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把瘾就死-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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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后，我休探亲假回南了。
我在家里续了假，春节后，才回到北京。团里又开始演出。我每天上午排练，学些新舞，下午就在宿舍看看书，和小青姐他们聊聊天，晚上去剧场。
今年冬天，北京雪水勤，雪后初□，太阳出来，路边积雪融化，街道树木潮乎乎的。公园朱红宫墙的绿琉璃瓦檐上白雪点点，在阳光下晶莹闪烁地滴垂着长长的一排水珠。
春天来了，冰消雪解。草地绿了，树木葱茏了，河水流动也快了。斜斜春雨浸润了泥土，洗净了楼房花园的灰尘，使城市焕然一新。日照时间开始延长。黄昏，街上到处是一群群徘徊嬉笑的年轻人。他们重新坐满公园树荫下地绿色长椅，□□私语，倾听着草丛下小虫子的吟哦和栖息在树上的鸟类的呢喃，陶醉在扑鼻的花香和爽人的晚风中。
我新交了许多朋友，其中不乏有钱有趣的人。我和他们挺合得来，经常在一起吃饭、游乐。有人说要和我结婚，我一笑置之，也不往心里去，还照样来往，照常做朋友，彼此十分自然。不演出的时候，我也读读英语。我希望几年后我能考取艺术研究所的研究生，将来跳不动了，就坐下来研究研究舞蹈史，收集收集各省的民间舞蹈素材。
不久，一个西方国家的电影回顾展开始，我买了一套票，天天去看。一天，我到得早了，剧场里还没有几个人，我坐在池座后边吃蛋卷冰激淋，看今日的影片内容简介。偶一抬头，看到石岜从旁门进来，径直走到我前面几排坐下。他没东张西望，一坐下就和旁边的一个女孩说笑，从她手里拿影片简介看。电影开映了，剧场的灯灭了，座位坐满了人，他消逝在黑鸦鸦的人头中。那天放映的是两部伤感电影，我哭成了泪人。
第二天我没去看电影。小青姐问我，我说电影演得令人心碎。
第三天，是两部喜剧片。我到得晚了，进剧场时眼前一片漆黑，不停地与人碰撞。周围的人纷纷抱怨我挡住了他们的视线。
“到这儿来。”一个人温和地说，牵住我的手，象领盲人一样将我引到一个空座位。
我的眼睛慢慢习惯了黑暗，石岜的面容轮廓一点点浮现出来，渐渐清晰——他在象我微笑。
“不在不在，就说我不在。”我怒冲冲地喊。
“你还是跟他说两句吧。”小青姐拿着话筒为难地说。
“喂，”我抄起话筒，“你要干什么？”
“你不要那么无礼嘛，还不知道我要跟你说什么就不接电话。”
“好吧，你要跟我说什么？”
“我中午到你那儿去，帮我打份饭。”
我还没来得及讲话，他就飞快地挂了电话。妈的！我啪地一摔电话。
“别摔电话呀，那时公共财产。”小青姐忍着笑说。
我横她一眼，又摔了下电话，闷闷不乐地回房。
“没给你打饭。”我对石岜说，“我自己也没吃。”
他环视我们宿舍。小青姐她们正在吃饭，自得其乐地小声说笑。他上次来这儿是去年秋天，那时我正热恋着他。那天从这儿出去后出的事，好象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你们不是要搬家吗？”
“没搬，新房子分不下去就没搬。你坐吧。”
“你真的没给我打饭？”他似乎有点失望，“那有别的什么吃的没有？我饿得厉害。好几天没正经吃饭了，忙得头昏脑涨，原以为到你这儿一定能吃上。”他看看我，“我记得你过去说过，不管将来什么时候，我要饭要到你门口你都给。”
“你记错了，我是说我要饭要到你那儿……”我突然觉得无聊，说这种话，做这种姿态十分无聊，把放在一边的盖着碟的饭盒推过去，“你吃吧，给你打了，饭不太好。”
“挺好的。”他揭下碟看看菜，“你们食堂菜炒得不错。”
我把我的匙子擦干净送给他，他大口吃起来。看来这点他没骗我，他是饿了，狼吞虎咽地吃着。吃了一阵，歇下来看看我。
“你慢慢吃。”我站起来，“我给你倒点开水。”
我到小青姐那儿要了杯开水，小青姐问我他吃不吃榨菜。
“你吃吗？”我问他。
“不用了，这菜够了。”他嘴里噙着饭说。
“你是不是还有点生我的气？”
吃过饭，小青姐他们要午睡，我把他领到我们大练功房，坐在地毯上。
“是不是有点？”
“没有。”我玩着自己的手指，小声说，“我没生气，有什么可生的。”
我看着墙上镶的银晃晃的镜子里映现出的钢琴，席地而坐的我们两个，惆怅地发现，我们仍然那么年轻，那么般配，象电影里的美满情侣。一个我们舞对的女孩进来往练功杆上晾洗好的床单，冲我笑笑，低头抚平长长的床单。
“去年年底我给你打过电话，我搬家了。”
我告诉他去年年底我们去外地演出了。他问我去哪儿了，我掰着指头数了数，告诉他。我问他这段时间在干什么，他一笑伸了个懒腰，说什么也没干，还在混。
“混到今天？”
“混到今天。”
一瞬间，我对他那种似笑非笑、满不在乎、过去曾把我深深迷住的劲头十分反感，只是一瞬间。我没再说话，他也不再说话。
我们坐了很长时间，楼道理喧闹起来，午睡起来的同事们乒乒乓乓地开关门，人来人往地洗漱。黑人舞《莫若》的演员再排练老师的吼中，进练功房排成队形温习一个片段，很多人一边跳一边看我们。
我走进一家挂着“正宗川菜，五味俱全”字牌的餐厅。这是那种白天营业、晚上开舞场的餐厅。天花板上悬挂着颜色庸俗的彩带，镀铬桌椅靠墙排了一圈，柜台供应着甜酒和冷饮。有个五、六个人的小乐队在奏着乐，十来个人在黯淡的灯光下跳舞，还有一些人坐在一边喝着饮料看。
领我来的朋友说：“你先坐会儿，我去找经理。”
我找了张空位坐下，看那十来个人跳舞。有个背头管裤的男子在带其余的人跳，看不出跳的什么舞，一概扭屁股。一个女服务员送来一高杯“菠萝宾治”，收我的入场券。
“没有。”我说，“我是请来的。”
女服务员正要说什么，朋友领着经理走过来，把她打发走，给我们介绍。
“这就是我说的那位舞蹈巨匠，生下来就跳舞。”
“欢迎欢迎。”经理热情地和我握手。一齐坐下，打着响指叫服务员又送来两杯果汁。
经理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我看他有点面熟，好象在哪儿见过，是谁的朋友，又想不起来。
“听说了你的情况。”经理说，“我们这儿很需要你这样的专家。”他指指正在领舞的男子说，“那位是我们现在用的舞蹈老师。”
“唬牌的。”朋友对我说。
“你看他跳得怎么样？”经理问我。
“我不知道他跳的什么。”
“我也不知道。”经理说。他转身问旁边座上一个观舞的女孩，回过头来困惑地说，“卢旺达的什么舞。”
“黑人舞的摇摆晃动一般来说比较接近原始人对身体的自然驱使。”我说，“他看上去上身过于挺拔。另外，运动中的侧身左右摆动是拉美舞蹈的典型特征。”
“我已经发觉这个大屁股家伙是歌骗子了。”经理说，“不过我主要是照管白天餐厅的营业，舞场的事事我一个朋友经办的。我把他叫来。石岜。”他拍手向左近一堆正在喝酒谈笑的人中叫唤，“你来。”
石岜从人堆中站起来，神采奕奕地微笑着，一跛一跛走来。半路上，他看到我，笑容收敛了。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跳外国舞的专家。你叫什么名字？”
“她叫于晶。”朋友说。
“噢，于晶。人家才是真李逵，你把那个骗子赶走，请她。”
石岜冲经理点点头，又看看我，微笑起来。经理继续唠唠叨叨跟石岜说：
“你跟那个骗子说，以后他可以免费在这跳，不过不要猪鼻子插葱——装象了。不要以为我们什么都不懂，我们也懂得一些。”
“不不。”我对经理说，“你还是让那个人教吧，我不能在你这儿做事。真的，我只是来看看。”
“这是什么意思？”经理看我的朋友。
“先头说好的呀。”我那个朋友说我，“你怎么变卦了？”
“我们不会亏待你的，”经理说，“这个你放心。”
“不，不是钱的事。”
我起身走了。经理在后面跟我的朋友发脾气：“我不喜欢别人这么要挟我，就是巨匠也不行。让她走！”
“我知道怎么回事。”石岜跟他说，“这事我来办。”
他追上我，不顾我的挣扎，拉我坐在另一处角落。问我：“是因为不喜欢我吗？”
“我没想到碰到你，没想到是这么个场所，人家只跟我说是个辅导班。”
“是个辅导班。边辅导边跳，别致一点。”
“你包办舞会一晚上能搞多少钱？”
“不多，你瞧，没多少人上当。”
“多少钱？”
“我没发财，离发财还远着呢。”
“你一直在干这个？”
“刚开始干。这不算骗人，是正当的，现在萝卜都什么价钱了？”
“那你的票价也太高了。”
“你有什么好路子吗？”
“没有。”
“那就帮帮忙。”
“不成。”
“不喜欢我？”
“不是。”
“喜欢我？”
“是的。”我哭了，“可不帮你的忙。”
我也觉得我太傻，太没骨气，也许会在挨次涮，可我没办法，我喜欢他。尽管我们在一起要不幸，分手会痛苦，我都不在乎。来吧，再来几遍都可以！
我不让他来我们团，没事我就去那家叫“吉利”的川菜馆找他，不睬经理的白眼。一起喝喝酒，闲聊一会儿。我发觉他和我们一年前认识时一样，处境、情绪都没什么变化。除了每周办几次舞会，他还兼做那些乌七八糟的空头生意。只是录像机变成微电脑，“傻瓜”相机变成自动按摩靠垫。他还是那么固执地要发笔横财。他跟我说：
“我们种种不顺和苦恼归根结蒂一个穷字。为挖这个穷根，我什么都不吝，就是搭上一切也在所不惜。你为什么不说话？
“我自知不敌。”
来找石岜的朋友很多，在“吉利”进进出出终日不断人。虽然他们互相请客时出手大方，喝了酒也会亲热得推心置腹，眼泪汪汪。但一谈到生意钱财就会立刻变得冷若冰霜、锱珠必较，有时还会吵得面红耳赤、破口大骂。每当石岜被人家“瘸子”“拐子”骂了一通后，蹒跚地走到我桌旁坐下，一言不发时，我就为他深深地难过。
我们演出，我都给他送票，他几乎都去看，坐在第一排。我一出台就能看到他，目不转睛，正襟危坐。《布莱伏》我的位置在前台我几乎是近在咫尺地俯视他，在他面前扭来扭去，众目暌暌之下，无所顾忌地互相凝视。《贡卡》舞最后要请一些观众同舞，我就下去和他说两句话。
“你为什么总不笑？别人都笑。”他老这样说我。
“你也不笑。”我说。
下次，我一出台他就微笑，我也笑。可很快，我们又都不笑了，面孔呆板地互相凝视。
《贡卡》舞时我下台走到他面前，竟不知说什么好。
“演出完你回团吗？”他问。
“回。”
“我想在后台门口等你。”
“不，你别等。”我快步返回上台。后面的舞我只跳没看他。
散场后，我第一个洗完澡出来，在后台门口徘徊了很久，直到大家都出来上了车喊我，才上车回团。
第二天他没来。排练老师在条幕边骂我：“怎么啦？象袋土豆。”
“地板太滑。”我说，“站不稳。”
下台后，我到盥洗室拧开水龙头，把舞鞋浇湿。回到化妆室踩了踩松香，坐在镜前重新化妆。把眼圈旁洇了的油彩揩去，重搽。
“你为什么还不结婚？”我坐在“吉利”满屋酗酒喧嚣的青年男女中问他。
“我妈妈临死前嘱咐我，”他嘻嘻哈哈地说，“不到四十不许*涉！*
“你发烧了？满脸通红。”
“昨天夜里蹬了被子，有点着凉。”我想起来倚着。
“快躺下。”石岜按住我，“我坐会儿就走。我没事，就是来看看你——今天你没去找我。”
“本来想给你打电话的，头晕就没打。”
“试表了吗？”
“早上试了。”
“药吃了吗？”
“嗯。”
“发烧就别去天津演出了，请个假。”
“没事，吃了药烧就会退的，这会儿已经好多了。”
“我能帮助你做点什么？”
我翻身向里，闭上眼睛。
“怎么了你，干吗哭？”
“你帮不上忙。”我一下哭出声，“想家了。”
“有句话想跟你说。”石岜在北京说。
“有什么话回去说不行吗？再过一个星期我就从天津回去了。”
“不行，就得现在说……”石岜的声音忽然微弱了，话筒里一片杂音。片刻，他的声音又清晰了，“去年秋天我做了一件蠢事，现在我非常非常后悔。我觉得我实在是太对不起你了……你说话呀！说话呀……”
嘈切的杂音淹没了他的喊叫。
我从床上爬起来，穿衣服，蹑手蹑脚地开门去洗漱间。我梳洗了很长时间，一直到镜子里面的人变得十分漂亮。我小心翼翼地拧开楼门的锁，走进院子里，翻过铁栅栏大门，来到空荡荡的街上。晨曦已经出现再天际，路灯还未熄灭，偶尔，一辆早班车再着打瞌睡的售票员和乘客驶过。我在马路上匆匆走着，不时跑上两步。拐过一个街口，火车站庞大的身影矗立在眼前候车室灯光刺眼，一片寂静，成百上千的鲤鱼旅客无声无息、横七竖八地在地下椅上熟睡。我买了张站台票，小心翼翼地穿过这些或仰或侧、姿态不一、表情安祥的人们，急煎煎地冲进站台。一列北上的特别快车拉着笛正要起动。我跳上最近的一节车厢，列车员见我拿的室站台票，往下赶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