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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部分

霜冷长河-第15部分

小说: 霜冷长河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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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华民族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一次选择。
  嫉妒需要方位,可喜的是,社会的巨大变革使嫉妒失去了这种方位。不仅对象不见了,连评判的坐标也找不到了,于是嫉妒不再成为有的放矢的杀手,而是成了一团阴郁飘浮的云气,不知去撞击哪座山头,覆盖哪个树林——就凭这一点,我们也要为社会变革喝彩,目送着那团嫉妒的云气在我们头顶尴尬飘过。
  记得十多年前,在许多学校的教研室里,不少中老年教师总在闪闪烁烁地批评青年教师急于发表长篇论文,不甘心长期充当绿叶,来衬托他们这些不在乎什么论文的红花;但话音未落,青年教师已经出国;于是批评他们崇洋媚外,然而没过多久青年教师却已学成归来;接下来必然是抱怨青年教师在待遇、职称上得利太多,但青年教师又已辞职……嫉妒的脚步再快,也追不上社会变化的脚步,这实在是一种吉兆。要是嫉妒的脚步更快,截在半道上,那就大事不妙。
  在上海街坊邻里间,家家户户长期处于互相窥探之中,连这家多炒了两个菜,那家新买了一辆自行车都成为嫉妒的目标,不知多少争吵由此而生。但是这些年,住房拆迁、下岗转岗、股市升泻、兼并破产,各家各户都在狂飙突转中日新月异,嫉妒的蝙幅不知该落在哪一根梁柱上?
  只能去寻找变动不大的房舍和梁柱了,虽然已经很少,但毕竟还有。例如那些不处于社会转型主体部位的角落,那些被社会改革家们暂时冷落不想立即清理或拆卸的部分,那些曾经有过文雅的声誉现在还能引起人们宽容惯性的领域,那些派别林立、关系错综却又对国计民生并无大碍的方位。在那里,嫉妒还能找到自己熟悉的发泄口道,而且由于其它地方的堵塞而空前汹涌。外人和后人如果不小心一眼看到这样的角落,一定惊诧莫名。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特殊的阶段:旧式的嫉妒已构不成力量,新式的嫉妒尚未获得资格。这样的历史阶段,对于群体心理的重构至关重要。很多年前读雨果夫人关于法国大革命前后巴黎社会心理的回忆,感触很深,那也是一个破旧立新两未靠岸的奇异时期,什么怪事都会发生。仅仅为了雨果那部并不太重要的戏剧作品《欧那尼》,法国文坛一切不愿意看到民众向雨果欢呼、更不愿意自己在新兴文学前失去身份的人们全都联合起来了,好几家报刊每期都在嘲讽雨果欠缺学问、违反常识、背离古典、刻意媚俗,在嘲讽的同时又散布大量谣言,编造种种事端。有的评论家预测了作品的惨败,有的权威则发誓决不去观看演出。待到首演那天,这些人抵挡不住心痒还是去了,坐在观众席里假装只想看报纸不想看舞台,但又不时地发出笑声、嘘声来捣乱,也算是与雨果打擂台。
  对嫉妒来说,人们对它的无视,比人们对它的争辩更加致命。尽管当时也有一些人为了对雨果的评价发生了决斗,但对嫉妒者最残酷的景象是:广大民众似乎完全没有把他们的诽谤放在眼里,《欧那尼》长久火爆,直到因女主角累病而停演。
  更有趣的是,八年后,《欧那尼》复演,全场已是一片神圣的安静。散场后雨果夫人在人群中听到一段对话,首先开口的那一位显然是八年前的嫉妒者,他说:“这不奇怪,雨果先生把他的剧本全改了。”
  他身边的一位先生告诉他:“不,剧本一字未改。被雨果先生改了的,不是剧本,是观众。”
  这就是说,当年激烈的嫉妒者在不知不觉中被雨果同化了。他很想继续嫉妒,带着敌意来到剧场,但是再也无法与雨果建立敌对关系。这便是最深刻意义上的社会变革。
  这件事对我们应该大有启发。嫉妒本是扰乱价值坐标的倒行逆施,但如果到了社会大变革的时代,有一种更强大的社会发展坐标超过了它,压倒了它,使它不能像在不景气的年代那样可以颐指气使。因此,嫉妒固然是社会发展的障碍,但要治它,还得靠社会发展。就嫉妒论嫉妒,怎么也理不出一个头绪来。也不必与嫉妒赌气,去创造一点个人的奇迹出来。因为即便真有奇迹,嫉妒也必然紧紧追随。与其这样,真不如转过身去,全力推动社会的变革,让嫉妒失去坐标,慌慌张张找不到自己存身的地位。
  联想我们中国,从本世纪初到五四前后,也经历过新老坐标间的无序过渡。从不少材料看,当初文化界对于新文化、白话文的嫉恨也是强烈的,对于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人上有北大校长蔡元培支持,下有广大青年学生响应的热闹情景,更是酸劲十足。但是等到二十年代中期,整个文学界基本上被新文学所占领,连当初的嫉妒者要给子女们写信也只得学用白话文,如果再要反对实在有点中气不足,不知从何下嘴了。
  嫉妒的空前活跃和空前无效,使人们有可能对它进行冷静解剖,然后推敲出一些起码的行为规范在社会上普及,使人们早一点走出这个阶段。然而不幸得很,由于我们日常见到的嫉妒基点太低,提出的行为规范也只能十分粗浅。有一次与一群好友闲聊,玩笑地构想着一些能够稍稍遏制嫉妒狂潮而又能被大家记得的规范,结果想来想去也只想出诸如“不要偷窥和指责别人的起居方式”、“不要损毁你不想买的商品”之类,实在不登大雅之堂。算来也真是命苦,活了好几十年,见到的始终是低等级的嫉妒,很少有品位稍稍高一点的。高品位的嫉妒,只能在文学作品中欣赏。
  下世纪的嫉妒会是什么样的呢?无法预计。我只期望,即使作为人类的一种毛病,也该正正经经地摆出一个模样来。像一位高贵勇士的蹙眉太息,而不是一群烂衣兵丁的深夜混斗;像两座雪峰的千年对峙,而不是一束乱藤缠绕树干。
  它曾是两匹快马在沙漠里的殊死追逐,它曾是两艘炮舰互相击中后的一起沉没,它曾是一位学者在整理另一位学者遗稿时的永久性后悔,它曾是各处一端的科学家冷战结束后的无言拥抱,它曾是两位孤独诗人一辈子的互相探寻,它曾是无数贵族青年决斗前的默默托付……
  是的,嫉妒也可能高贵,高贵的嫉妒比之于卑下的嫉妒,最大的区别在于是否有关爱他人、仰望杰出的基本教养。嫉妒在任何层次上都是不幸的祸根,不应该留恋和赞美,但它确实有过大量并非蝇营狗苟的形态。
  既然我们一时无法消灭嫉妒,那就让它留取比较堂皇的躯壳吧,使它即便在破碎时也能体现一点人类的尊严。
  任何一种具体的嫉妒总会过去,而尊严,一旦丢失就很难找回。我并不赞成通过艰辛的道德克制来掩埋我们身上的种种毛病,而是主张带着种种真实的毛病,进入一个较高的人生境界。
  在较高的人生境界上,彼此都有人类互爱的基石,都有社会进步的期盼,即便再激烈的对峙也有终极性的人格前提,即便再深切的嫉妒也能被最后的良知所化解。因此,说到底,对于像嫉妒这样的人类通病,也很难混杂了人品等级来讨论。我们宁肯承受君子的嫉妒,而不愿面对小人的拥戴。人类多一点奥赛罗的咆哮、林黛玉的眼泪、周公瑾的长叹怕什么?怕只怕那个辽阔的而又不知深浅的泥潭。
  关于善良
  这些年来,偶尔会遇到一些读者要我签名,刚动笔,他们往往又会小声加上一个额外要求,要我写一句警句或座右铭。在这种情况下,我总会皱着眉头想好一会儿:哪一句好呢?既要适合我这么一个已经公开写过很多话而不想重复的人,又要适合眼前这位完全不相识的读者,真是为难。后来终于豁然开朗,心想为什么不写那两个随着年岁感触越来越深的字呢?
  于是我写下了:善良。
  读者一看,笑着说声谢谢,不知心底是否感到遗憾。善良,居然是这么普通的两个字,别人看了还以为是让他警惕自己心头的不善良呢。但是,我还是忍不住不断写下去,而且与此相应,凡有演讲总不离这个话题,一次次品味,一次次重复,不厌其烦。
  我这样做是有充分理由的。而且我还有更充分的理由继续做下去,把这两个字念叨到生命的尽头。善良,善良,善良……
  这是一个最单纯的词汇,又是一个最复杂的词汇。它浅显到人人都能领会,又深奥到无人能够定义。它与人终生相伴,但人们却很少琢磨它、追问它。
  在黑灯瞎火的恐怖中,人们企盼它的光亮,企盼得如饥似渴、望穿秋水;但当光明降临的时候,它又被大家遗忘,就像遗忘掉小学的老师、早年的邻居,遗忘得合情合理、无怨无悔。
  有时又会突然想起,在街市,在书房,在宗教场所,甚至在人烟稀少的茫茫旷野。然而如果要用口和笔来专门讨论,又觉得它很难构成一个独立的话题,正儿八经地讨论又常常会使原本轻松的气氛显得有点异样。
  “什么,善良?不就是说好人么,我们都是好人!”
  是,都是好人。但什么是好人?为什么是好人?
  这是孩子们在看电影的时候经常提出的问题,没有一个家长能明确回答。等到这些孩子终于也进入暮年,昏花的老眼还在怔怔地寻找答案。
  街市
  街市间车水马龙,人们行色匆匆。
  眯眼远望,猛然想起十几年前这条街道的那一头,发生过一个事件。两个穿得很体面的女人,为了口角,要当街剥去另一个女人也很体面的衣服,以示羞辱。衣服真的被剥掉了,当时围观的有数百名行人,没有人上前阻止。那两个动手的女人,手上并没有凶器,身上也没有武功。
  数百名不动声色的围观者是不是想趁机一睹剥除体面后的女性胴体?——这个推断有点恶浊,比较厚道的猜测是:当争吵开始时,他们不清楚事情的前因后果和当事人的彼此关系,只能冷静观察;但是,当事情发展到恶性阶段,那必然是一个反复搏斗、挣扎的漫长过程,而且行为的目的也已看得一清二楚,这总该有人站出来了吧?不,他们是衣冠楚楚的体面人,怎么能陷入拉拉扯扯的扭打之中?而且受害的女性已经衣履不整,自己裹卷在里边碰碰撞撞也有损于雅洁的身份。于是,从头到底,数百具健硕的生命像在剧场里那样安分守己,静静地观看着这一起街头暴行的起承转合,步步演进。
  终于有人觉得有点不对,决定要写一封信给报社,呼吁今后街头不应该再出现这种“有伤风化”的事情。两位先生从手提包里找出纸和笔,把纸按在电线杆上开始写信。信写得义正辞严,周围的先生深有同感,便在信纸上一一签名。每一个签名都端正清晰,而在整个签名过程中,剥衣的暴行仍在进行。
  签完名,有人寻找邮筒,一个热心人自告奋勇地说,我回家正好经过报社,直接送去。报纸很快报道了这个事件,也提到了这封签名信。整个城市都震惊了,既被这起暴行激怒,更为数百名旁观者羞愧,而对于那些躲在电线杆后面写信签名的人,则不知说什么好。
  在我的记忆中,这是这个城市第一次感到自己整体上的不体面。体面的服饰,体面的步履,体面的谈吐,体面的笔迹,一夜之间全都化作了云烟。
  不体面在何处?不体面在缺少分辨善恶的即时敏感,缺少扬善抑恶的果断行为。
  以后那些日子,人们纷纷发表言论,要求司法部门严惩那两个肇事者。其实谁都知道,像肇事者这样的恶人,不管何时何地总会有几个的,问题的严重性恰恰在于几百名冷静的旁观者。但法不罚众,人们只能借着对肇事者的愤怒,来洗涤群体性的耻辱。后来肇事者理所当然受到了惩罚,人们终于吐了一口气,但痛苦并未消除,一座最讲究体面的城市的痛苦。
  直到不久之后发生了另一个事件,这种心理歉疚才稍稍得到缓解——
  一位默默无声的中年音乐教师因患不治之症而进入危急状态,他的两位学生闻讯中止了在国外的演出,赶回来为老师举行了一场挽留生命的音乐会。这件事被市民知道了,那天,很多与音乐没有太大关系的家长带着自己的孩子挤进了音乐会现场,在听完演奏之后,鼓励孩子走向募捐箱,一双双小手在黑亮的钢琴边上几乎组成了一个小树林。然后,家长们又带着孩子们上街买花,找到音乐教师的宿舍,从宿舍一楼到五楼的楼梯立即被密密层层的鲜花铺满。
  我想,这些家长是在进行一个艰难的嘱托:“我们这一代有点不行了,你们要换一种活法。”那一天居然有那么多家长牵着自己的孩子在街市间为此奔忙,想起来实在有点让人兴奋。
  不知道这些家长中有没有那次恶性事件的旁观者,但想必都是读到过有关报道的。他们经历过人人自危的年代,看到过“文革”中街道间的武斗、抄家和大大小小的政治事件,深知即便是一目了然的恶行也难于以自己的一腔正义去扑灭,于是便学会了旁观和退缩,满脸皱纹埋藏了一层层难言的生存经验。有时,他们也会把这种生存经验吞吞吐吐地传授给自己的孩子,但千言万语常常抵挡不住孩子最幼稚的发问,其实这种发问也来自于自己的童年。他们在疑惑中反思,直到一桩桩恶性事件把他们一次次摇撼,他们终于知道应该给孩子们留下一点什么了。据我所知,甚至那些身陷监狱的父母,也希望前来探视的孩子做个好人,不要学坏。
  在一般情况下,这种有关人之为人的嘱咐发生在家里,发生在课堂,但是善恶命题的本质是超越亲情和学问的,它们最终实现形态,是一个人与无数陌生人的关系,因此最大的课堂常常在人群中、街市间。
  正面的课,反面的课,明白的课,灰色的课,我们都从这样的大课堂上走出,然后在不知不觉中又成了这种课堂的教师和课本。
  ………在街市这个课堂上,即使那些已在频频教育他人的人也未曾拿到过毕业文凭。美国作家艾·巴·辛格在二十年前发表的著名小说《市场街的斯宾诺莎》,写一位哲学博士如何在孤室冥思中濒于死亡,却又在街市俗情中获得新生。喧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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