侧身警界-一个选调生的警察生涯-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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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了，不要去想那么多。”苏蓉叹叹气说。“其实平平淡淡一些好。命该如此，虽然你在县城，我在乡下，好歹是在同一个县了，也算是团圆了嘛。”
“难道我这一生就是这样了？男人和女人不一样，男人总是有事业心的，得干出点事业来，不然就被人看不起，而在机关里，什么叫事业？讲穿了，事业就是望上爬，得当官，不当官就是没用的人，你也体现不了你的价值。你的事情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没有当官，只能是人微言轻，人家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有谁会关心你，帮助你？”
“唉，有什么办法呢，这么一些年来，你付出的努力不会少，但结果呢？还不是这样，不要过于理想化，还是现实一点好，你一直想追求轰轰烈烈，但事实上，真正能够轰轰烈烈的人有多少呢？绝大部分人还不是平平淡淡才是真，淡泊名利，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名，与世无争、勤勤恳恳、踏踏实实，此类的平平淡淡，在当今的社会中，恐怕也是难能可贵的。人不能超越现实，只能立足于现实，才能生存，才能争取，并改变现实。”
我有些不解地望着苏蓉，这是这个学政教的女人说的话吗，怎么跟课堂上的教导差不多呢？
第42章 世纪感怀
1
进入9 月份，一股公安队伍建设的新浪潮再一次猛扑了过来。
公安部决定：从2000年9 月起到2001年底将在全国公安机关和全体民警中开展以 “全心全意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教育，严格公正文明执法的法制教育”。2000年下半年到2001年上半年分两批在县级公安机关进行，下半年再在省地级公安机关中展开。
这就是公安系统著名的“三项教育”。其目的是通过开展全心全意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重点解决对待群众态度“冷硬横推”乱收滥罚、侵犯群众利益等问题，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真心城意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通过开展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教育，重点解决报喜不报忧、统计不实和警令、政令不畅等问题，进一步倡导知实情、说实话、办实事鼓实劲、求实效的工作作风。通过严格公正文明执法的法制教育，重点解决刑讯逼供、滥用枪支、超期羁押等问题，使广大民警自觉做到严格执法、秉公办事、为警清廉。
这次的“三项教育”与以往的教育整顿最大的不同点就是：要结合年终考核确定5％ 左右的后进民警进行离岗培训。对分离出来的后进民警，要举办不少于两个月的离岗培训班，做好教育转化工作；对不合格的民警予以辞退，对“害群之马”坚决予以清退。
局里上上下下再一次被鼓动起来投入到动员学习阶段、查摆剖析阶段、整改建制阶段，所有的民警都以为这和以前例行的运动一样，做做宣传，走走过场就完了，虽然说过要把后进民警分离辞退，但总觉得有些离谱，不是很现实，而且再怎么样也应该轮不到自己吧。
没有想到的是，上级明确规定，5％左右的指标一定要完成，必须分离培训多少人，不然的话，这个地方的“三项教育”就不合格。这个硬性指标给局领导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前几年的教育整顿轰轰烈烈鼓噪了一阵，辞退处分了不少人了，这一次又要动真格，恐怕大家意见将会很大。
眼看着到了后期，各地开始确定分离人员名单，这下有些残酷了，据说有的地方在确定分离人员名单的时候煞费苦心，有的地方把那些平时有些吊儿郎当、工作疲沓，多少有些问题、公众反映比较差的民警叫到领导办公室，苦口婆心说了半天，并答应分离不进档案，不影响职务职级、提拔使用其他什么的，并许诺报销所有培训开销，包括手机费，外加出差补助，这样才使一些反正闲着没事的同志，琢磨了半天，觉得还是化得来，有吃有喝还有补助，去就去吧，难得人家局长政委求你一回，算是支持领导工作吧。有的地方干脆搞民主投票，以得票多少来决定分离人员名单，如此一来，一些自认为群众基础差的开始活跃了，比平时勤快了很多，逢人便露出讨好的笑，并且请过去吃饭喝茶，拉拢感情，弄得投票的结果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只有那些实在是“烂泥糊不上墙的”，没有办法只有哀叹：分离就分离，不就是名声有些不好听吗？还乐得轻松一下。
不过后来也听说有个别地方由于民警被分离而出现了找领导闹事的过激行为，甚至有些地方在搞教育时先把有的人枪都给收缴了，生怕哪个后进民警一下子想不通拿着枪就乱搂火。
据说丁局长和张政委为这件事伤透了脑筋，不免也有些牢骚，说又把他们推到风头浪尖了，光干些得罪人的事情。后来逼得没有办法，只好把这几年受过处分的民警作为分离人员报上去，又引起一番骚动，幸好通过不断的做工作，执行“三不”政策，才得以将这项工作告一段落。
郭鹏因为上次的事情受过处分，本来按照局里这次的分离条件是受过处分就应该无条件分离，但在局党委会上，有的副职投了赞成票，反而局长政委这次一致说郭鹏免职后在温和派出所工作成效有目共睹，虽有怨言，但工作却不含糊，而且位置摆得很正，积极配合所领导工作，在挫折面前没有低头，这难能可贵，我们现在不但不能让他分离，而且正考虑解除他的处分，以后有机会还要重新使用。
局长政委的话传出来之后，郭鹏半天没有作声，本来他都做好了思想准备去分离，末了他蹦出一句：“没有想到啊。”
我由衷地为他感到高兴，毕竟单位上有谁被“选”过去分离不是那么光彩的事情呀。况且他是我的师傅、我的同事…
2
2001年的元旦，在世纪的钟声敲响之际，我喜迁新居，告别了“母子间”。
新房有四式两厅，令我最满意的是有个八九平米的书房，我将它一面的墙壁都用来打了整整一堵墙的书柜，书呀报纸杂志的居然放满了，书柜旁边是个书桌，再摆个皮转椅，坐在上面看看书写写东西，那感觉还真是爽。
在搬新房的这一天，我叫了几个要好的朋友过来小坐，让他们也分享我这么多年奋斗的成果。
崔永生看到装修一新的新房，尤其是看到那个书房，啧啧说一介书生能拥有一方天地读书写字那是最大的享受了。
“哎，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也能拥有我自己的新房。”崔永生一面在我的皮椅上晃荡一面由衷地说。
“你当时怎么没有弄？”刘闯也很羡慕，看着我一墙的书籍，问崔永生。
“咳。我哪里有钱？”崔永生叹叹气。
他的情况我知道，虽说近一两年我们的工资加了几次（我们的工资差不多），才700 多元，加上点差旅费、超时工资、加班费什么的补助也不过千把块钱。但主要这些年来崔永生就是靠着他那微薄的工资养家糊口，他妻子在粮食部门上班，早在几年前就下岗了，生活费只有100 元。而在1999年他又不幸患过一次乙肝，治疗费就花了两三万元。还有个小孩，沉重的家庭负担压得崔永生喘不过气来。所以别说买房，连生计都得考虑，他目前仍住在“母子间”。
“你这小子是不是一到温和派出所就他妈腐败了？”崔永生正色道。
“我腐败，我到温和派出所才不过一年，不瞒你们讲，这套房子包装修花了将近八万，借钱就借了一大半，你们算算，我夫妻俩两个人加起来的工作时间有11年了，11年存四万元，多吗？我们还是省吃俭用，能存到这个数字就已经不错了，这还多亏前两年她在师范的时候福利还不错，我呢，这么多年在派出所在机关就是省了不少伙食费。现在在派出所一天到晚在外面吃饭，这倒是真的。除此之外，其他有什么收入？”
“天天在外面吃，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喝得老婆背靠背，老弟嫂呀，戈冰剑回来你是不是和他背靠背呀。”
“他又不喝酒，这你是知道的。”苏蓉结束了这么多年的鸽子笼生活，住亮堂堂的新房了，心情格外的愉快。半年过去了，她渐渐地也习惯了在沙溪初中当一个普通的教师。
“你小子肯定腐败，在县城这么块风水宝地，求你办事通融的人肯定蛮多的。”刘闯笑。
“其实作为我们警察来讲，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腐败的机会，只不过有些方面人家大贪不屑一顾而已，你们敢说，天天吃人家的饭，受人家的烟就不是腐败？”我说。
“说句实在话，我在派出所也呆过，现在在法制科呆，完全也有机会腐败，但我不敢也不能腐败呀。1997年
，那时我还在派出所，正好秉公处理了一件伤害案，一方的当事人以为我帮了他，就悄悄地来到派出所找到我，拿了一个信到丢给我。我莫名其妙地打开一看，800 元现金赫然在目。你们猜我怎么着？“
“悄悄收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我故意说。
“800 元那时还算比较多呢，不收白不收。反正帮了人家的忙，人家感谢你而已。这又不是刑事案件，又不烫手。”彭勇参观了半天，之后笑着说。
“当时是第一次有人这样送钱给我，我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这明明是依法办事，我也不存在帮哪一个，怎么居然就有这样的好事登门，由此可见，我们公安的有些人权利不知道有多大，我当时想都没有想，就把钱当面将信封丢还过去说：我收了你的钱，人家怎么看我？你怎么看我！你不要以为是我帮了你，是法律帮了你。”
“你真的有这么高的思想境界？”我调侃他。
“如果换作是你，你会吗？”崔永生反问我。
我摇摇头，虽说从警至今，几乎没有什么人给我送礼，但到了温和派出所之后，就在前不久碰到了这样一个机会，那是在处理一个打架斗殴的案件的时候，我曾经在沙溪派出所时候的一个熟人一大早找上我的门，说了要求关照他那被抓的侄子的来意之后，往我沙发上扔下一个信封就走，我也是想都没想，连忙抓起信封追出去争了半天才将信封给回了那熟人，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那信封里到底有多少钱，1000元？2000元？鬼才知道。
“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反正我是这样认为，我们干公安的，犯不着为了几个钱而被犯罪嫌疑人的家属牵着鼻子走。我听说不久前在我们省里的一个市公安局的副局长、刑警支队的几个人被一个家伙拖下了水，平时也只不过吃吃喝喝，得了一点金银首饰、衣服手表什么的，可最终都被那个家伙害了，听说还判了刑。你想想看，我就算他一个人得了一万元好处，可为了这一万元成了阶下囚，位置、职业，什么都没有了，他划算吗？”我继续说。
“你说为什么有人有这么的大的胆子敢去收人家的黑钱？”彭勇装不懂样。
“之所以会造成收黑钱吃拿卡要的情况出现，这还得从我们警察的权力上说起。警察拥有两项众所周知的权力。第一是刑事拘留，在公民没有被法院判决的情况下，即可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第二是劳动教养，也是未经法院判决，就限制了公民的人身自由，期限超过刑事拘留。在这两项权力中，显然劳动教养的性质远远恶劣刑事拘留，因为劳动教养给与公民的惩罚甚至可能超过法律给与犯罪人的惩罚，但刑事拘留的行使却更为普遍。”崔永生抢过话头侃侃而谈，人在法制科呆，一点到晚跟法律打交道，看样子精通了不少。
“还有治安处罚方面因为处罚额度的弹性也有很大的权力。”我插了一句。
“那方面的权力就不说了，单说刚才说的那两项权力。有些人在行使以上两项权力时，在某种程度上并不需要非常充分的证据，而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这就是产生腐败的根源。我们并不能保证每一个人的判断都正确，也不能保证每一个人都能做到毫无私心。这种情况在现实中的确存在。一些违法犯罪分子的家属为了不被刑事拘留或者劳动教养，通过各种关系找到有决定权力的领导，这个领导可以是局领导，也可以是刑警队长、治安科长、法制科长、派出所长，这些有权力的领导或许会碍于情面或许会为了单位的利益甚至为了个人的私利，就会使手中的权力出现”寻租“现象，导致以罚代刑、以罚代教的现象，这种现象在几年前的确很普遍。”
“所以一些人就因此收了不少的黑钱！”我愤愤地说。
“我当初叫你去当所长你不去当，再怎么样，所长手上还是有些权力的。”彭勇似乎有些遗憾。
我不屑一顾：“你呀，看来只会想到好处，要是你当了所长，我看你会出问题。”
“我连真正的警察都不是，还能够什么出问题？”说到这里，彭勇有些气馁了。
“袁民的事情你就忘了。”我抢白了他一句。
说起袁民，大家心里就明白了，他原来是温和派出所的副所长，平时常跟一些家伙混在一起，帮他们办了一些案子上的事情，得了一些好处，哪里晓得后来一个家伙翻脸，告他一状，说他受贿，检察院一查，乖乖，两下就招了，最后认定一万多元，这不，判了一年徒刑，缓期两年执行，落了个身败名裂的地步。
彭勇点点头，没有吱声了。袁民受贿这件事成为新安县公安局第一起警察职务犯罪的鲜活例子，被经常性地挂在一些局领导嘴上。
“不过现在比以前要规范多了，再加上教育整顿、三项教育等各种各样的活动，有些人比以前也要老实多了。就拿办一个刑事案件来说，原则上不存在什么个人说了算了，办案民警接受案子立案后，然后所长（队长、科长）签字，法制科长审核，分管局领导审批，然后报捕，移送起诉……每一步都要经过好多关口，大的案子还有局长签字认可才能由法制部门开出法律文书执行。这种五级办案制在某种程度上杜绝了一些权力因素在里面作怪。如果要取保候审或搞劳动教养的所外执行，那是非得上局长办公会不可，否则你就是违规。你想想，一个案子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