的学风、党风和文风中，还存在着许多不正的地方，存在着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相当尖锐的矛盾。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但还没有来得及对历次错误路线特别是王明路线从思想上、理论上给予认真的清算。如果说，国内外敌人的两面夹击给我们造成物质生活方面的很大损失，那么，革命队伍内部存在的这种矛盾，则使我们的精神生活方面出现了“相当严重”（注：《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3卷第769页）的问题。“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矛盾，一个绝大的困难。”（注：《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3卷第1055—1056页）这种情况表明，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也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
在这样的历史关头，为使整个局势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面转化，取得革命的不断胜利，我党中央从客观实际出发，分析形势，抓住主要矛盾，决心以开展大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作为克服困难的两个决定性的“环子”。毛泽东同志说：“这两个环子，如果不在适当的时机抓住它们，我们就无法抓住整个的革命链条，而我们的斗争也就不能继续前进。”（注：《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3卷第1055—1056页）这样，在一九四一年前后，解放区的部队、机关、学校广大干部群众，积极响应党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开展了轰轰烈烈、卓有成效的大生产运动，为我们战胜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打下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同时，从一九四一年五月起，毛泽东同志相继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重要的著作，领导全党开展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整风运动，使我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统一，为我们坚持革命斗争，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久经考验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党，但长期以来，由于教条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党内曾经连续出现过“左”右倾机会主义的统治，给革命造成了重大损失。机会主义的“思想根源乃是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在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时期更特别突出地表现为教条主义”（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3卷第940页，945—947页）。他们的“理论”和实际脱离，领导和群众脱离，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表现为“左”倾教条主义，在抗日战争时期又表现为右倾投降主义。这些都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极其众多的国家。抗战以来，我党吸收了几十万新党员，其中大多数是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他们是革命的动力之一，有着很可贵的革命积极性，愿意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为人民的事业做出有益的贡献。但是，他们也必然会把小资产阶级思想带进党内，渗入自己所从事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工作中去。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主要表现是思想方法上的“主观性和片面性”，政治倾向上的“左右摇摆”，组织生活上的“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3卷第940页，945—947页）。而在延安整风以前的这个特定历史时期，它们又集中表现为学风中的主观主义、党风中的宗派主义和文风中的党八股，与无产阶级思想发生尖锐的对抗。为了清除这些影响，保护党的清洁的面貌和健全的肌体，顺利进行伟大的革命斗争，这就必须开展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包括文艺界在内的整风运动，对全党进行一次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
一九四二年五月在延安举行的文艺座谈会，就是整风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延安的文艺队伍是革命的，他们当中不少人曾同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过斗争，并且遭受过反革命势力的压迫和摧残。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他们从国统区来到延安和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怀着满腔热血，背负民族希望，有的随军深入敌后，有的参加西北战地服务团来到农民和士兵中间，通过实际革命工作，初步实现了“和八路军新四军及工人农民的结合”，写出了不少洋溢着革命热情的好作品，达到了为抗日战争服务的目的。但是，由于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大都是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本身存在的固有弱点，使得革命文艺运动存在着一些始终没有彻底解决的问题。到了适当的时机，这些问题便会明显地暴露出来。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到了根据地，并不是说就已经和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完全结合了”：“知识分子要和工人农民结合，要有一个互相认识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许多痛苦，许多磨擦”，必须经过长期的磨炼才能解决。尽管“抗战期间，由于客观实际的要求与文艺工作者们的热情，很多人到前方去过，那也可以说成了一种运动。然而那时大家只有朦胧的为抗战服务的观念，缺乏明确地为工农兵并如何去为他们的认识，而且多半都不是真正投笔从戎，不过是到前方去收集材料，回来好写自己的作品。”（注：何其芳：《改造自己，改造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