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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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下，鲁迅一方面和封建势力以及代表资产阶级右翼的“现代评论派”作韧性的鏖战，另一方面由于《新青年》团体的散伙，在文化战线上一时还看不到作为核心的领导力量，他的思想在苦闷中经历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写于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的《野草》，除最后两篇外，写作时间大体上与小说集《彷徨》相同，心境也完全一致。作者援引屈原诗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作为《彷徨》的书前题辞，移以说明《野草》也完全合适。《野草》以内心抒发为主，交织着严肃的自剖和不倦的战斗，感受非常深切，探索非常艰苦。这种感受和探索正是动荡的时代生活的产物，在统一战线内部日趋分化的时候，进步的知识分子由于没有认清前进的方向，大都抱有同样的苦闷。不过鲁迅所挟持者远，所属望者殷，他的苦闷也便比一般人要大得多，深得多。《野草》的内容比较复杂，贯串在不少篇什里的主要是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也体现了存在于作者自己思想里的同样的冲突。他感到黑暗势力的浓重，着力描绘了它；同时又觉得战斗之不能松懈，坚持顽强不屈的精神。《这样的战士》和《过客》在这点上表现得特别鲜明。“过客”经过长途跋涉，疲惫而又劳顿，然而生命的声音在叫唤他，他还是不停步地前进着。无论是世故的恳挚的劝告，还是天真的热情的安慰，都无法使他改变主意。他不清楚前面是什么所在，料不定能否走完，却还是谢却一切“好意”，拒绝一切“布施”，依旧昂着头，奋然向前走去。“这样的战士”处身在“无物之阵”里，遇见的是对他“一式点头”，同声立誓，他们头上有“各种旗帜”，绣着“慈善家，学者，文士，长者，青年，雅人，君子”等等“好名称”，他们头下有“各样外套”，绣着“学问，道德，国粹，民意，逻辑，公义，东方文明”等等“好花样”，面对这些变形的假象——“杀人不见血的武器”，“他举起了投枪”；当一切都颓然倒地，他发现“其中无物”，最后甚至连这“无物之物”也已经脱走，但是，“他举起了投枪”；他不管自己是“战士”还是“罪人”，是胜利还是失败，在“不闻战叫”的境地里，依旧和原先一样，“他举起了投枪”。这里虽然流露出孤军作战的寂寞之感，却充满着一个战士的自我策励的精神：毫不懈怠，永不退转。《过客》用对话体，《这样的战士》里出现反复重叠的语句，以表示战士的坚韧和执着。两篇作品的内容和当时面临的现实有关，实质上是鲁迅前期的战斗历史的概括。《秋夜》以浓郁的抒情笔调，叙写洒满着繁霜的园里，小粉红花瑟缩地做着春天的梦，枣树则以落尽子叶子的枝干，“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夜游的恶鸟飞过时，小青虫为了追求灯光，千方百计地撞进室内，勇敢地以身扑火。经过作家思想感情的灌注，人们可以从草木虫鸟的身上，得到富有社会意义的启示。为“三一八”惨案而作的《淡淡的血痕中》，以敢于蔑视敌人的气势，嘲笑了造物主的怯弱，歌颂“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间”，使天地在眼中变色。写于“奉直战争”中的《一觉》，则以莫大的欢欣，拥抱了被风沙打击得粗暴了的年轻的魂灵，他们象受摧折的野蓟一样，依旧开着小花，给旅人以安慰。这些篇什都是战斗的抒情之作，于郁勃挺秀中显示了动人的力量。
《野草》里也有一些曲折隐晦的作品，较多地流露着空虚和寂寞的情绪。例如《影的告别》，影的命运就是十分寂寞的，“黑暗”会将它“吞并”，“光明”又使它“消失”，它只能“彷徨于明暗之间”。不过影来向人告别的时候却又抱着献身的意志，它愿意“独自远行”，希望此后黑暗里没有人，也“没有别的影”。又例如《墓碣文》，从“剥落很多”、“苔藓丛生”的碣文里，人们看到了死者的沉郁的性格：“抉心自食，欲知本味”。但到底还是什么都不知道，只能把“微笑”预约在“成尘”之后。本篇里的死者和生者代表了作家身上两种思想的对立，而后进终于摆脱了前者，“不敢反顾，生怕看见他的追随”。鲁迅曾经自述其当时的心情是：一方面，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另一方面，又“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注：《两地书》（四））。这正是他的彷徨和矛盾。《求乞者》、《复仇》、《希望》是对虚伪、旁观和消沉的针砭。《颓败线的颤动》的主题略近于《复仇（其二）》。前者写一个因为要养活孩子而失身于人的妇女，垂老时却受到孩子和亲人的鄙视。后者借用耶酥的故事，勾画了一个为人群谋福利而又为人群所唾弃的改革者的形象。《失掉的好地狱》的题旨见同一时期所写的杂感。鲁迅在《杂语》（注：《杂语》，载《莽原》周刊第1期，1925年4月24日，后收《集外集》）里说：“称为神的和称为魔的战斗了，并非争夺天国，而在要得地狱的统治权。所以无论谁胜，地狱至今也还是照样的地狱。”鲁迅不满于北洋军阀的统治，同时又对那时尚未取得政权的国民党抱有保留态度，因此认为“这地狱也必须失掉”（注：《二心集·〈野草〉英文译本序》）。他的敏感的预见是和怀疑的心理相交织的。由于抒写的是心灵深处痛苦的思绪，许多感想又在“那时难于直说”（注：《二心集·〈野草〉英文译本序》），艺术表现就比较含蓄，便是传达感激之情的《腊叶》和叙述忏悔之意的《风筝》，也都夹用了絮语与独白。从《死火》起一连七篇，都以“我梦见自己……”开始，因为梦境适合于抒写这种特殊的感受。在艺术构思方面，《影的告别》已经够新颖了，而《死后》一篇，作者假托人死以后，运动神经已经废灭，知觉神经却还存在，从而讽刺了“青蝇”、“马蚁”看热闹，发空论，欺暗室，甚至死了之后，还要贩卖“《春秋》大义”等等，设想更为奇特。同书里也有一些象《雪》、《好的故事》一类景物清新，格调明丽，而又寄意深远的作品。在《野草》里，作家的思想感情主要是通过诗的形象表现出来的，因此读者也需要根据诗的形象去理解它们。至于《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立论》等篇，则是对奴才哲学和市侩习气和讽喻，散文的成分较多，通篇保持着明白晓鬯的特点。《野草》的形式显然受有外国文学中散文诗的影响，这在当时是一种新的尝试。《莽原》周刊和《晨报副刊》上有许多青年接踵而起，运用类似的形式推动了散文诗的写作。到了三十年代更为发展，出现了一些优秀的作品。在现代文学史上，《野草》可以说是开了中国散文诗的先河。
比《野草》稍后，鲁迅追怀往事，在一九二六年二月至十一月间，写下了十篇“从记忆中抄出来”（注：《朝花夕拾·小引》）的散文。这些散文曾在《莽原》半月刊上陆续发表，总题曰《旧事重提》，待到一九二七年五月编订成书的时候，才改题为《朝花夕拾》。在这组文章里，鲁迅用夹叙夹议的方式，以青少年时代生活经历为线索，真实而动人地抒写了从农村到城镇、从家庭到社会、从国内到国外的一组生活。《狗·猫·鼠》、《二十四孝图》、《无常》三篇议论与叙述并重，隐寓作家对执笔当时现实生活的针砭，写来挥洒自如，庄诙杂陈。《阿长与山海经》、《五猖会》、《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父亲的病》、《琐记》等五篇，以亲切动人的笔墨，各各记录了社会生活的一面，几乎每篇都是一幅浓淡相间、色彩鲜明的风俗画或世态画。《藤野先生》和《范爱农》本意在追怀旧日的师友，却也写出了海外生活和革命运动的片断，境界更为开广。正如他的小说一样，鲁迅在这些散文里也创造了许多富有个性的人物，爽朗而多嘴的长妈妈，她有许多麻烦的礼节，却能够做别人不肯做或不能做的事情；藤野先生纯然是一个诚笃而不拘小节的学者；范爱农生性狷介，他在自己的理想，却总是落落寡合。作品往往只用几段故事，便托出了人物的性格，使他们跃然纸上。例如长妈妈，当她切切察察地向人低声絮说的时候，“坚起第二个手，指在空中上下摇动，或者点着对手或自己的鼻尖。”这一段便很生动。再加上睡觉时伸开手脚，占领全床，以及终于买来了《山海经》，她的性格就表现得十分全面了。藤野先生对于生活很随便，上讲堂“忘记带领结”，“冬天是一件旧外套，寒颤颤的”；对于学术却又认真，严肃，一个字一个字地改讲义，订正血管的位置，探询足骨的变形。在对比中，人物的个性便突了出来。范爱农的反对发电，时常瞪着多白的眼睛，自然都和他的个性有关，但真正使人感动的，也是几笔对比的描写：革命以前，他喝酒，说些“愚不可及的疯话”；革命以后，“还是那件布袍子，但不大喝酒了”，“他办事，兼教书，实在勤快得可以。”这是他性格中最本质的一点，写来朴素而又鲜明。不仅长妈妈、藤野先生、范爱农是这样，便是三味书屋里“将头仰起，摇着，向后拗过去，拗过去”，大声朗读着的先生；爱用奇特的药引，说“舌乃心之灵苗”，“医能医病，不能医命”的陈莲河；在孩子面前怂恿打旋子，从旁计数，看见大人来了就说“你看，不是跌了么？不听我的话。我叫你不要旋，不要旋……”的衍太太；以至纵使“空着手，也一定将肘弯撑开，象一只螃蟹”一样走路的目空一切的大学生。这些都着墨不多，而能情态逼真，说明鲁迅在艺术创造上卓越的本领。
《朝花夕拾》中所写的事和人，往往饱和着作家强烈的爱憎，闪烁着社会批判的锋芒，在平淡的叙述中寓有褒贬，在简洁的描写中分清是非，使回忆与感想，抒情与讽刺和谐地结合起来。固然，鲁迅有时也采取直接批评的方式，例如《狗·猫·鼠》里反对繁文缛节的婚礼，《二十四孝图》里反对矫揉造作的孝行，以及对自称维持“公理”的绅士，一味妨害白话的文人，大都口诛笔伐，色严词厉。然而更多的时候，这种批评却不是表现在字面的论述上，而是深入到内容和情节里。《父亲的病》写两个医生自高身价，毫无实学，《琐记》写衍太太教唆作歹，散布流言，作品都没有作直接批评，而批评却渗透在事实的抒写里，“比叫了出来的更猛烈”（注：《且介亭杂文末编·写于深夜里》）。对于生活中一些习以为常的行为或习惯，鲁迅间或也以不满的口气，轻轻点破一笔，例如《五猖会》写出发看会前，父亲忽然叫他背书，全篇都是叙述，到结尾加上一句：“我至今一想起，还诧异我的父亲何以要在那时候叫我来背书。”《父亲的病》写临终前，衍太太按照当地风俗，要他大声叫喊。这一段也是客观叙述，结尾又加上一句：“我现在还听到那时的自己的这声音，每听到时，就觉得这却是我对于父亲的最大的错处。”出语似极平静，感情却很强烈。鲁迅后来在《什么是“讽刺”？》里说过：“事情越平常，就越普遍，也就愈合于作讽刺。”《朝花夕拾》里有很多这样的例子。譬如他反对不恰当的讲礼节，分尊卑，写一群读书人在国外的客车上让座，“甲要乙坐在这位上，乙在丙去坐，揖让未终，火车已开，车身一摇，即刻跌倒了三四个。”（注：《朝花夕拾·范爱农》）又譬如他反对空疏而没有效果的教育，略带谦虚地以自己为例，说明学海军爬了几次桅杆，学开矿下了几次矿井，接下去道：“爬上天空二十丈和钻下地面二十丈，结果还是一无所能，学问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了。”（注：《朝花夕拾·琐记》）流畅自然，用古见新，在平淡的叙述中包含着深刻的批评。鲁迅曾说作文的要义在于：“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注：《南腔北调集·作文秘诀》）《朝花夕拾》完全做到了这一点。作为“回忆的记事”（注：《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这些散文十分具象地反映了少年鲁迅的性格和志趣。这类散文读起来亲切平易，写起来却需有较高的功力，较丰富的社会知识和生活知识。回忆性的散文，鲁迅以后还写了《我的种痘》、《我的第一个师父》、《女吊》等篇。至于由他自己亲自编入杂感集的，如《为了忘却的记念》、《忆韦素园君》、《忆刘半农君》、《写于深夜里》、《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等篇，虽然同是怀人或记事之作，而撰写当时却具有更直接的记念意义，与一般的回忆稍有区别。他对散文里这一品种的开展，付出了极大的劳力。
《野草》和《朝花夕拾》不同于对敌人正面交锋的杂感，这些作品着重在抒情与叙述，有其独特的思想价值和社会意义。在艺术上，《野草》和《朝花夕拾》又各呈特色：《野草》深沉含蓄，具有诗的凝炼，《朝花夕拾》流畅清新，表现了散文的通脱与舒展；《野草》通过生活的哲理启迪人们思索，《朝花夕拾》在平易亲切中寓有深长的韵味，鼓励人们更好地认识生活。经过鲁迅的实践，它们都是中国现代散文中独创一格的文体。
第三章：郭沫若
第一节：思想发展与文学活动
郭沫若于一八九二年出生在四川省乐山县沙湾镇，后于鲁迅的诞生十一年。他的童年也是在清帝国日益腐败、帝国主义侵略日益加紧、旧民主主义革命浪潮日益高涨的年代里度过的。幼年时，由于诵读《诗经》、《唐诗三百首》、《千家诗》、《诗品》等书，培育了他最早对诗歌的兴趣。庚子（一九年）事变后，清廷为了挽救自己垂危的统治，缓和国内人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