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传-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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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1956年，得了神经衰弱症，很是严重，我可以说是被迫离开了这个城市。我先到了小汤山疗养院，在那里洗了温泉，吹了由温泉形成的湖泊的风。每天在湖边转，学习屈子的泽畔行吟，我想屈子那时也是有病。然后我到了青岛，我吹海风，洗海水澡……我又到了太湖，坐在湖边的大岩石上，像一个入定的和尚，吹着从浩淼的水面，从芦塘、稻田吹过来的风。……”
“我没有你那个条件。”女孩子说。
“是的，你没有我的条件。……你农村有亲戚吧？吹吹农村的风，对你也有利。从幼年，我就生活在农村。那里的女孩子们，身体都很好，脸都很红润。……”
“那你为什么不回到农村去呢？”
这问题不好回答，难住了他。因为出来革命早，农村已无家可归？因为老了，走不动了？好像都不成道理。但他的热心肠没有冷下来，他给她介绍了一位本市的女作家，并说她们一定可以谈得很好。女孩子很高兴，站在他身旁，看他写好信和信封（并帮助他纠正了一次笔误）。她把信收起来，脸上有了笑意：
“希望你老人家保重。你说我还应该写作吗？”
“应该，你很聪明懂事，我想你一定写得很好。”女孩子很礼貌地向他告别。
这一天，他的写作虽然受到些干扰，但他觉得做了一件比写作更有意义的事。“人到晚年，就好像捅破了糊窗纸，洞彻了人生的奥秘。法国一位女作家说：人之一生，并不像你所想的那么好，也不像你所想的那样坏。”①他又一次回味着刚才的谈话。
书
在从战争环境成长起来的一代作家中，孙犁是十分重视读书、并且也是读书很多的一位作家。而且，他相当重视读古书，晚年尤其如此。他把自己的读书过程，大致分为这样四个阶段：从小学到初中，是启蒙阶段，接受师长教育；高中到教书，是追求探索阶段；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是学以致用阶段；进城以后，是广事购求、多方涉猎，想当藏书家的阶段。1983年，他在一次答客问时，这样说过：我的生平，没有什么其他爱好。不用说声色犬马，就是打扑克、下象棋，我也不会。对于衣食器用，你都看见了，我一向是随随便便，得过且过的。
但进城以后，有些稿费，既对别的事物无多需求，旧习不改，就想多买书。……“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人说我是聚浮财，有人说我是玩书。玩人丧德，玩物丧志，玩书又将如何呢？这就很难说清楚了。黄丕烈、陆心源都是藏书家，也可以说都是玩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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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人家钱多，玩得大方一些，我钱少，玩得小气一些。人无他好，又无他能，有些余力，就只好爱爱书吧。①
对于他，读书是一种生活的欲望，即，只要他还具有生命力，他就具有读书的欲望。我们举个例子：1956年他得了大病，觉得天地间突然暗了一色，平日喜爱的书，再也无心问津。在北京红十字医院，医生拿来唐诗宋词，试图恢复他的爱好，他动都不动一下。后来，在小汤山疗养院住了一段时间，他又开始到附近的新华书店去买书了（他在那里买了《拍案惊奇》和《唐才子传》）。他从自己的这个行动，得悉自己的生命力已开始恢复。
在晚年，读书之对他，似乎更有一些新的意义。70年代中期，他曾在《潜研堂文集》（清钱大昕作）的“书衣”上写：“能安身心，其唯书乎！”到了80年代，他自觉身体精力逐年衰减，白天事情多，坐下来看书的时间很少，但晚上关门以后，总是要安静地看一会儿书。如前所说，这些年他喜欢读古书，这些书没有标点，有时读起来很吃力，他又是一个读书认真的人，往往为了几句话，在那里默默读许多遍。
他读书的方法之一，是抄书。我们知道，他从青年时代起，就用这个方法；现在，他也常劝青年人试试这个方法。1980年3月16日，他给铁凝写信说：“你读着脾气相投的，无妨就多读他一些……另外，读书读到自己特别喜爱的地方，就把它抄录下来。抄一次，比读十次都有效。”①他还说：“我读书很慢，遇到好书好文章，总是细细咀嚼品味，生怕一下读完。所以遇到一部长篇，比如说二十万字的书，学习所需的时日，说起来别人总会非常奇怪。我对于那些一个晚上能看完几十万字小说的人，也是叹为神速的。”②对于古书，他的搜求和研读方面之广，仅看他的一些文章题目，也可略知一二。如：《买〈王国维遗书〉记》、《买〈饮冰室文集〉记》、《买〈崔东璧遗书〉记》、《买〈太平广记〉记》、《读〈伊川先生年谱〉记》、《读〈朱熹传〉记》、《读〈宋文鉴〉记》、《读〈旧唐书〉记》、《读〈沈下贤集〉》、《读〈哭庙纪略〉》、《读〈丁酋北闱大狱纪略〉》、《我的二十四史》、《我的书目书》、《我的金石美术图画书》、《我的农桑畜牧花卉书》……
别的书且不谈，他买了哪些和为什么要买农桑畜牧花卉方面的书呢？从他的文章里，我们看到他至少买了这些书：《齐民要术》、《农书》、《农桑辑要》、《蚕桑萃编》、《农政全书》、《植物名实图考》、《群芳谱》、《广群芳谱》、《花镜》、《花经》等等。他自己说：“我购买这些书，原也不是打算研究这门学问，不过是因为来自农村，习于农事，对于农书，易生感情而已。”③他买这些书，当时也不见得都认真读过，但终究是要读读的。就说他这些农桑方面的书，他读出些什么心得来呢？我们无妨抄出两段看看。
其一是讲农商矛盾，农业得不到重视，终归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中国历代重农，以为富国强民之本，并以农桑为兴教化、敦风俗之基础。然以农桑致富，则甚不易。余在农村，见到所谓地主富农者，实非由耕作所致，多系祖先或仕或商而得。未见只靠耕作，贫农可上升为中农，中农上升为富农。而地主之逐渐没落者则常有。农业辛劳，技术落后，依靠天时，除去消耗，所得有限，甚难添置土地，扩大生产。故乡谚云：“人不得外财不富，马不得夜草不肥”。古人亦云：
稼穑艰难，积累以致之。然积累甚不易。……然商业兴，得利者众，则土地日见分散，乃自然之趋势。
凡农书，大都贬低货殖、贸易……历代牧民之官，皆传刻农书，无见传刻商贾之书者，而其税征所得，从商贾来者，随社会发展，逐日增多。重农之说，遂成一句空话……农业搞不好，常常造成社会的动荡。他引《农政全书》（明徐光启著）中张国维作的序说：“今为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农夫终岁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则民舍本事而事末作，则田荒国贫之患，谁实受之？……”孙犁以为，这都是替农民说话，也是替明王朝着想的，可惜所谈往往是“官话”（张国维本人就是“钦差总理粮储”），实际做的背道而驰，明王朝还是很快完了。不过，他对于徐光启的这部《农政全书》，还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徐光启的农书，除去辑录古代典籍之切实可行者，着重输入新的农业观点，新的种植方法，新的粮食品种，以及与农业有关的水利知识，手工业技术。他出身农家，知识丰富，又得西洋技巧之传受，眼界宽，思想开放。因此，他的农学著述，与李时珍的医学著述，同为我国珍贵的文化遗产。”
他读的是古书，讲的是古人，而归纳出来的经验和思想，却是既合乎历史的实际，又适应现实的需要的。所以，常常能令人振聋发聩，耳目一新。
其二是讲意识形态，同时进一步强调重商轻农将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中国儒家重农思想，乃封建帝王长期重农政治之反映，从而形成以农业为基础的文化意识。然政治重实际效益，儒家又不得不通变，重视贸易。过去的商业，实际是从农业基础上，生出的一个派枝，并未形成自己的文化意识，仍以农业文化意识为指针，并受其制约，不断发生矛盾。
中国士大夫，向以农村为根据地，得意时则心在庙堂之上，仕宦所得，购置土地，兼开店铺。失意时则有田园之想，退居林下，以伺再起。习以为常，不以为非。但在言论上，则是重农轻商的。陈子龙在《农政全书》的凡例中说：“方今之患，在于日求金钱而不勤五谷。”……另有人叹息，商贾之兴，将形成“野与市争民，金与粟争贵”的局面。
这样看来，他从这些“农桑畜牧花卉书”里，读出了关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和中国国情的重要信息。这些信息是如此重要，在今天也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所以，他并非泥古的书生或学究，而是把古书读活了，翻出新意来了。当笔者有一次把这个意见告诉他的时候，他开心地笑了起来。
他选好一本书，就要把它读完，极少半途而废。读到精彩处，就实行他的办法：摘录在本子上。但决不忍在书上涂写、作记号，免得把书弄“脏”。他知道这是因小失大，也没在办法。他讲过清代藏书家黄丕烈的故事，黄对书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好像所触非书，是红颜少女。他自己呢，在读书之前，是要洗手的，这里有他作的一则“书箴”，也抄在这里：淡泊晚年，无竞无争。抱残守阙，以安以宁。惟对于书，不能忘情。我之于书，爱护备至：污者净之，折者平之，阅前沐手，阅后安置。温公惜书，不过如斯。
勿作书蠹，勿为书痴。勿拘泥之，勿尽信之。天道多变，有阴有晴。登山涉水，遇雨遇风。物有聚散，时损时增。不以为累，是高水平。①这则“书箴”，不只回答了他如何爱书的问题，连他如何读书的问题也回答了。
他爱书，实在也到了有“癖”的程度。以前，凡从市场或书摊买回之古旧书籍，他必定“曝之日中，刷之擦之，粘之连之”②，必使洁整、放心而后稍歇。殊不知如此动作，污手染肺，反易直接受害。一日，整理旧书，有细物吸入气管，不舒服了好几天，虽说当引以为戒，而事后仍乐此不疲。
至于他为书包上书皮，并在上面作些题识、杂录、随感等等，这更为远近读者赞为一绝。香港有位读者写道：去年去北京旅行，一位朋友似乎说起作家孙犁喜欢包书，我听了半信半疑，也许有些书比较珍贵，藏者怕弄污，利用废纸将其包着封面，也决不是奇怪的事，所以也没有详细追问起孙犁如何包书法。最近买到他的新著《耕堂杂录》，其中有一辑《书衣文录》，晚上在灯下披读之后，不忍释手，才知道孙犁果然喜欢包书，并且到了包书成癖的地步。他不但喜包书，更喜欢在书衣上题记，所以有《书衣文录》的辑存实在是很有趣的作家轶事。
接着，这位读者叙述了他读“书衣文录”的感受：“一个爱书人，饱经忧患，从失而复得的书中，固然看到不少世事的变幻，而能够宁静地把旧书一一包装修补，在上面写下他对书本、人生、生活、友情等等的感触，殊为可贵，虽三言两语，也觉真情流露，我仔细读之，掩卷沉思，深爱此老人之所作所为。”这位读者最后发问道：“世上还有这样爱书的老人吗？我忽然觉得这位古道热肠的老人又在灯下包书写题记了……”①
“世上还有这样爱书的老人吗？”不知道。我们知道他屡次提起的藏书家黄丕烈，曾搜购宋版书百余种，藏于一室，名“百宋一廛”，意思是百部宋书存放处。黄丕烈精于校勘，他为自己的藏书作注，说明版本源流、收藏传授。他每得珍本，必作题跋，后人辑成《士礼居藏书题跋》一书传世。孙犁的做法，或与这位乾隆时代的举人有某些相似之处，但是没有听说后者有包书之举，论起爱书，他要输孙犁一筹了。有的客人发生疑问了，问孙犁：“读书首先要知道爱书。不过，请原谅，像你这样爱书，体贴入微，一尘不染，是否也有些过火，别人不好做到呢？”孙犁回答：
“是这样，不能强求于人，我也觉得有些好笑（他向客人谈起年轻时妻子嘲笑他的话：“轻拿轻放，拿拿放放。”）书籍是求知的工具，而且只是求知的手段之一，主在利用。清朝一部笔记里说：到有藏书的人家去，看到谁家的书崭新，插架整齐，他家的子弟，一定是不读书，没有学问的。看到谁家的书零乱破败，散放各处，这家的子弟，才是真正读书的人。这恐怕也是经验之谈。我的书，我喜爱的书，我的孩子们是不能乱动的。我有时看到别人家，床上、地下、窗台、厕所，到处堆放着书，好像主人走到哪里，坐在何处，随时随地，都可以拿起来阅读，也确实感到方便，认为是读书的一种好方法。但就是改不了自己的老习惯。我的书，看过以后，总是要归还原处，放进书柜的。中国旧医书上说有一种疾病，叫做‘书痴’，我的行为，庶几近之。”
还有人说：到孙犁那里，千万不能提借书事。对此，孙犁辨正说：传言不尽属实。
“我喜爱书，珍惜书。要用的书，即是所谓藏书，我确是不愿意借出去的。但是，对我用处不大，我也不大喜欢的书，我是宁可送给别人，不要他归还还的。我有一种洁癖，看书有自己的习惯。别人借去，总是要有些污损。例如，这个书架上的杂志和书，院里院外的孩子们要看，我都是装上封套，送给他们。他们拿回去怎样看，我就管不了许多。”有些书，他确是不轻易外借的，如《金瓶梅》。那是解放后国家影印的本子，二十四册，两布函，他用五十元买来。早有人想借来看，知道他的脾气，不便直说，于是采用迂回战术：
“我想借你部书看。”
“什么书？新出版的诗集、小说，都在这个书架上，你随便挑吧！”
“不。我想借一部旧书看看。”
“那也好。”孙犁心里已明白几分，“这里有一部新印的聊斋。”
对方也有些明白了，便不再说话。
他爱书，也是因时、因地而异。如抗战爆发后，大敌当前，身家性命尚且不保，何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