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第6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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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由肖华将歌词重新作了修改，收入电影纪录片《五首战歌》中）充满着强烈的战斗气氛，表现了红军无比的胜利信心。也有一些是利用歌谣形式来概括斗争经验的，如伯钊等在泸定桥写的《打骑兵歌》，它指出了敌人骑兵的弱点的红军打垮它的有利条件，对于革命部队有很大鼓舞作用。这些歌一直被传唱着。
根据地的各族劳动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第一次得到了解放，幸福的生活对他们来说是眼前的现实，内心的喜悦十分自然，因而发出来的歌声不再象过去的长工歌、诉苦歌那样调子低沉。根据地的民歌主调是明朗的，洋溢着欢乐的气氛。
日头落山心莫慌，夜里冒（即没有）日有月光，
月光冒哩有星子，星子落哩天大光。
——《日头落山心莫慌》
在兄弟民族歌谣中也出现了新的内容，有一首苗族民歌唱道：
阳雀一叫百花开，红军一到幸福来，
千年凤凰展双翅，万载金龙把头抬。
肚子不再填树叶，赶场不再将头埋。
苗家土家成兄弟，建立工农苏维埃。
——《阳雀一叫百花开》
他们唱得这样乐观、酣畅，情绪饱满，因为他们坚决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对革命胜利的前景具有坚定的信心。在一首采茶的山歌中，描写采茶的姐妹好象“半山坡”的“云彩朵”，她们一面采茶一面唱，隔山红军也合唱起来，歌声飞过山顶，山鹰都听呆了，它们“双双对对山巅立”，来听“军民唱山歌”。气息清新，想象丰富，具有革命浪漫主义色彩，而又不脱离现实的生活基础。
红色歌谣中歌唱爱情生活的作品和传统情歌的主要区别，在于传统情歌的内容主要是通过个人爱情的不幸遭遇，控诉封建礼教所依附的社会制度，而根据地里的情歌，是在革命的雨露中滋长起来的，它很自然地把爱情和革命联系起来，没有革命，没有红军的胜利，没有革命政权的存在，他们的爱情就没有保障。因而革命变成了青年男女维系爱情的主要条件。爱情的坚贞建筑在双方对革命的坚定信念上。送郎当红军的主题在这些情歌里占了不小比重。
绵水清，绵水线，
水清水浅我的哥，
你去从军莫忘我。
绵水长，绵水深，
水长水深过几春，
不立功劳不成亲。
——《绵水清》
感情深厚，革命的立场又十分鲜明，看不出一点感伤情调，更多的是对革命斗争精神的鼓励。又例如：
喂，太阳那个落坡四山黄啊，
犀牛那个望啊月姐望郎，
哝呼呀呼嗨，姐望郎呵。
喂！记得那年菜花黄，
我送那个红军上山梁，
叫声那个哥哥早回转罗呵，
老百姓的痛苦记心上。
喂！站在那包谷地旁，
望着那摩天岭上，
四山那个云彩放红光罗呵。
犀牛那个望啊月，
犀牛那个望啊月，
姐望红军哝荷呀荷咳，
早回乡罗喂！
——《盼红军》
情意真挚，表现形式自然活泼，是一篇优秀的抒情诗。
劳动人民深深地懂得，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劳动人民的幸福，“行船要靠舵拿稳，翻身要靠共产党”，人民群众对于党和革命领袖有无比的爱戴和崇敬，“爹在娘在，莫如共产党在；爹亲娘亲，莫如毛主席亲”。对于伟大的革命领袖毛泽东同志，人民群众总是带着纯朴真挚的感情，选择最美丽的言词来加以赞颂：
井冈山头连青天，汪洋大海不见边，
比起恩人毛委员，高山嫌低海嫌浅。
——《恩人毛委员》
从短短的四句歌里，可以看出人民群众对毛泽东同志发自肺腑的感激和对他领导的无限信任。土家族有一首《扛起梭标跟贺龙》的民歌：“太阳出来满天红，扛起梭标跟贺龙，贺龙跟着共产党，共产党有个毛泽东。”气势豪迈，思想表达得准确，表现了人民群众跟着党革命到底的决心。在各个根据地里人民群众中还流传着许多歌颂彭湃、韦拔群、刘志丹、方志敏等烈士的民歌。
歌颂红军的部分，内容特别丰富：有歌唱人民和红军的亲密关系的，有描写迎红军、送红军、盼红军的。湘鄂西根据地流传着一首《贺龙军》：
睡到半夜深，门口在过兵，
婆婆坐起来，顺着耳朵听。
不要茶水喝，不惊老百姓，
只听脚板响，不听人做声。
“伢们不要怕，这是贺龙军，
媳妇你起来，门口点个灯，
照着大路上，同志们好行军“
这首歌谣借一个老婆婆的几句话和很少的动作，生动地描写了人民和红军之间的深厚情谊。半夜里，老婆婆被嚓嚓的有规律的脚步声惊醒，她立刻知道有队伍在门口过。这时老婆婆的心情有相当复杂，她侧着耳朵细细地听。环境的安谧把一支自觉遵守纪律的部队的形象清晰地烘托了出来。老婆婆从多少次经验中很快就判明了：这样好的队伍自然不是敌军而是自己的亲人红军。她告诫孩子们不要怕，而又特别嘱咐年青的儿媳妇赶快起来在门口点个灯为他们行军照路。老婆婆这个嘱咐充分表露了她对红军的信任和关怀。歌谣不用正面描写红军，而对红军的本质揭示得非常充分；写红军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十分亲切。整个作品字数不多，但内容丰富，感情深挚，结构紧密，层次分明；无论是叙事抒情，都写得有声有色。这样的歌谣决不是凭想象能够写得出来的，它是革命歌谣中杰出的一首。
当红军北上抗日时，人民群众唱起了送红军的歌谣，《十送》就是流传很广的一首。歌谣在“一送”里劈头点明了这是一个“秋风细雨”的季节。送行的群众问道：“红军啊，几时人马再回山？”在“二送”里群众站在大道旁，“桌上摆满送行酒，酒儿里边掺蜜糖”，他们一面斟上酒，一面唱道：“红军啊，恩情似海不能忘”。表达了人民群众和红军的深厚情谊。在“四送”里写红军过高山，这时正是“山上包谷金灿灿”，庄稼是红军帮助种上的，已到收割时候，更引起了群众对红军的依恋，因此他们唱道：“红军啊，撒下种子红了天”，语意双送，也反映了群众的胜利信心。在“十送”里，群众盼望红军转回来，那时群众要在“巴山顶上搭高台”，欢迎自己的亲人。“台高十丈白玉柱，雕龙绣凤放光彩。”他们要把台搭得庄严、美观，因为这不同于一般的台，“红军啊，这台名叫望戏台。”殷切的期望，诚挚的留恋，豪迈的乐观气概，坚定的胜利信心，充满在字里行间。
红军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历程中，经过苗、彝、白、纳西、藏、回等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同各族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各族人民歌颂自己的军队，创作了不少优美的民歌和故事。云南纳西族歌手用传统民歌《蜂花相会》的调子，加以革新，编了新的寓言长歌《三月和风吹》，以蜜蜂比喻红军，以鲜花比喻人民，歌颂红军给人民带来幸福，歌唱军民之间的鱼水关系。《布谷鸟走后》、《红军是要回来的》等民歌表现了藏族人民对红军的热爱和怀念。少数民族中流传的革命故事很多，如贵州有毛主席给贫苦老大娘送毛衣和白米的故事，云南有红军攻打宜宾城的传说等。有些故事在流传中出现了一些神奇的情节，如《红军树》、《红军坟》、《红军草鞋灰》等传说，通过不同的情节表现了相似的主题，都说这些与红军有关的事物，可以奇迹般地解除人民的痛苦。
智慧的、富有艺术才能的中国人民，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创作了为数惊人的优美动人的歌谣。它们是中国文学史上灿烂夺目的艺术明珠。红色歌谣采用了传统歌谣的长处，或因物起兴，或就近取比，或直抒胸怀，或反复吟唱。劳动人民过去世世代代运用这种形式和方法唱出他们的苦难，唱出他们的爱情；这里则用以歌唱革命斗争，歌唱新的生活，歌唱党，歌唱领袖和红军。这些歌谣除仍然保持着传统歌谣的那种单纯、明朗、刚健、清新以及浓厚的生活气息和地方色彩外，其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则有新的发展，为文学史增添了新的光辉的一页。高尔基曾经指出民歌是和悲观主义绝缘的。这个论断，在劳动人民已经当家作主的红色歌谣里，得到了最充分的印证。革命歌谣是革命根据地文艺创作的精华。它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因而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农民会唱，干部会唱，战士会唱，它是根据地人民文化生活的重要部分，也是人民的生活教科书。
革命根据地文艺是在物质条件极端困难、战斗频繁的环境中产生的。虽然有些作品艺术加工不够，但它是完全崭新的文艺，这种文艺的主要特点表现在：文艺自觉为政治服务、专业文艺工作与群众文艺同时并进、文艺作品与群众联系密切、群众娱乐与进行革命教育相结合等等。革命根据地文艺的这种优良传统，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区文艺工作中，都被继承下来而且有了更高的发扬。
第十一章：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学创作（二）
第一节：张天翼、艾芜等作家的小说创作
创作队伍的扩大，是“左联”取得的重要成绩之一。在“左联”成立时，鲁迅即提出“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的建议。他自己身体力行，对青年文艺工作者和新进作家，奖掖指导，不遗余力。“左联”也为培养青年作家，发展文学创作，做了不少工作。因此，十年内战期间，新人新作大批涌现，其中尤以短篇小说创作，取得最为丰硕的成果。
作家张天翼出现于一九二九年，初作《三天半的梦》发表在鲁迅主编的《奔流》月刊（第一卷第十期）上。此后创作产量日丰，短篇有《从空虚到充实》、《小彼得》、《蜜蜂》、《反攻》、《移行》、《团圆》、《万仞约》、《春风》、《追》等集子，中篇有《清明时节》，长篇有《鬼土日记》、《一年》、《在城市里》等。当时广大读者对文艺创作中的感伤主义情调和“革命加恋爱”的公式开始感到厌倦，张天翼的出现，给文艺界带来了一股新鲜活泼的气息，很快就拥有大量的读者。
张天翼出生于湖南湘乡的一个士大夫家庭，父亲靠当教职员来维持生活。张天翼从小随父亲漂泊流转，当过职员、教员、记者，接触的生活面很广；对于各阶层人物的生活和性格，他都注意观察、了解。这使得他的作品能在较为广阔的范围内反映旧中国的社会生活，并塑造出不少性格比较鲜明的人物形象。他熟悉许多地方的方言土语，而又能去粗取精，较好地运用它们。文笔洗练明快，泼刺新鲜，往往只用很少笔墨，就能勾勒出一个人物的性格面貌；冗长的叙述描写和浮泛的抒情议论，在他作品中是很少见的。他是一个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的作家。
张天翼写得最多的，是小市民的灰色人生和部分知识分子的庸俗虚伪、矛盾可笑的心理状态。这些人物过着空虚无聊的生活，用喝酒、闲逛、谈情说爱来打发日子。他们时或也感到苦闷不满，但又无力自拔，有的甚至自甘堕落。《从空虚到充实》里的荆野，《猪肠子的悲哀》里的“猪肠子”，《移行》里的桑华，都是这类人物的代表。作者用严肃而又诙谐的笔调来写他们，剖露他们的灵魂，鞭挞他们的弱点。对于一些以肉麻为有趣、玩着令人作呕的恋爱把戏的知识分子，作者有时采取漫画式的夸张手法，尽情地加以嘲讽，读来引人发笑，并且使人从笑中产生出对丑恶事物的憎厌与鄙视。尽管反映生活的深度不足，有些作品还存在着谑而谑的缺点，但大体说来，幽默而不失严肃，滑稽而不落轻佻，是张天翼创作的特色和长处。
深刻地描写了小市民生活并批判了他们向上爬心理的作品，是短篇《包氏父子》。主人公老包是某公馆的仆役，他渴望儿子包国维能够读书成名，千方百计地借债为他缴纳学费，而包国维却在资产阶级学校教育和富家子弟引诱下走上了堕落的道路。当老包知识他的儿子因打人被学校斥退、自己还须赔偿医药费的时候，因为受不住失望和债务的重压而昏过去了。作品生动地描画老包望子成名和包国维骄纵愚妄的心理和性格，笔致犀利，不仅批判了老包的小市民的庸俗观念，而且表明资产阶级的学校教育对青年有多大的腐蚀作用。在另一篇讽刺向上爬的市侩思想的小说《欢迎会》中，尽情揶揄和嘲笑了赵国光这个竭力向反动当局献媚的奴才，还把锐利的笔锋暗暗指向对外卖国、对内实行法西斯统治的国民党反动派。这些作品都显示了作者运用讽刺喜剧手法的才能。
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也在张天翼笔下得到了正面的反映。他向读者展现出一幅幅封建地主阶级残害农民的血淋淋的图画。《三太爷和桂生》揭露了恶霸地主活埋革命农民的血腥罪行。《笑》于令人窒息的气氛中控诉了土豪劣绅的鱼肉乡民，无恶不作。中篇《清明时节》通过对两个地主内部斗争而最后以手下人（三个士兵）为牺牲品、复又言归于好这一事件的描写，进一步揭示了封建势力凶残毒辣的本相。地主谢老师受辱后始则愤不欲生，继而出于利用的目的向三个士兵卑躬屈节、竭力讨好，终于出卖他们：这种种卑鄙无耻的行径在作品中得到了淋漓尽管致的描画。写另一个地主罗二爷的笔墨虽然不多，但也突出地展示了他的阴险专横的恶霸面貌。而对于来自农村、误入地主圈套的三个士兵，作者则又满含同情地渲染了他们忠厚憨直的性格。故事波澜起伏，不枝不蔓，显示了作者构思的匠心。
张天翼的笔触有时也转向在统治阶级压迫和欺骗下逐渐觉醒的劳动人民。如果说《三太爷与桂生》里革命农民桂生的形象还不免模糊，稍后的《儿女们》里新的一代的面目已较为清晰。以反动军队的士兵生活为题材的《二十一个》，描写在军阀混战中一群从死亡线上撤退下来的士兵，终于受不了反动军官的非人待遇而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