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花之美-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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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搭出租车回家，路上司机跟我聊了起来。由天气聊到暖气，由暖气聊到采暖用煤，进而提起频发的煤矿事故。这位大约年过五十的司机显然有些激动：“这样子下去怎么得了啊！那不是别的，可是人命啊！烧暖气的煤有的可是人命换来的啊！煤矿工人太惨了！事情太不公正了！”车进校园，他转过脸很认真地说：“看来你是教授，是知识分子，写文章把这个写一下！”
回到家，我像往日一样走进书房，但没能像往日一样马上工作。我对着桌面沉思良久，心情很不平静。身后就是暖气片，书房像往日一样煦暖如春。
我下过煤矿，下去参观。井下，矿工们不出声，不说话，不笑，脸是黑的，四周是黑的，惟独白眼珠和偶尔闪露的牙齿格外白，头上矿灯如萤火虫。参观之间，有的地方须爬洞而过，稍不小心就会把煤渣石渣哗啦啦碰落下来，甚至落进脖领里……给我最强烈的感觉就是和死贴得太近了，简直听得见死的喘息。出井后我说的第一句话是“矿工一个月挣一万我也没意见”！第二句话是“我再也不想下去了”！都是肺腑之言。
多少年过去了。我成了教授，有了福利住房等种种城里人待遇。至于野外的矿工们一个月挣没挣到一万元，有没有类似待遇，我不太清楚，也从没把书房的暖气同矿工们的血汗以至生命联系在一起。
是的，煤矿作业未必需要我这个教授，但我这个教授一定需要煤矿。没有煤矿和矿工们的劳动，冬天就没有煦暖如春的书房，甚至因为没电而拧不亮台灯发不了传真上不了网。可是我为矿工们做了什么呢？任教二十多年来没教过一个矿工子女，大量读者来信中没有一封来自矿山……文章固然写，但没有哪一篇写到矿工，而和许多教授一样，写的是论文——为了提职称保岗位拿津贴写的据说包括自己在内平均只有4？郾5个人看的所谓学术论文。
于是我不能不质询自己：我是教授吗？我是知识分子吗？我是教授兼知识分子吗？我一时无法回答自己，第一次对自己的身份、角色产生困惑和怀疑。
应该说，教授一是专业人士，一是知识分子。作为专业人士，他要把自己的专业知识教授给学生同时进行专业领域的研究；而作为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必须体现社会和时代的良知。也就是说他要对“太不公正”的社会现象写文章和发言。如果他对此视而不见、麻木不仁，那么他就放弃了知识分子必须承担的责任、义务和使命，从而不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尤其在现阶段“效率优先，公平滞后”的发展模式下，在经济效益和人文情怀这对矛盾之间，作为知识分子更应自觉地为弱势群体诉求公正、诉求正义，更应表现出昂扬激越的人文情怀和与时俱进的社会良知。毫无疑问，良知是知识分子、更是教授的灵魂。失去良知，知识分子无非是有知识的俗物，教授无非是有教授职称的市侩而已。
所幸出租车司机们还没有舍弃我们，还期待我们“写文章把这个写一下”！魏晋文人尚言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我等教授岂宜一味标榜学术一味自我陶醉！古之士大夫犹能“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而先忧后乐，今之知识分子有什么理由有什么脸面先乐后忧甚至只乐不忧！
或许，我身为教授又不是教授，身为知识分子又不是知识分子。呜呼，吾谁与归！
教师头上日益黯淡的光环（1）
不知是因为迟钝还是敏感，身为教师，我忽然发现教师头上的光环黯淡了——教师好像不怎么受人尊敬了。就说搭出租车吧，聊天中司机知道我是当教师的，以前每每感叹“当教师挺不容易的，挣的都不一定有我这开车的多”！如今则往往这样感叹：“当教师挺好啊，挣的不少，有的都自己有车了”！同是感叹，但听得出，前者未必羡慕，但有些许敬意；后者明显羡慕，但敬意基本没有，为之欢欣鼓舞好像也谈不上。
如此说来，教师因挣得不多受人尊敬而挣得不少就不受人尊敬了不成？事情似乎没那么简单。
我当了二十多年教师，深知挣钱不多对人的伤害。当时我在广州一所主要对外招生的大学任教。班上的学生多是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子女。我的学生上街往往坐出租车，而我只能挤公共汽车或骑自行车；我翻译的日本电视连续剧开始播放的时候，因为自己没有电视，只好跑到学生宿舍去看。我有什么办法呢？自己一个月71？郾5元工资，甚至不如所教学生一天的开销。我知道学生们是尊敬我的，至少不至于因为穷而瞧不起我这个老师。但我也知道，穷所带来的伤害远远不止物质生活上的，更是对自尊心的挑衅和拷问。没有自尊，教师这个职业就无以成立。而没有钱，自尊又很能成立——我想，一般人恐怕很难想像在那样的环境里当一个囊中羞涩的穷教师心里有多么苦！哪怕人们再对我怀有敬意。
在这个意义上，穷不应该过多地同教师连在一起，教师应该多挣一点儿。即便为了自尊，为了这个职业本身。我想，这无疑也是社会上善良人们的共识。因此，司机们当下似乎对教师缺乏敬意理应有其他更主要的原因。
曾几何时，夜半窗口女教师批改作业的瘦削身影成为教师这一职业的经典场景，男教师衣襟上的白粉笔灰和两鬓的白发吸引了多少尊敬的目光。人们把“辛勤的园丁”、“滴泪的蜡烛”、“灵魂的航标”等美好字眼慨然献给教师。教师是奉献、高尚、博爱的象征，是知识、学问、良知的化身。人们是那样信任老师，信任校园，向往校园。校园里，书声朗朗，书香馥馥，书海茫茫。一排婀娜的垂柳，两行挺拔的白杨，三面镂花的院墙，把校园同叫卖声隔开，同霓虹灯隔开，同写字楼隔开，校园因之得以成为同世俗社会相对保持距离的一方净土，教师因之得以潜心于教学和科研，学生因之得以埋头于学业，呵护纯净的心灵和燃烧的理想。
然而，现在杨柳少了甚至不见了，围墙矮了甚至没有了，学校开始同世俗社会接壤，滚滚红尘扑面而来。从此，教师被抛入一个个困惑的漩涡之中——不知道应以灌输崇高的理想为天职，还是以传授专业技能为使命；不知道应把学生打造成只晓得趋利避害八面玲珑的小市民，还是培养成为具有批判视角和独立精神的时代精英；不知道应保持对形而上的“道”的向往，还是甘于对形而下的“器”的屈从；不知道应作为专业人士默默钻进纯学术的象牙塔，还是作为人文知识分子往来驰骋激浊扬清；不知道应在主流评价体系内循规蹈矩亦步亦趋，还是在个性开发的荒原上披坚执锐特立独行；不知道应黄卷青灯十年磨一剑，还是剪刀糨糊十天成一宗；不知道应满足于冠冕堂皇的宏论，还是勇于吐露求真务实的心声；不知道应蹲下来精耕细作培育一园桃李，还是一窝蜂挤上飞机气昂昂漫山撒种……
君不见，教育腐败、学术腐败正作为新的腐败品种日益为世人诟病。十几年前，囊中羞涩伤害了我的自尊；十几年后，教育腐败、学术腐败不仅深深伤害了我的自尊，还正在冲击教师的职业尊严，削弱教师头上原本为出租车司机等世人尊敬的光环。是的，学术腐败乃人世间最后的腐败。试问，学术都可以腐败，还有什么不能腐败？斯文都可以扫地，还有什么不能扫地？尤其令人尴尬的是，在教育腐败学术腐败面前，作为置身其间的教师竟不知道应口诛笔伐还是默默忍受，不知道应自我净化还是同流合污。停杯投箸，午夜梦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倏然，明末清初大思想家顾炎武先生的名句如一道闪电划过脑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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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头上日益黯淡的光环（2）
呜呼，当教师真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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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的名片
在东京大学待了一年，加之日本是名片王国，自然接得若干教授的名片。近日略加整理，无意中发现日本教授的名片特别简单，头衔一般只印“教授”二字，不似中国教授的那么繁杂。为了确认我这个小小的发现，我随意拈出十枚日本教授的名片，又从日前去外省参加一个小型研讨会议时接得的名片中抽出十枚，分别排在桌面左右两侧。结果证实，十枚日本教授名片中仅一枚加印“国际比较文学会会长”，其他只印教授或“助教授”（ 副教授 ）字样。而中方这边除了一人，九人均堂而皇之地印有行政职务：副校长、校长助理、院长、副院长，最小的也是系副主任。其中一人竟把××市政协常委、××评委会副秘书长等头衔加印上去，密密麻麻竟有七行之多，而本应最有含金量最具实质性或最可炫耀的“教授”却小小地尾随名字之后，一副低眉垂首大气不敢出的样子。
于是我面对左右二十枚名片默然良久。
我无意就此小题大做节外生枝，更无意挖苦国内同行的做法，何况并非假冒伪劣，再说也是工作需要。但不能不说小小名片中的确含有大约不算小的某种信息。据我所知，名片上的日本教授中有几位实际上是有行政头衔的，而且作为名校教授，其社会兼职也可想而知。可是他们不屑于把这些一一罗列在名片上。为什么呢？无非因为他们最看重“教授”二字。社会似乎也是这样。在日本看电视读报纸，国内外每有重要事件发生一般都请有关教授评论一番，其“出镜率”甚至高于各部大臣，但介绍时一般只称某某大学教授，并不提其行政头衔。校内亦是如此。“学部长”（ 院长 ）和“学科主任”为教授之间互选，不少人极力推辞而不得，甚至有人为逃避“当官”而辞职换一所学校。实际上“官”也只起协调作用，稍微大一点的事便提交“教授会”集体商议表决。也就是说，人家日本一般只在意教授这一专业技术职称。
当然不是说中国就不甚在意教授这一称谓。坊间众生忽闻某某是教授，即使不马上作揖打拱也还是要用黑眼珠多瞧上一眼的。就连政府高官据说也以自己是某某大学客座教授而兴奋得多喝半杯。校内就更不用说了，每年一次的评职称，甚至对做人的尊严都是不小的考验。得之者如释重负庆幸不枉吃寒窗之苦；未得者纵然德行再高也难免怃然良久。然而评上之后，“教授”在一些人的名片上却又谦恭得甘当陪衬，而让“官职”闪亮登场。不言而喻，大学是学府不是政府，是考场不是官场，是搞学术不是搞权术，也就是说最敢于藐视和拒斥官本位意识和世俗价值观的净土——如今莫非净土也不怎么净了不成？着实令人费解。
不管怎样，我还是比较欣赏日本教授或日本教授式的名片：简洁、干净，可以从中读出教授以至读书人特有的清高和傲骨。
教授的银两
说起教授，在坊间善良的父老乡亲眼中，想必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之士，故而所赚银两亦当论斤计磅盘盈盆满。笔者既忝居教授之列，难免有时被人问起工资几何。诚实乃美德之一，遂据实以告。首先道出基本工资：一千刚刚冒头。对方摇头不信，甚至恼我戏他；继而念出工资条的实发数：三千挂零，对方仍面带困惑——“可是真的？”于是我只好亮出底牌：尚有浮动性业绩津贴若干，总共约有五千之数。对方这才信以为真，但还是说不多不多。
欲壑难填，我也觉得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不过偶尔也觉得不少，毕竟乡下的弟弟在地垄沟滚爬一年才挣这么多，还得靠老天关爱。而我一星期才屈指可数几节课，并且无非道听途说摇唇鼓舌，绝无顶风冒雨之忧汗滴禾下土之苦。晚间爬格格，抓耳挠腮的难堪固然不少，但顾盼自雄的快乐亦非没有，何况所得银两并未交给学校财务处而进了自家荷包，别太不知足。
但不管怎么说，作为大学教员阵营的最高职衔，所得工资——准确说来应为收入——恐不为多。不过若以为天底下大凡冠于教授之称者都挣我这么多或这么少，那就未免落伍了。A省与B省不同，A校与B校有别，甚至同校同院同系的ABCD教授之间，也森森然分出三六九等。诸多模式，诸多规则，诸多依据，诸多计算公式，五花八门，神出鬼没，比英语不规则动词还不知繁琐多少倍，且动不动就变本加厉花样翻新。有时就连我这个圈内人也一头雾水。空口无凭，容我试举一例。
春夏之交，南下广州开会。有一场学术报告会在我曾任教一二十年的大学举行。会后在校园漫步湖畔之间，迎面碰上当年极要好的老朋友。久别重逢，分外欢喜。对方当即邀我去参观他的第二套居室，我自然乐于从命。其新居位于校园旁边的某某花园，步入俨然宾馆大厅的轩敞明亮的公用门厅，乘电梯忽悠悠悄然而上。听得一声“到了”，换鞋入室，但见宽大的沙发差不多就有我青岛居室的整个厅大，书房里古色古香的大写字台迎窗而立，齐人高的转椅刚碰一下就乖觉地转过身来，节节攀高的玻璃书橱光闪闪三面拥立，甚是威武雄壮，气势非凡。午间吃请，我问他第二套居室莫不是按揭，对曰Yes，“每月几多？”“五千。”“可有压力？”“No。”“No？”“月入一万六也。”“此非戏言？”“何戏之有！”听得我惊诧之余，一时不胜感慨。所以惊诧，因为无论我怎样细细叠加，“月入”也还不及人家的零头；所以感慨，因为我俩学历、资历大体相同。大学同是“工农兵学员”出身，研究生同是所谓“黄埔一期”，在各自疆场的战绩也当在伯仲之间。想当年出入同一校园门之时，我因搞外语热门可以“创收”，他因属历史专业无收可创，经济收入显然我多彼寡，聚饮大多由我解囊，如今我竟沦落到不及人家零头的地步！“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
也巧，喝罢出门，又路遇学校党委书记。此君当年和我在同一学术团体当理事，亦是熟人。当官说官话，他开口就宣布要把我“重新引进”，我笑问莫非还让我入住故居不成？他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