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物生长 冯唐-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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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生长
冯唐
讲了一个如何长大的故事,只供回顾。
从头到尾,文中一切纯属虚构,请毋对号。
心智未健全,难容异端者,敬请止步。
献给老妈,她可能不知道有些孩子这样长大。
《万物生长》再版序
《万物生长》成书的过程很长。
“鸡头”开在一九九八年的夏天。当时刚念完八年的医学院,在七月的北京等着八月去美国体会腐朽没落。那个夏天很热,死了好些白毛老头和小脚老太太,我在呼啸的电风扇前,想,写个什么吧,写了就忘了,到美国就是一个新开始。
“猪肚”填在一九九九年夏天。我在新泽西一个古老的医疗仪器公司实习,替他们理顺全球投标流程,小组里最年轻的莫妮卡比我大十五岁,公司的主要产品长期占领了世界50%以上的市场,莫妮卡大姐对我说了一句很国企的话:“你不要那么使劲干,否则我们压力很大。”所以我上班的时候上网,看新浪新闻,泡两个叫“新大陆”和“文艺复兴”的论坛。名字叫卡门的老板娘不懂中文,鼓励我:“仔细看,中国医疗耗材的潜在市场很大。”公司在新泽西北部,是著名的白区,好的意大利餐馆到处都是。唯一一个号称中餐的馆子,大厨和伙计都是越南人冒充的,一句中文都不会,只会做酸辣汤和左公鸡,让我想起初中看的《金瓶梅》录像,也是越南人演的,里面的潘金莲除了微笑和叫床,一言不发。一个地方,如果没有便宜的小馆子可以喝大酒,喝完酒没有姑娘可以拉着手,口无遮拦,对于当时的我,就是监狱。所以我下班的时候,躲在饭店里写《万物生长》。
“猫尾”收在亚特兰大,用的是二零零零年冬天的三周假期。我给当时为我做出版代理的《格调》先生、师奶杀手、出版家石涛写电邮,说,下雪了,我窗外的松鼠们还没冻死。石涛说,他想起他在辛辛那提写作的时候,说,如果觉得文气已尽,当止就止。写完,我回到北京,当时电子书大佬“博库”还笔直地挺着,在长城饭店旁边的小长城酒家新春团拜,有酒有肉,我第一次见北京的作家们,感觉自己像是在凤凰窝里的一只小鸡。我第一次和作家们喝酒,就被一个叫艾丹的,一个叫张弛的,和一个叫狗子的,灌得平生第一次在睡觉以外的时间失去意识,停止思考。去协和医院洗胃,周围十几个医学院同学围着,我心想,将来这些人都是名教授大医生啊,我真牛啊。我事后才知道,这三个家伙,在公认的北京酒鬼好汉榜上分别排名第一、第二和第十一。石涛后来说,我倒下之前,拨了三个手机号码,一个接到留言机,一个说人在上海,最后一个没有通,他想知道,这三个人都是谁。艾丹后来说,我根本就不是他们灌的,是我自己灌的自己,两瓶大二锅头,一个小时就干了,心里不知道有什么想不开的事儿。
《万物生长》出书的过程同样漫长。二十几家出版社的编辑看过叫好之后,摇摇头说,“想骟成太监都不行,浑身都是小鸡鸡”。好事的勉强同过,呈送上级继续审批,我于是知道了出版社的组织结构和审批流程:编辑,编辑部主任,主编,社长。每个环节,都可以毙掉一本书。二十几家走过的好处是,这个小圈子里有了口碑,一半以上的编辑写信,说,“真遗憾,下本书,收敛些,我们一定合作。”一年之后,纸书终于出来了,删改得尼姑不象尼姑,和尚不象和尚,封面为了掩人耳目,做得好像教导群众如何施肥养花的科普读物。
现在回想写《万物生长》的时候,好像曾国藩初带兵,“不要钱,不怕死”,我心中了无羁绊,我行我素,无法无天。我甚至忘了早已经学会的好些小说技巧,后来回看我高一写的一个长篇,远比《万物生长》行文老练干净,更象能在《收获》发表的样子。我想,我是土鳖,别太苛求自己。跟生孩子一样,肚子里有要表达的东西,猫三狗四人十月,一直挺着,到时候自然有东西出来。 写出来的东西,仿佛生出来的孩子,“儿孙自有儿孙福”,成什么样的气候,是他自己的造化了。
写完寄给我的医学院时候同宿舍的下铺,他当地时间早上五点给我打电话,说,看了一晚,决定留到女儿长到十八岁,给她看,原来老爸就是这样长大。寄给我过去的相好,她打来电话,一句话不说,停了一晌,挂了。我当时想,《万物生长》不是我最好的东西,也一定不是我最差的东西,要是有十本类似的东西,我就不算是土鳖了吧,和作家们喝酒的时候也不用恬着脸皮不知羞耻了吧?
过了两年,初版的《万物生长》已经断货。E书先生、少妇杀手、出版家熊灿好事,说有热情出全本,让更多的人知道,有些人这样长大。我想,害别的书商也是害,不如害个有热情的。唯一提了一个要求,再版,原作一个字不能删,该是尼姑的地方是尼姑,该是和尚的地方是和尚。
是为序。
第一章:洗车
我在洗车酒吧遇见秋水,第一印象是他的眼睛亮得不寻常。
洗车是我常去的酒吧之一。洗车在工人体育场东门靠南一点,原来真的是一个洗车的地方。等着洗车的人想坐坐,喝点什么,聊聊,后来就有了洗车酒吧。如果从工体东路过去,要上座桥,过一条水渠,穿一片柏树林子,挺深的。酒吧用红砖和原木搭在原来洗车房的旁边,洗车房现在还接洗车的活。酒吧里是原木钉成的桌椅,砖墙铆满世界各地的汽车车牌,给人国际偷车贼俱乐部的感觉。来过酒吧的人再到旁边的洗车房洗车后,常会下意识地摸摸车的后屁股,确保车牌还在,至少我是。酒吧不大,稍稍上上人,就满了。天气不冻脸的时候,就把桌子支到外边去,屋外可以听见流水的声音,闻到柏树的味道。
现在,三里屯、工体附近,酒吧很多,三五成群,占了几条街,一家没位子可以遛哒到另一家。入夜,东大桥斜街左右,杨柳依依,烟花飘摇,各色妇女倚街而站。多数不象本地人士,或薄有姿色,或敢于曝露,也分不清是卖盗版VCD的,还是卖鸡蛋的,或者索性就是鸡。其实,酒吧区变红灯区,就象警察变成地痞一样容易,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或外人看他们的角度问题。我过去在这一带上的小学和中学,那时候没有这些酒吧,只有卖汽车配件的,匪聚中纺路,把偷来的车拆开在各家出货。要是那时候有现在这些东西,我肯定会变成一个坏孩子,我有潜质。妈妈回忆,我三岁时就知道亲比我小一岁的妹妹,还是那种带口水的涉及舌头的湿湿的亲,是个淫胚。我从小学读到博士,兼修了个工商管理硕士,一身经世济民的本事,现在争名逐利,津津有味。但是那个淫胚没有发育成淫贼,留在脑子里象一个畸胎瘤,有牙齿有头发有棒棒,难以消化。我曾经盘算把我老婆教化成个荡妇,这样就能合法地摆平脑子里的那个淫胚。我搜罗了《肉蒲团》、《如意君传》、《灯草和尚》、印度的《爱经》、亨利·米勒的两个《回归线》、英文原文的《我的隐秘生活》、《Fanny Hill》、《尤利西斯》、《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以及新近几期的《阁楼》,我老婆英国语言文学科班出身,英文、古文的功底都不错。几次逛红桥旧货市场,我敛了些密戏图和磁质的密戏玩偶,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各种姿势都有,旧货贩子讲古时候当生理卫生教材、教具用的,姑娘出嫁之前,妈妈从箱子底翻出来给女儿看,免得尿道和阴沪都分不清,让亲家笑了去,说没有大户人家的风范。但是想想只是想想,我把所有搜罗的材料都锁进公司的保险柜里,和我的假帐和黑钱放在一起,体现相似的性质。
我老婆五短身材,孔武有力,浓眉大眼,齐耳的短发一丝不乱,一副坚贞不屈的表情,让我相信所有关于刘胡兰的传闻都确有其事。结婚已经五年了,我进入她身体的时候,她脸上依旧呈现一种极为痛苦的表情,仿佛铡刀的一半已经压进她的脖颈。至今为止,我还只能用一种最符合传统基督教义的姿势,我老婆说我不能象对待鸡那样做她,要举案齐眉,不能忘记了礼数。我的秘书有一天新剪了长穗的头发,新换了一双印花丝袜,她没咸没淡地说,她最近读了本书,书上说伟大的生意人从来不把公文包和Xing爱带回家,生意就是生意,公事公办。而我是个变数。公文包即使是空的,也要往家带。在办公室,连手Yin的迹象都没有发现。我的秘书还问我,和老婆那么熟了,小便都不回避,属于近亲,行房的时候,有没有乱仑的负罪感。我真不知道现在书摊上都卖些什么书,不理解小姑娘们都是怎么想的。尽管我的秘书有明显的性骚扰嫌疑,我明白我没办法告她,性骚扰成立的必要因素之一是上级使用权力占便宜,这里我是上级,我的秘书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我老婆从来不用香水,她对香水过敏。我以前并不知道,只是简单地认为,东方人不象西方人那样腺体分泌旺盛,没必要用香水。我的一个老情人替一个矮黑胖子生了一个儿子,两年后她才来见我,让我知道,我说:“我初中就知道你有宜男相,一定能当英雄母亲。”随之兴奋地抱了她一下,她香气扑鼻。回家后老婆说我身上有一股邪恶之气,她仔细嗅我的皮鞋、西装、衬衣、内裤和袜子。十分钟后她全身起了大块的风疹,象小时候蒸漏了糖的糖三角。她告诉我她香水过敏,她说我不如杀了她,她拨电话给她爸爸:“救命!”她爸爸是公安局长,常年扎巴掌宽的板带。之后她后悔说应该先闻皮鞋和西装,停二十分钟,然后再闻衬衣和内裤。如果她是在闻内裤之后起的风疹,她会让我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太监。
好在还有酒吧可以喝酒。我喜欢坐在洗车里一个固定的黑暗角落,要一瓶燕京啤酒和一个方口杯子,从角落里看得见酒吧里的各路人物。我觉得酒吧象个胃囊,大家就着酒消化在别处消化不了的念头,然后小便出去,忘记不该记得的东西。浸了啤酒,我脑子里的畸胎思绪飞扬。泡酒吧的日子长了,它渐渐变得很有经验。它的天眼分辨得出那些是鸡,那些是鸭,那些是鹅,那些是同性恋,那些是吸毒者,那些只是北京八大艺术院校来结交匪类的学生。吸毒的比较好认,他们的脸上泛出隐隐的金属光泽。有些眼影、唇膏想模拟这种效果,但是不可能学得象。化妆品的光泽只有一层皮的深度,吸毒者的颜色从肉来,从血来,从骨头里来。同性恋不好认,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模式,常常会闹误会。戴一只耳环可以只是因为自己高兴,涂唇膏可能是任性的女友即兴而为,关键还是要看眼睛,眼睛里的媚态和体贴。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言。我静静坐在木椅子里,音乐和人声象潮水般在我脚下起伏,松柏、流水、香水、薯条和人气在我周围凝固,粘稠而透明,我象是被困在琥珀中的蜘蛛,没有感到人世间的一切强有力的东西悄然而至。其实这个世界也是个胃囊,我们在里面折腾,慢慢消磨,最后归于共同的虚无。这个世界什么也不记得。
偶尔有鸡来和我搭讪,我穿意大利名牌的衬衫,那种牌子在永安里的秀水服装市场还没有盗版。这块的鸡大多见过洋枪洋炮,品味不俗。有的鸡很直率,食指和中指夹着香烟走过来,随手拽一把凳子在离我很近的地方,一屁股坐下。奇怪的是我看不清她的脸,但是在桌子地下,渗过轻薄的丝袜,我感觉到她身体的热度,她的头发蹭着我的脸,可是我已经过了会脸红的年纪。她的粉涂得不好,暗淡的灯光下颈部和胸口不是一个颜色,想起上大学时用绘图软件玩的闹剧,把男教授的脑袋扫描后安到不知名的女裸体上,除了颈部和胸口隐隐一条界线,其它浑如天成。有趣的是,那个无聊至极的脑袋配上优美的身体后,平添一种诡异的生动,怒态变得有如娇嗔,呆板变得迷离。她吸一口烟,从鼻孔里喷出,然后透过烟雾冲我一笑,说道:“你要是阳痿,我可以陪你聊天,我参加成|人高考,学过心理学。”我翘起兰花指,很妩媚地一笑,说道:“我们是同行,你丫滚蛋。”
在一个地方待久了,难免会有几个脸熟的男人,都是苦命人。偶尔打打招呼,一起喝一杯,各付各的帐。这样的聊天很少涉及彼此的具体情况,不谈公司的进存销,我们讨论女人胸部的真假。如果认定是假的,再讨论是做的手术还是使用了魔术胸罩。无论是手术技术还是胸罩的工艺,都是一天比一天强,我们的争执越来越多。有时候争得凶了,各持己见,如果争论的对象是鸡,就打赌。把姑娘叫过来,请她喝杯酒,让她当裁判,输的人付酒帐,有趣的是,这种情况下,姑娘们都真诚坦白,绝不作假。极少见的情况下,我们也搞错。有些人表面风骚内心娴静,虽然有鸡态,但是绝对是本分人,教初中政治,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什么的,或是在某个著名的百货公司卖床上用品,不过偶尔被上司骚扰一下。我们也会请她喝杯酒,然后建议她入行,听从心灵的召唤,走一条别人不常走的路。兴致更高的时候,会帮她设计,教训她不规矩的老板。比如她一拉帘子,就表示有情况,象过去革命电影里通知地下党战友似的,埋伏多时的我们就冲上楼去,抓奸抓双。得来的银两全归她,买些更漂亮的衣服,招徕更多的骚扰,我们再抓更多的奸,得更多的银两,买更多的漂亮衣服,如此进入良性循环。有个姓方的服装设计师,出道后一直设计制服,民航的、邮政的、保安的、警察的、看病的、饭店的、跑堂的、清洁的、做饭的,在这个行当里小有名气,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说也该给鸡们设计一套制服,上班的时候穿上,下班当淑女的时候就脱下来,人们认起来也容易,避免误会,两下里方便。大家都说他没有情调,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