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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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呐喊》共收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二年间写的十四篇小说（注：《呐喊》于1923年8月由新潮社出版，列入新潮社《文艺丛书》，收小说十五篇。1926年起改由北新书局出版，作为《乌合丛书》之一。北新版第十三次（1930年1月）印刷时，作者删去最后一篇《不周山》，剩小说十四篇），鲁迅把这个集子题作《呐喊》，意思是给革命者助阵作战，使他们不惮于前驱。小说具有充沛的反封建的热情，从总倾向到具体描写，都和“五四”时代精神一致，表现了文化革命和思想革命的特色。《狂人日记》是现代文学的第一篇小说，这篇和果戈理短篇同名的作品发表于五四运动前一年，描写了一个“迫害狂”患者的精神状态和心理活动。鲁迅利用早年获得的医学知识，以严格的现实主义态度，使社会生活的具体描写结合狂人特有的内心感受，艺术地贯串在小说的全部细节里，狂人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疯话，但是狂人说的话里又包含着许多深刻的真理。小说一开始利用日常生活里一般人对狂人常有的围观、注视、谈论，反激起“迫害狂”患者内心的恐惧，逐渐地引出“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注：《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的主题。狂人看到赵贵翁奇怪的眼色，小孩子们铁青的脸，一路上的人交头接耳的议论，张开着的嘴，街上女人说的‘咬你几口“的话，联想到狼子村佃户告荒时讲过人吃人的故事。从他大哥平常的言论开始怀疑到当前的安排。他把医生把脉理解为”揣一揣肥瘠“，嘱咐吃药的”赶紧吃吧“理解为赶紧吃他，然后归结到这个社会是人吃人的社会，长期以来这个社会的历史是一部人吃人的历史。日记里这样写着：”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坚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他认为将来的社会’容不得吃人的人”，喊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小说选取狂人为主角是一个十分精心的安排。在黑暗势力陈陈相因地压在人们头上的那个社会里，一切都已经习惯，一切都视为当然，鲁迅有意通过“迫害狂”患者的感受，通过他在精神错乱时写下的谵语，从某些“人吃人”的具体事实，进一步揭示了精神领域内更加普遍地存在着的“人吃人”的本质，从而对封建社会的历史现象作出惊心动魄的概括。借实引虚，以虚证实。小说的艺术构思是巧妙的。《狂人日记》发表后，由于它所表现的忧愤的深广和批判的犀利，使许多读者耳目一新，当时吴虞还据此写了论文《吃人与礼教》（注：《新青年》第6卷第6号，1919年11月），足见其影响的深入与广泛。这篇小说是向封建社会进军的第一声号角，以前所未有的彻底的精神，反映了中国革命已经进入新的阶段的历史的特征。
继《狂人日记》之后，鲁迅写了《孔乙己》和《药》。孔乙己是一个没有“进学”的老童生，穷困潦倒，封建社会一方面以“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思想培育了他的自尊的性格，另一方面又给他以最冷酷的待遇，使这种性格不断地受到现实生活的蹂躏和践踏。小说以咸亨酒店为背景，展现了一个富有地方色彩的作为社会缩影的画面：当街一个曲尺形的大柜台，穿长衫的上等人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着喝，柜台外面站着喝的是穿短衣的劳动者。孔乙己是唯一的站着喝而穿着长衫的人。他已经失掉踱进房子里去的资格，却仍然没有忘却“读书人”的身分，不肯脱下那件又脏又破的长衫；甚至流为窃贼，也还在声辩“窃书不能算偷”。这些典型的细节鲜明的揭示了孔乙己的悲剧的性格。作品通过人物的行动抨击了封建制度，同时也暗寓着对这种性格的鞭挞。孔乙己的性格里也有一些善良的地方：不愿意拖欠酒钱，热心地教人识字，分茴香豆给孩子们吃。从这些流露着同情的描写里，进一步反衬出科举制度对他精神的戕害。孔乙已的没落是必然的。他活着只是给别人做笑料，死了也无足轻重，“别人也便这么过”。小说以不满三千字的篇幅，简练地塑造了一个典型形象，给人以非常真切的印象。如果说短篇《孔乙己》已经点出封建制度怎样扭曲一个人的性格，那么，这个主题在《药》里表现得更为沉痛。《药》写的是茶馆主人华老栓买人血馒头为儿子小栓医病的故事。封建统治阶级长期以来麻痹人民，使他们陷入愚昧和无知。鲁迅在《狂人日记》里已经借狂人的嘴提到过：“去年城里杀了犯人，还有一个生痨病的人，用馒头蘸血舐。”这回又从此“生发开去”（注：《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写成小说。小栓并没有因为吃了“人血馒头”而治愈痨病，终于成了封建迷信的牺牲者。小说把被杀的犯人安排为一个革命者，这位没有正式出场的革命者夏瑜抱着解放群众的心愿，为群众献出自己的生命，但是群众不仅不理解他，完全不知道他是为大家而受苦，而牺牲，反而受了迷信的愚弄蘸吃着革命者的血。小栓的下场是一个悲剧，夏瑜的遭遇是一个更大的悲剧，鲁迅既痛心于群众因受封建思想毒害而未能觉醒，更致慨于资产阶级革命的脱离群众，这就使小说的结构含有双重的悲剧性。作家根据亲身的经历和感受写出了一个真理：革命思想如果不掌握群众，那么，先驱者的血只能做“人血馒头”的材料，甚至连医治痨病的效果也没有。《药》给人的感觉是沉重的。然而它所描写的对象毕竟和《孔乙己》不同，这种沉重的感觉并没有压倒人们，人们仍然能够从残酷的现实里接触到作品所表达的理想，最后出现在革命者坟上的花环就“显出若干亮色”（注：《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透露了代表时代特征的革命的希望和力量。
农村生活和农民形象在鲁迅小说中占有显著的地位，《阿Q正传》以塑造辛亥革命时期一个农民的典型取得了非凡的成就。辛亥革命并未给农村带来真正的变革，这一点在《风波》里也有间接的反映。小说一开始便展现了一幅动人的农村晚景图，在恬静的景色中回荡着时代的风波。撑航船的七斤在城里被剪去了辫子，当皇帝就要复辟的流言传来时，七斤的家里立刻紧张起来，辫子的有无成为问题的焦点。赵七爷、九斤老太等人物各具特点，一个个神态毕现。小说结尾处描绘了风波过去后的平静，暗示复辟虽然不曾成功，而生活的进行依旧没有脱离原来的轨道，既讽刺了革命的不彻底，同时也说明农民的觉醒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教育。《故乡》描绘了近代中国农村破产的图景，小说以抒情的笔调，竭力渲染了童年生活的美丽，将回忆中海边西瓜地上手捏钢叉的小英雄闰土，和眼前被生活压瘪了的同一个闰土对照，写出中国农民在“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层层逼迫下的深重的灾难。闰土的形象在过去农村里具有相当普遍的代表性，他淳朴，勤劳，象大地一样沉默和厚实，承受了一切艰辛和痛苦。过多的艰辛和痛苦使闰土变成麻木。精神的摧残在这里超过了生活的胁逼，一种壁垒森严的等级观念已经注入闰土的头脑，他默认了那条横亘在自己和童年伙伴之间的不可逾越的界线，并且向主宰命运的“神”低头。二十余年来的变化的确太大了，第一人称“我”的想象在现实面前碰得粉碎，本来清楚地留在记忆里的“神异的图画”因而也忽地模糊。作品还动用杨二嫂的小市民习气烘托闰土诚实的性格，写来一波三折，使简单的情节表现得跌宕有致。“我”希望下一代有“新的生活”——“未经生活过”的生活，说明作品的着重点不是对往昔的缅怀，而是对现实的挑战，并且引导人们去确信前途：“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和《故乡》不同，《祝福》是把人物放在更复杂的社会关系里，为农民的命运而提出的强烈的控诉。这篇小说是鲁迅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五年间小说合集《彷徨》中的第一篇。它以一个淳朴善良的农村劳动妇女为主角。祥林嫂干活十分勤快，只希望以自己不断的劳动换取最起码的生活权利，但她的遭遇却弃满了辛酸和血泪。因为不愿意再醮，她在新寡之后逃到鲁镇帮佣，不久便被婆家劫回，采用人身买卖的方式将她逼嫁到山坳里。第二个丈夫不幸死于伤寒，儿子又被狼叼去。当她带着丧夫失子的悲痛再次来到鲁家做工的时候，镇上的人嘲笑她，奚落她，卫道的鲁四老爷把她看成伤风败俗的不祥之物，一切祭器供品都不许她沾手。笃信鬼神的柳妈又以阴间的惩罚吓唬她，劝她到土地庙捐一条给“千人踏，万人跨”的门槛，当作替身为自己赎罪。精神恐怖压倒了这个农村妇女。她变得神情萎顿，动作迟钝，却还是默默地操作，以终年劳动所得捐了一条门槛，满以为已经出脱罪孽，可以重新做人。冬至祭祖时节，她坦然去安排杯筷，不料主人还是说：“你放着罢，祥林嫂！”她象受了炮烙似的缩回手，从此便失魂落魂，惴惴然如“白天出穴游行的小鼠”一样。生活就这样一步一步把她逼到绝境，终至沦为气丐。当人们正在欢欣地“祝福”的时候，她却怀着对地狱的恐惧和疑惑，象“尘芥”一样被扫出了世界。祥林嫂一生的遭遇，让人看到在她脖子上隐隐地套着封建社会的四条绳索——政权、神权、族权和夫权。尽管她不断挣扎，表现了最大的韧性，依旧冲不破罗网，争不到一个普通人——实际上也就是鲁迅说的一个“做稳了”的“奴隶”（注：《坟·灯下漫笔》）的资格。作品的深刻意义还在于：不仅鲁四老爷，便是和祥林嫂处在同样地位的柳妈，周围那些带着嘲笑“赏鉴”祥林嫂痛苦的人，也都受到封建势力的麻痹毒害而帮同着进行精神虐待，不自觉地促成了旧社会的这个平凡而不幸的悲剧。
《离婚》里的农村妇女爱姑具有和祥林嫂不同的性格，她大胆泼辣，丈夫要离弃她，她就整整闹了三年，最后对方不得不请出“和知县大老爷换贴”的七大人来调停。爱姑以为欺压她的只是个别的人，认定丈夫“小畜生”和公公“老畜生”是她的对头，却不知道她的真正对头是封建制度，是为她的肉眼看不见的一种势力。作品着重描写的是爱姑会见七大人的场面，从周围气氛，从爱姑的心理感受中，刻划了这位矫揉造作的地主阶级的代表。七大人的玩“屁塞”，吸鼻烟，都使爱姑感到莫测高深。在这种精神压力下，爱姑由优势转到劣势，由充满幻想转到完全屈服。整个心理过程通过环境描写表现得十分细致。《离婚》绘声绘色地写出了土豪劣绅的丑态，同时也批判了小生产者认识上的限制。浓重的黑暗势力要求农民觉醒起来作更坚决的斗争，这是鲁迅在这些小说里反复强调的思想。他的小说善于展示整个农村以至整个社会复杂的阶级关系，发掘出农民悲惨生活的根源，不仅写他们由于经济剥削而受到的肉体上的痛苦，还以更多的笔默默描绘他们长期以来在封建制度思想毒害下的精神状态，揭示农民不能不革命的生活地位和他们主观上还缺乏民主主义革命觉悟的两者之间的矛盾，“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注《坟·摩罗诗力说》）。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失败以后，客观形势要求农民革命从原始的、宗法的形态中摆脱出来，具备更深入的内容和更彻底的性质，尽管鲁迅对于这一意义的认识在主观上没有这样清楚和明确，也没有全面地看到农民中间已经有人起来坚决斗争，但反映在他小说里的问题却是和历史进程的现实要求相吻合的。在鲁迅之前，还没有一个作家象鲁迅那样以平等态度描写过农民，还没有一篇描写农民的作品象鲁迅的作品那样从根本上否定封建制度，展示了如此深广的历史的图景。
和农民一样，知识分子也是鲁迅小说里描写的重要对象。鲁迅亲身经历了近代思想文化界的变化，对各类知识分子作过深刻的观察。《在酒楼上》和《孤独者》写的是辛亥革命以后知识分子彷徨、颠簸以至没落的过程。吕纬甫（《在酒楼上》）本来是一个敏捷精悍、热心改革的青年，经过多次辗转流离，感到青年时代的梦想没有一件实现，便敷敷衍衍的教点“子曰诗云”，随波逐流地做些“无聊的事”，以满足别人和抚慰自己。他既没有能力自拔于这样的生活，也没有能力自拔于这样的思想。他对自己的生活道路作了如下的概括：象一只苍蝇绕了一点小圈子，又回来停在原地点。和吕纬甫的颓唐消沉相比，《孤独者》里魏连殳的性格表现得更为阴郁和冷漠。他不甘心与世俗同流合污，亲自造了“独头茧”，把自己裹在里面。可是事实又不允许他完全和社会隔绝。流言追随着他，失业打击着他，最后不得不向环境低头，抛弃理想而求乞于“实际”，当了军阀部队里一个师长的顾问，躬行“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周围的人趋奉他，颂扬他，他胜利了。然而实际上他是失败了。他有“胜利”的喧笑中独自咀嚼着“失败”的悲哀，终于背负着内心的创伤寂寞地死去。两篇小说写出了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冲突，革新力量和习惯势力之间的冲突，笼罩着辛亥革命失败后令人窒息的历史气氛，同时也批判了吕纬甫和魏连殳性格的弱点。这种性格在小说写作当时的许多知识分子中仍然具有典型的意义。出现在《伤逝》里的子君和涓生比较年轻一些，他们是“五四”时代的人物。子君争取婚姻自由，不顾一切非议和讥笑，勇敢地冲出家庭，她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