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第36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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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受令而擅发禁军，以违军令，绞。主犯李浑，擅发禁军，附唐康擅杀叛卒，身为军法官，知法犯法，罪加一等，斩。从犯高遵惠，劾贬官……”
他一面说着，皇帝的眉头不知不觉便皱了起来。宋朝制度，皇帝拥有最高司法权，对于案件的审判若有疑点，或以为定罪不当，皇帝有权发回重审，若有争议，竟可干脆交两制以上大臣与台谏杂议。按新官制，一般的案件，即使是大理寺、开封府定谳后，刑部可以复核，御史台可以置疑要求重审；军事案件，卫尉寺定谳后，枢府也可以复核。但唐康、田烈武的案子，却已经属于“诏狱”。两府与台谏虽然也可以讨论定罪得当与否，但在某种意义上，它直接体现的是皇帝的意志。
赵顼原以为这件案子在论刑的时候一定会争议，到时候他就可以顺势交两制以上大臣与台谏杂议，然后以朝论公义的名义，给三人脱罪。他万万料不到，三司会审，竟然会最终达成统一的意见，直接定谳论罪了，而且罪名还定得这么重。这下子他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
石得一是极为察言观色的，看见皇帝神色，连忙又解释道：“本来，以祖宗条制，唐康、田烈武诸人虽擅发禁军，然毕竟是事急从权，说起来竟是有功无过的。但马处厚引了太祖朝的一则故事……”
“什么故事？”赵顼听说竟然是马默主张重判，心里更是哭笑不得。他以马默主审，原也是想着马默与石越的那点渊源，不料这马默竟然全不认账。
“忠正军节度使王审琦与太祖皇帝有旧，为殿前都指挥使。禁中大火，审琦不待召领兵入救，台谏官劾之，太祖皇帝对王审琦言：‘汝不待召以兵入卫，忠也；台谏有言，不可不行。’竟罢归寿州本镇。祖宗家法如此。”
赵顼听到马默竟然抬出太祖皇帝来，不由得做声不得。
却听石得一又说道：“唐康、田烈武率兵平叛，确是忠臣。然其又擅杀叛卒，军法：贼军弃杖来降而辄杀者斩。虽渭南叛卒，是不是军法所谓‘贼军’，诸位大人颇有争议。然马处厚以为：纵其不是军法所谓‘贼军’，以祖宗故事——凡岁饥时，强民相率持杖劫人仓廪，论法应弃市，然每具狱上闻，辄贷其死。真宗时，蔡州民三百一十八人有罪，皆当死。知州张荣、推官江嗣宗议取为首者杖脊，余悉论杖罪。真宗皇帝下诏褒之。祖宗以人命至重，若非情理深害者，悉皆免死，此为祖宗立法之深意。渭南叛卒可比此例，其虽有罪，一则有司未定其罪；二则即使论罪，法虽论死，其实止当刺配。纵使擅杀刺配囚徒，其罪非浅，况唐康、李浑所为。惟念唐康素有功绩，且其擅发禁军平叛，所为者社稷；擅杀叛卒，亦属事出有因，故从轻议处，乞发落某州编管。田烈武虽未涉擅杀之事，然其罪亦非止擅发兵而已，其奉军令赴益州平叛，非寻常驻军可比。田烈武军令在身，而中道擅违节度，论法当斩。惟其所为皆出公心，且未酿大祸，平叛渭南，于社稷亦不得谓无功，以法则处绞罚。然恩自上出，亦乞陛下宽宥之。惟李浑之罪最重，且身为军法官，更当罪加一等。其罪在不赦，定斩刑。只高遵惠之罪轻……”
石得一转述马默定刑的理由，竟让赵顼半晌说不出话来。他也知道，宋朝的制度，如果法官论刑不当，是要受到惩罚的。马默主审这么大的案子，又是在朝野中极具争议，若是没有充足的理由，他怎么敢轻易定谳？
“依奴才看，此案朝廷必定还会有争论的……”石得一揣测皇帝的心意，小心翼翼地说道，“朝野的议论，还是以为唐康、田烈武有功无罪的居多。不过，三司会审的定罪，亦有其道理，朝廷大力整肃军纪，若以为事后有功便可以抵罪，会大开侥幸之门。”
“朕以为还是重了些。”赵顼沉吟了一会，终于摇了摇头，道：“马默自己也说，叛卒多半也只是刺配之罪。这些人无父无君，犯上作乱，朝廷还要会上天有好生之德，留其一条生路。田、李之辈，忠君为国，反要论死，朕要让天下人怎么想？”
“陛下英明。”
“朕以为定罪不当，明日马默的折子递进来后，便下两府、台谏、翰林学士、知制诰杂议。”
第三卷 《燕云》 第五章 东风未肯入东门（一）
唐康、田烈武案审结，皇帝下两府台谏学士院杂议，渭南兵变案也随之正式公告天下，坊间流传的谣言得到官方的证实，顿时天下震动。报纸在传播信息方面，发挥了难以想象的作用——随着新义报、汴京新闻、西京评论、海事商报、秦报的发行，渭南兵变的整个过程被详细地报道给大宋各大城市的市民们，结果引发了赵顼完全预想不到的波澜——尽管赵顼已经与政事堂商议下诏免除渭南五年的赋税，命令陕西路妥善安葬死难军民，又召集了三百多名高僧前往渭南念经超度冤魂，但宋廷君臣依然低估了此事对普通士大夫与市民的冲击。禁军与武人的形象，原本经由石越苦心经营，再加上伐夏的巨大胜利，已经大为改观，可以说自唐末以来从未有这么好过。然经此一事，却不免再次受到严重的损害。朝野清议对雄武二军的鞭挞，不可避免地殃及池鱼，对武人固有的成见与疑忌重新抬头，铺天盖地的严厉批评，在短短几天之内，就将枢府、兵部、卫尉寺给淹没了。枢密使文彦博尽管身为三朝元老，但亦免不了饱受质疑；连新上任的兵部尚书孙固，都难逃指责；而为了应付朝野巨大的压力，两府更是不得不逼迫卫尉寺卿“主动”请辞，从而开始了一个噩梦般的历史——自此以后，大宋竟无一人能自“卫尉寺卿”这一职位上全身而退。但更直接的压力则是让三衙与禁军的官兵们承受着，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出门时都不敢穿军袍……
毫无疑问，雄武二军的兵变，不仅是大宋军队之耻，此事的公开，更是给了军制改革以来一意整肃军队纪律，重朔武人形象的改革派当头一棒。最糟糕的是，宋军内部的派系之争，更由此事而公开化——无论是殿前司诸军，还是西军、河东军、东南军，没有人愿意替河朔禁军背黑锅，陕西的《秦报》首先公开替西军分辩，将矛头鲜明地指向河朔禁军，从五代时期的老账开始翻起，措辞严厉的批评河朔禁军纪律不整，战斗力低下，称其“卫国无能，祸民有术”，公开呼吁朝廷应当重用西军将领，整肃河朔禁军纪律。然而这样的指责并不能让人服气，河朔禁军中并非人人都是大老粗，马上就有将领上书朝廷，要求朝廷主持公道。但不妙的是，河朔禁军的将领们对西军的得意本来便不服气，即使在河朔地区，许多禁军中，都是西军将领把持着要职，这更滋生其不满。此番渭南兵变，他们认为正是朝廷轻河北重西军使然，是朝廷错误的政策将西军将领放到了错误的位置上，由西军将领的鲁莽少谋，而酿成了这一悲剧。在他们看来，雄武二军兵变，西军将领是要负大半责任的。
呈上这封奏折与在奏折上面署名的将领，很快便受到了枢府的严厉训斥，全数都被降职，调离禁军。宋廷是不愿意看到军队中发生派系之争的，文彦博雷厉风行地抑制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然而这样的处置却改变不了什么事情——奏折的内容很快传到了西军将领的耳中，事实上西军这些年势力遍布枢府与兵部、三衙，也根本瞒不住他们，虽然朝廷的处置让他们无法多说什么，但其心中对河朔禁军固有的偏见，却日甚一日；而在河朔禁军看来，朝廷这样的处置，却显然是偏向于西军的，他们不敢对皇帝与文彦博有什么不满——文彦博本人在河朔禁军中威信极高，但却将内心的愤懑，转到了一直压在他们头上的西军身上。
其实，在当时一段时间内，承受压力的并不只是河朔禁军，也不只是西军，而是全部的大宋禁军。只不过，人们习惯站在自己的立场来思考问题，于是河朔禁军与西军都感觉到自己受了极大的委屈。
对军方的指责是异口同声的，其巨大的负面影响，惟有时间方能消除。而对于唐康、田烈武案，清议却呈现出两极分化的意见。同样是对渭南兵变深恶痛绝、痛心疾首，人们对唐康、田烈武等人的看法却完全不同：大部分人将唐、田等人视为英雄与忠臣义士；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却惩于军队不守纪律而酿成大祸，将唐、田等人视之为与兵变之雄武二军只有一步之遥的“跋扈将军”。
即使在朝堂上，两府台谏学士院的大臣们，也同样是意见分歧。皇帝虽然想以“公论”的名义来赦免唐、田等人，但是他却没有想到，渭南兵变的事实，让一部分血气方刚的台谏官员大受刺激，这些人想到的，这时候全是“纪律”二字，他们迭章上书，支持孙默的判决，并且引经据典，支持自己的观点，从太祖皇帝贬王审琦，到石越诛种杼、姚凤……这些官员人数虽然不多，但其言论无所顾忌，反倒显得声势惊人。石越虽然有心想要替唐康、田烈武开脱几句，但他的奏折还只是拐弯抹角地提到几句，弹劾的奏章便排山倒海地扑来，石越自知身份尴尬，不得不老老实实地上表谢罪，回避此案。不仅是石越，连文彦博也因为唐康的关系，被迫自请回避。
然而让许多人大吃一惊的是，在如此局势下，吕惠卿竟然公开上表，为唐康、田烈武等人辩护。当石越与文彦博都被迫回避时，吕惠卿的高调辩护，使得政事堂内部对于此事的意见竟出人意料的一致。在清议舆论极为不利的情势下，新党、旧党、石党，朝中三大势力的重要人物在唐康、田烈武案上的妥协，总算是帮助石越稳住了阵脚，没有在清议的压力下，使唐康等人变成牺牲品。
但这件案子，却再一次拖延了下去。时间转瞬便到了七月十五日。
身为大辽贺生辰使的萧佑丹，再次来到汴京，已是相隔十余年。州桥投西大街街北的都亭驿，十余年来，似乎并无丝毫变化，拥有数百间华美房舍的都亭驿，在住进上百人的庞大使团后，依然没有半点拥挤嘈杂的感觉。都亭驿对面，还是那间梁家珠子铺，也不知道它是何时开设，竟似个百年老字号一般，长盛不衰。
只是物虽没有变，但人却变了。都亭西驿的驿吏们都换了面孔，连对面梁家珠子铺好象也换了个少东家。负责接待、陪同萧佑丹的大宋官员也变了。辽国贺生辰使团的规格，将宋朝君臣着实吓了一跳——萧佑丹十年余前来汴京，还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层官员，而如今却已经是大辽的卫王、北院枢密使兼侍卫司徒，深受辽主器重，不仅是辽国极有权势的人物，在大宋朝廷上，也是鼎鼎有名。为了接待这位以智谋而闻名的大辽卫王，宋朝派出了翰林学士李清臣亲赴陈桥驿相迎，专责接待。而兵部职方司也出动了在汴京的所有精兵强将，全力保护、监视这位辽国卫王——职方司早已知道这位卫王殿下同时还掌管着辽国最精干的间谍机构“通事局”。
萧佑丹的厉害，职方司从不敢小视，职方司内谁不知道，直到如今，只要提起“通事局”三个字，便恍如在司马梦求与职方馆脸上扇了一记清亮的耳光——宋朝第一次知道“通事局”这个辽国间谍机构，还是因为熙宁十六年职方司在大名府破获了一起间谍案，而此时，这个通事局至少已经成立了三年，而大宋职方馆在辽国的间谍们，竟然一直以为隶属于北枢密院的这个通事局，只是一个翻译文书的机构——而最让人难堪的是，当宋朝处死那几个大名府的辽国细作之后，辽国便迅速逮捕了十余名宋朝间谍，全数处死。职方馆河北房知事亦因为此事而被左迁到广州房。职方司与职方馆这两个机构，因为只有一字之差，许多人很容易弄混淆，但是这二者之间，却绝不是如同它们的名字一样亲密，几乎自成立之日起，双方便互相看不起，互相不服气。但不管怎样，职方司的官员们，心里是明白司马梦求手下并没有酒囊饭袋的，而且自西夏事了，职方馆的重中之重便转到了河北房，对于这个能将司马梦求的部下玩弄于手掌之中的人物，职方司上上下下，无论如何，都不愿意步职方馆的后尘。
所以，无论表面上辽国君臣们如何表示他们派遣萧佑丹担任贺生辰使只是出于两国友好的考虑，以及对高太后的敬重，职方司的细作，却是绝对不肯相信萧佑丹来到汴京，背后竟然没有别的目的这样的事情的。自从萧佑丹进入宋境的那一刻起，负责接待辽国使者的宋朝官吏将兵中，职方司间谍的身影，便几乎无处不在。
萧佑丹当然也感觉到了这些身影的存在。不过，他亦只是置之一笑。这里到底是宋朝境内，宋人要做什么，他也无计可施。他以卫王之尊，当然不可能是单纯地来汴京给高太后拜寿，他的确另有使命。但他的对手，却绝不是宋朝的职方司。
一天前在陈桥驿的时候，萧佑丹便结识了李清臣。他早知道李清臣的背景，李清臣是韩琦的侄女婿，以文章而闻名于世，早在英宗时，便简在帝心，只是因为韩琦当时是宰相，便不肯让自己的子侄辈升官太快，一直被刻意压抑着。他应“材识兼茂科”时，欧阳修比之为苏轼第二；治平二年试秘阁时，韩维又称之为荀卿第二；韩琦逝世，便是他写的行状，当今宋朝皇帝誉之为“良史之材”。除了文章写得好之外，李清臣还熟知阴阳五行之说，任京东路提点刑狱之时，更是有名的捕盗能手，齐鲁的绿林好汉们，听到“李提刑”三个字，双腿都直打哆嗦。新官制之后，韩忠彦以家世，李清臣以文章，分别得到赵顼的赏识，成为重点培养的对象，李清臣做过几任侍郎，又拜翰林学士，如今宋廷的许多诏书，都是出自他手，是眼见着要进政事堂当执政的新贵。
萧佑丹的文章，在辽朝也是一流人物。他此番既然出使宋朝，自然要加意留心宋朝人物，因此对李清臣刻意结交，二人在陈桥驿谈古论今，手谈至深夜。言谈之中，只觉李清臣谈吐见度，确有其过人之处，只是对于名利过于热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