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第10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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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久了，姨母、姑母也自觉“包袱”沉重，便不约而同地踢起皮球来了。姑母借口家里有一位严厉的婆婆，拼命地将老人、孩子往上海推；姨母则认为老人应由亲生女儿抚养，硬把他们往杭州踢。于是，幼小的茹志鹃便跟着祖母挤在三等火车车厢里，每年在沪杭路上往返数次。其实老人和孩子需要他们照顾的实在是微不足道，只是找个栖身之所罢了。在杭州，他们跟着祖母糊火柴盒、磨锡箔；在上海跟着祖母到别人家里翻丝棉、做女佣，或坐在一无所有的灶披间里钉钮扣、缝贴边。茹志鹃犹如石缝里的小草，在挤压中顽强地生长。穷困、孤寂、冷遇和白眼，铸造了她独立不羁、自强不息的个性。
悲戚和辛酸伴着茹志鹃步入少年时代。1936年十一岁时，随祖母和四哥住在上海普志小学楼上，强烈的求知欲催促她在该校上了小学二年级。这所小学是一所规模很小的私立学校，是钟望阳及其爱人从事地下工作的秘密活动场所，学生们都称钟望阳为“小杜老师”。
这里的学习生活留给茹志鹃的印象是：“战战兢兢地坐在老师面前，读着'从前有一个农夫……'的故事。”她念小学时，年龄比较大了，加上过去缺乏启蒙教育，学习起来颇感吃力，老师经常在课后把她留下，让她一句一句地背诵，茹志鹃称之为“关夜学”，当时她是有些不情愿的。
这段生活也给她留下一些美好的记忆。她特别喜欢上小杜老师爱人——张老师的课，张老师每天给孩子念一节《大林和小林》的故事，那种新奇神秘的境界，使她受到了最初的文学熏陶，产生了阅读文学作品的强烈渴望。
然而生活的贫困却时时缠绕着她。这一年冬天，茹志鹃的大哥已离开姨母家，到美专去学习。一天，他突然闯回家，平时大哥极少回家，因此家里人都感到意外。他说急需一些钱用，家里哪有多余的钱给他呢？唯一值钱的东西就是妹妹身上一件御寒的棉衣，为了帮助哥哥解燃眉之急，她脱下来，一口气跑到了当铺。哥哥拿着这带着妹妹体温、少得可怜的钱走了；而茹志鹃却只能躲在家里，整天不出门。祖母为了给孙女取暖，便把做饭的煤炉拎到屋里，到了下午，她便被煤气熏得晕了过去。幸亏四哥有些常识，及时打开窗子，搬走炉子，茹志鹃才免于一死。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上海整天炮声隆隆，形势十分紧张，穷人的生活也就更加没有着落。祖母又带着四哥及茹志鹃回到杭州，在紫阳山脚下一个大杂院里租到一间房子住下来。第二年，祖母由于多年生活的劳累，终于病倒，不到一个月便丢下未成人的孙儿、孙女离开了人世，安息在杭州凤山门外的义冢里，茹志鹃和哥哥，站在如海浪一般的荒冢地上，茫然不知所措。对于他们来说，即使是颠沛流离的家，也将永远失去了，黑暗——吞噬了她全部的，也是唯一的爱。
二、孤寂中寻求
祖母过世后，茹志鹃和四哥的生活全由在上海银行里做练习生的三哥负担，每月寄几块钱来，除买米以外，还可以买些当菜吃的红腐乳。不再为吃饭而忧愁了，他们沉浸在读书的狂热之中，在四哥背诵《占文观上》的同时，茹志鹃也背诵起《红楼梦》里的诗词。有一次，兄妹俩心血来潮，决定拼一顿中午饭不吃，省下钱买电影票。他们跑得满头大汗，在西湖边上看了一场电影——《荒江女侠》。第二天又饿了一顿，省下钱又去了那个电影院，结果看到的还是那部片子。用维持中命的食粮去换取一种精神食粮，这是她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是一件多么惬意的事啊！小时，她只在苏州阊门外广场上，坐着狭长的凳子，欣赏过两次西洋镜；在故乡杭州的城隍山下，见识过几次猢狲耍把戏，其精神上的满足远比不上这次看电影。但这种孩子般的狂热又怎能长久地维持下去呢？第三天就没有勇气再去了。
以后兄妹俩每天在家一边糊火柴盒，一边生吞《水浒》，活剥《红楼》，读字典，背古诗词。仅《红楼梦》她前前后后就读了九遍之多，其中大部分诗词，都能背诵如流。她家隔壁住着一户没落的书香人家，旧书堆得到处都是。《七侠五义》、《啼笑姻缘》等尽她选择。读这种书是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的，只要有空，可以随意找来读。谁曾料到，这种少年的嗜好，这种填补孤独的盲目行为，竟为她后来的创作准备了五颜六色的铺路石子。
三、“不自由，毋宁死”
命运如同一只颠簸的小船，在生活的海洋中游荡，短暂的风平浪静之后，便是汹涌的惊涛骇浪。安宁的日子没过多长时间，三哥的收支不能平衡了，便写信要他们去上海设法谋生。
初秋的一天，她和四哥离开杭州。到上海后，兄妹自然无力支撑一个家，二人只好分开。四哥进了一家钟表厂做学徒，茹志鹃则抱着生的希望，进了愚园路上的以内马利孤儿院。这是一所基督教会办的慈善机构，只收女孩。每日三餐粥，半天做工，半天读书，晚上便像发疯似地做祷告。茹志鹃回忆说：“做祷告时，我浑身发冷，腿肚子打颤，我怕极了，心里只喊着奶奶。记得祖母去世前，姑母曾劝她把我送到尼姑庵去做小沙弥，奶奶不肯。并说：'要死让我们死在一淘'。如今奶奶不在了，我到底从如来佛的脚下滚到上帝的手掌心里来了。”（《生活经历与创作风格》，《语文学习》1979年第回期）
在孤儿院除生活上受到残酷压榨外，政治上也失去了人身自由，命运、前途都得由院方安排决定。茹志鹃对这种囚徒式的生活忍无可忍，她愤怒极了，在心灵深处不止一遍地呼喊着：“不自由，毋宁死”。她决定逃出虎口，寻找生路。她曾以“死”要挟院方放她出去，院方无奈，叫来了介绍人及其三哥，要他们赔偿在院里生活数月的膳宿费。经过一番交涉，三哥终于把妹妹领出了孤儿院。
逃出樊笼的鸟，飞向何方？哪里是自由的天地呢？她寻找，她迷茫。但生活的磨难使她渐渐成熟，不再那么单纯地为糊口寻找出路了，而是把生的渴望和政治上的自由及今后的前途、命运结合在一起，审慎地选择着生活道路。她在上海滩的街头上，东闯一头，西闯一头，终于找到一所妇女补习学校。入学不必经过考试，并且可以住读，补习的课程也可由自己挑选。使她特别满意的是膳宿费可以按月交付，收费也不算昂贵。茹志鹃把这里作为临时驿站住了进去。学校住房很挤，人也是形形色色的。同房间里有歇业的舞女，也有从乡下来的小地主的女儿，穷困的、富有的，成年人、未成年的少女混杂在一起，环境虽很嘈杂，但生活上得到了暂时的安歇。一年来，她在这里养精蓄锐，精神恢复了，身体也胖了一些，随时等待着向生命的制高点冲击。
三哥按月来交膳宿费，茹志鹃只管在补习学校学习。岁月在不知不觉中逝去了，她觉察到三哥的神情一次比一次愁苦，她不愿意哥哥被自己拖累，便决定离开补习学校，另找出路。这时，由一位信奉基督的同学介绍，进了一所由美国女信徒在中国开办的圣经学校，住宿免费，收少量饭费。这里较之孤儿院自由多了，可以外出，并允许亲人来访，每天还能吃到一顿干饭。生活上得到了小小的满足，但精神上仍然感到束缚和压抑。凡是来这里学习的人，不问你是否相信上帝，主课读的都是《圣经》，每天都要枯燥无味的背诵。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那位女主人回美国去了。不久，这所学校也随之解散。茹志鹃在走投无路的困境中，只好忍气吞声地回到姨母家暂住。这一次回去跟过去不同，年龄大了，阅历广了，想的问题也比过去深多了。她一面感到中国无望，一面感到个人前途的渺茫，加以环境的不如意，她在痛苦和绝望中煎熬，曾想服毒自杀，了结自己不幸的一生，但因安眠药价昂贵，才免于一死。
不久，三哥应姨母家人之召赴内地，便将妹妹和四弟一起带往浙江去找大哥。经大哥的一位朋友辗转介绍，兄妹二人作为沦陷区学生免费插入天目山武康中学三年级。这对于一个断断续续只读过三年半书的人来说，真是如攀天梯。为了拿到一纸文凭，她咬紧牙关，拼命苦读。一年以后，以语文尚好，数理化相当糟的成绩勉强毕业了。在武康中学读书时，她涉猎了不少现代文学作品，特别倾慕女作家庐隐及其作品，自己悲苦的身世和作品中凄惋感伤的调子有着强烈的共鸣。庐隐及其作品那种女性的细腻和捕捉生活的独特角度，对她以后的创作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茹志鹃从武康中学毕业时，四哥早已回到上海。她把那张来得不易的文凭缝在衣服里，去追赶四哥。回到上海，暂住在四哥的女朋友家里，经其父亲介绍，到一家私立小学任教。
四、磨笔尖的《生活》
旧中国教师的地位低下，生活待遇微薄。茹志鹃任教的学校亦不例外，每天供一顿中午饭，而每月的工资是无法维持早晚饭的，再由校长介绍去做一两个孩子的家庭教师。每天从早忙到晚，只能勉强图个温饱。艰辛的生活，不时地撞击着她的创作神经，愤懑和不平充塞在她的胸中，散文《生活》便是她当时思绪的自然外溢。文章写好后，便寄给《申报》，出乎意料地竟在1943年11月22日的《申报·白茅》副刊上登载出来了。
《生活》是一篇速写，全文只有八百多字。作品描写了一个女大学生毕业后没有工作，看到了一张招聘广告，就去应试，实际上人家聘用的是供人玩弄的“花瓶”。应试回来后，悲愤欲绝，一气之下，便把毕业文凭撕掉了。
这是茹志鹃创作上一次小小的试笔，已初步显露了她的创作才能，孕育了她创作风格的雏形。文章现实性强，内容清新，气氛浓郁。采用以小见大的手法，反映了知识分子生活的苦难和社会的黑暗与丑恶。文章结束时，采用比兴和象征手法，将撕成碎片的毕业文凭变成数十只小小的白蝴蝶，在空中高傲地飞着，以增强艺术效果。
文章刊载后，她已离开上海到另一个天地去了，所以作家一直未把这篇速写包括在自己的创作中。近年来，从事文学研究的人把这篇文章从旧报纸堆中“翻”出来了，并且唤起了茹志鹃的回忆。这篇作品可以算作她磨笔尖最早的一篇了。
五、从此有了“家”
从孩提时代起，茹志鹃的家就四分五裂了。家，对她来说是一个十分模糊的概念。如果说有，也只能算作是一个夏不遮雨，冬不避寒的“窝”。为了构筑一个舒适安乐的家，她作过多少梦，付出过多少心血和代价啊！
1943年冬，茹志鹃已满十八周岁，生活和工作都还没有着落，她沮丧而颓唐。一天，突然接到大哥寄来的信和钱，叫她随哥哥们一道去苏中解放区。当时她对革命并无深刻的认识，对那里的生活更一无所知，只是觉得到了那里可以兄妹团圆，可以建立一个较为安定的家——她沉浸在欢乐和幸福之中。“凉亭虽好，并非久留之地”，以前住在别人家里，常有寄人篱下之感，心情郁郁寡欢。接到哥哥的信后，她的心如同长上了翅膀，焦急地等待飞翔。她尽快结束了一个学期的教书生活，随同二哥、四哥及其爱人到了苏中解放区盐垦中学。名为中学，实为中转站，茹志鹃的大哥并不在此。他们在盐垦中学迎接1944年元旦，后被分配到苏中二分区宣教科临时演出队。从此，她有了自己的家——一个充满了真诚、友爱、温暖如春的家，彻底摆脱了无依无靠的悲惨境界，结束了凄苦的流浪生涯。茹志鹃回忆说：“在这个'家'里，我感到高兴，因为我不会失业了。这时尽管敌人清乡、扫荡得厉害，我这个'家'行动频繁，但我却觉得踏实可靠”。（同上）
1944年夏，茹志鹃上了刚刚筹建的苏中公学，参加整风运动。冬天毕业，后即留校，在总俱乐部任宣传干事。1945年总俱乐部与苏中一师文工团合并，成立苏中军区前线话剧团，抗战胜利后，改编为华中军区文工团。翌年，解放战争开始后，该团与山东军区文工团合并，改为华东军区政治部文工团。解放军渡江以后，又改为南京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名字虽然变来变去，但人员和工作却没有多大的变动，这个“家”有关怀她、教育她成长的领导；有熟悉她、了解她的朋友和同志，她感到心满意足。1947年，在“家”里，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六、终生的抉择
在“家”里，她欢悦、畅快、无忧无虑，她奋飞、上进，有一股使不完的劲儿。演出时，她是演员，也是舞台工作人员；行军打仗时，她是战斗员，也是宣传员。她和其他队员们一起，拎着石灰桶，赶在队伍前面，写大标语，沿途唱歌，喊鼓动口号。在战士的枪托上，贴上两指宽的油印枪杆诗，鼓舞他们勇敢杀敌。战斗打响了，他们躲在战壕里做大红花，等待战士们胜利归来。同时，又是护理员、担架员、俘虏押送员。他们与战士们的命运息息相关，心心相印。
1947年，在历时一个多月的鲁南突围中，她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练就了过硬的行军本领。她可以边行军，边睡觉。无论是徒步走平原，还是攀登峡谷上的羊肠小道；无论跋涉水路，还是走泥浆路、“橡皮路”，都从不叫苦，从未掉队。
在整个突围过程中，她不时地用保尔·柯察金等英雄事迹激励自己，跟自己的软弱、怯懦、自私进行无情的斗争。发表在《青春》1979年第1期上的《鲁南突围的追记》真实地记录了茹志鹃这一时期的生活和精神状态。
一个倾盆大雨的夜晚，她拖着发烧的身体，和同志们在深及膝盖的泥水里行军。走了三十里路以后，已经精疲力竭了。稍有迟疑或怠慢就有掉队的危险，她含着眼泪，克制自己，紧跟着前边的人，一步也不肯停下。
队伍继续向前，路更艰难了。她实在支持不住了，只好骑上独立师的马。走到一个高坡前，她看到同志们在淤泥里靠两手支撑爬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