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传-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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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个非常富于感情的人，青年时代，每读鲁迅先生的《为了忘却的记念》，他都感动得流下热泪。到老来仍是如此。他读安徒生的《丑小鸭》，几天都不能心情平静，他给铁凝写信说：
……它写的只是一只小鸭，但几乎包括了宇宙间的真理，充满人生的七情六欲，多弦外之音，能旁敲侧击。尽了艺术家的能事，成为不朽的杰作。何以至此呢？不外真诚善意，明识远见，良知良能，天籁之音！
这一切都是一个艺术家应该具备的。童话如此，一切艺术无不如此。这是艺术唯一无二的灵魂，也是跻于艺术宫殿的不二法门。
你年纪很小。我每逢想到这些，我的眼睛都要潮湿。我并不愿同你们多谈此中的甘苦。①这个时期，他结识了一批中青年作家，北京来访的，尤其多。无须讳言，由于年龄、经历、学养等等的差异，他们的见解并不总是一样；但一般说来，他们相处得是很不错的。这从孙犁方面说，用得着今天人们常说的一个字眼，那就是理解。对于这些思想、风格、手法、趣味……连他们自己也往往各自迥异的中青年作家们，他总是设法去理解他们。不是迁就，是有条件的赞同和鼓励。当然，也不乏会心的击节赞赏和诚恳的直言谠论。好在他谈的是作品，是艺术，而艺术本身的路子是十分宽广的，要做的题目很多，他不一定去钻牛角尖或是死胡同。
比起见面，他更习惯于笔谈，即名副其实的文字之交。他给贾平凹写信说：“我很孤独寂寞，对于朋友，也时常思念，但我们朋友们真的来了，会说我待人冷淡。有些老朋友，他们的印象里，还是青年时代的我，一旦相见，我怕使他们失望。对于新交，他们是从我过去的作品认识我的，见面以后，我也担心他们会说是判若两人。”①经验告诉他，和有些人见面，也确有某些不便之处。举例来说，他讨厌那种标榜自己一贯正确，实际今日宗扬，明日师墨，高兴时鹦鹉学舌，不高兴时反咬一口的人。他觉得和这种人对坐，最好闭口。
对于领导他的人，他很尊重，但不愿多去接近。有的人不一定是领导，文化修养也不见得高，但有些实权，好摆点官架，且能承上启下、汇报情况。孙犁最不会应付这种人。他写过一篇《菜花》②，满可以形容他的为人：去年冬季贮存下来的大白菜，都近于干枯了，做饭时，常常只用上面的一些嫩叶，根部一大块就放置在那里。一过清明节，有些菜头就会鼓胀起来，俗话叫做菜怀胎。慢慢把菜帮剥掉，里面就露出一株连在菜根上的嫩黄菜花，顶上已经布满像一堆小米粒的花蕊。把根部铲平，放在水盆里，安置在书案上，是我书房中的一种开春景观。
菜花，亭亭玉立，明丽自然，淡雅清净。它没有香味，因此也就没有什么异味。色彩单调，因此也就没有斑驳。平常得很，就是这种黄｜色。但普天之下，除去菜花，再也见不到这种黄｜色了。
没有香味，也就没有异味；色彩单调，也就没有斑驳；是黄｜色，但，是普天之下独一无二的这种黄｜色；而且那样淡雅清净，论出身，决不高贵……这一切，不是他是谁？
这种特性本身，就是怕干扰的，所以，它只能摆在书案上。
“文革”后期，有一年春节，在石家庄纱厂工作的大女儿（小苹）来了。一天中午，儿子（小达）来接大姐到佟楼自己的家里住两天。这日正赶上孙犁心里发烦，就对女儿说：“去吧，让爹安静安静。”女儿三十一岁了，从十六岁进纱厂，很早就帮助父亲分挑起生活的重担，很知道体爱父母。这样的儿女往往是心重的，听到父亲这样说，心里很不高兴。孙犁察觉了，愁闷有加，但是没有再说什么。
原来，他的好静，不只对朋友，对家里人也是这样。
下面又是一件小事，仍发生在“文革”期间，见于他的《〈书衣文录〉拾补》①。这一次，却是对朋友：“整日烦躁，晚尤甚，而艾文会来。告以病，不去。伺余用饭毕，此公之故态也。”“文革”后，他发觉不对了，在这条“书衣文录”下面，补写了一个“附记”：“此实文会对我之关心。文会已作古。求实心，热心帮人如彼者，今已难矣。余好烦，得罪好朋友，而文会不以为意，甚可念也。文会晚境寂寞，思之黯然。”
他以为，对于朋友，不能要求太严，有时要能谅（他信奉古人的交友之道：友直、友谅、友多闻）。谅是交友的重要一条。上面那件事，也说明了他对朋友的谅——自然，朋友对他也是谅的。
他在育德中学读书时，有一位非常要好的同班同学。这位同学是蠡县人，漂亮而温和，孙犁喜欢和这样的人交朋友。他叫李之琏，中学毕业后，考入北平大学的政法学院。孙犁家境困难，没有能够升学，也没有很多闲钱买书。他知道孙犁喜欢读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的一种读书杂志，其中有三期是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专号，孙犁尤其爱读。于是，他就买了两期送给他，并写信说：虽然每篇文章都标榜唯物史观，有些人的论点是错误的。又说，刘仁静的文章比较好。孙犁很佩服这位同学的政治学识。
高中毕业后，孙犁在北平当小职员时，忽然接到李从监狱寄来的信。他当时未涉足政治，胆子小，便约了一个伴儿去看他。在一个小小的窗口，他们交谈了几句，而且几乎同时落下眼泪。
抗战爆发后，李一出狱就加入了抗日队伍。吕正操的人民自卫军驻安国县时，他就住在孙犁父亲的店铺里。因为有他，父亲对孙犁出来抗日，才减少了些疑虑。1938年，他去延安。后来孙犁也去延安，他每次去鲁艺看孙犁，总要带上一本粉连纸印的军政杂志。他知道孙犁吸烟，当时卷烟纸又很难买；这本杂志正好在看过之后，再为得主尽一次义务。建国后，李先后担任中南局干部处长和中宣部秘书长。在他快要当副部长的时候，因为替某作家说了几句话，成为右派，最后流放新疆。行前，他到天津一趟，孙犁送了他一些路费和两本书：《纪氏五种》（内有关于新疆的笔记）和《聊斋志异》。他没有收《聊斋志异》，让孙犁自己留着看。“文革”后，李得到平反，当了中纪委的常委。孙犁感到很光荣，对人说：“官儿，之琏做得够大了，这在过去，就是左都御史！”
孙犁曾引古人的话说：一生一死，乃见交情。他和李之琏，也是经过了沧桑世变的真知交。
但是，即使对这位从少年时代就建立了感情的同窗好友，孙犁也没有放弃他的某种“脾气”。他回忆起一件事：最使我想起来感动，也惭愧的，是他对我的体谅。有一次，他到天津，下了火车就来看我，天已经黑了。他是想住在我这里的，他知道我孤僻，就试探着问：
“你就一个人睡在这里吧？”
我说是。却没有留他住下。他只好又住到他哥哥那里去了。
如果是别人，遇见这样不近人情的事，一定绝交了，他并不见怪。①李之琏也喜欢文学，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以后，想写作，孙犁马上回信鼓励。他写了关于丁玲的回忆，孙犁读后，认为很好，大部分材料是首次披露，叙述之中也很有感情，但劝他不要急于发表。无他，主要是文艺界情形仍很复杂，不如过些时候再说。孙犁为这位老同学考虑得很周到：如发表，以什么刊物为宜，怎样做，都想到了。好事多磨，我们等着吧。
理解和误会
所谓“閛知人”，也是相对的为一个作家，他非敏感，很会观察人，通过内心抓个性和特点。如说曾秀苍（长篇小说《太阳从东方升起》、《山鸣谷应》的作者）：“他这个人，不好交际，更不会出风头。你和他说话，他从来不会和你辩论。你和他走路，他总是落在后面。”“别人看来，他是一个不入时的，微弱渺小的，封闭型的人物。但是，不久就会证明，在编辑出版部门，他能做的，他已经做过的工作，其精确程度，其出色部分，后继不一定有人，或者有人，不一定能够达到。”①他说阿凤是：为人谨慎，与世无争；他的作品与此相符：不着先鞭，不触时忌。甚至对于古人，如柳宗元、翁同齸、王国维……他也能够通过他们的文章或日记，细致地说出他们的性格，乃至心理活动。对于一些现代作家，他也说得非常在理，如说郁达夫：“遇人不淑，离散海外……文人不能见机，取祸于无形。天才不可恃，人誉不可信。千古一辙，而郁氏特显。”“单从爱情而言，郁氏可谓善于追逐，而不善于掌握；善于婚姻前之筹划，而不善于婚姻后之维持矣。此盖浪漫主义气质所致也。”①反面的例子，是对于周作人。他很讨厌周作人。他说：“周作人的散文，号称闲适，其实是不尽然的。……很难想象，一个能写闲适文章的人，在实行动上，又能一心情愿地去和入侵的敌人合作，甚至与敌人的特务们周旋。他的闲适超脱，是虚伪的。”②作家所务，在于知人论世，从这方面说，他是不会“閛于知人”的。
方纪晚年身体很不好，1979年春，有一天早晨曾秀苍来到多伦道大院，把一包东西交给孙犁，说：“方纪同志委托我，把他的一部散文集的清样送给你，请你给他写篇序。”
方纪的衰弱的身影，立刻浮现在他的面前，和青年时代精明强干、热情奔放的方纪，形成了鲜明的对照。1966年以后，他们一直没有见面，只是在最近两次集会上，孙犁才见到他。他看到方纪走路、签名都很吃力，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并赶上前去搀扶了他。其实，方纪比他还年轻六岁。
他们过去在冀中共事期间，常常有争吵，甚至吵得面红耳赤，出言不逊，拍案而起。但是，吵归吵，总是不伤道义，不伤感情。所以，吵过后，还是朋友。孙犁的妻子当时就对他们说：“你们就像兄弟一样。”
现在，眼前的兄弟却变成了这般模样。而他对自己的文字事业，又是这样眷念、热心，对从前的朋友，还是像从前一样充满信任。这一切“讯号”，迅速地在孙犁的头脑里建立起联系，他觉得太理解这位已经变得十分衰弱的兄弟的感情了。于是，连他自己也非常奇怪，他竟一反常态，改变一向疏懒的性格，立刻回答曾秀苍说：“请你回去告诉方纪同志，我很愿意做这件工作，并且很快就可以写出来，请他放心。”
序，很快写出来了。这在他，确乎是一种不常见的勇于自任的慷慨态度。而这种态度，就来自他的理解朋友，谙达人情。
1978年以来，他为熟悉的和不甚熟悉的新、老作者以及朋友们，写了不少的序。他向来看重感情，特别是早年战友，总是有求必应。
有一次，一位多年未通音信的老友，接连给他写来两封信，联络感情，随后寄去诗稿，求序。孙犁满口答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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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作序，常常避实就虚，或谈感情，或忆往事，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感染和启发，而不喜欢对作品的内容，多做介绍。
这位老友的诗稿，他也没有能够通读，同样就昔日共同经历、朋友交情，说了些话。对诗本身，虽无过多表扬，也无过多贬抑，只说有雕琢之病。这也是他一贯的看法，认为“鼓吹之于序文，自不可少，然当实事求是，求序者不应把作序者视为乐俑。”“老朋友如于我衰迈之年，寄希望于我的谀媚虚假之词，那就很谈不上是相互了解了。”①序写好后，照例在末尾附了几句话：如不能用，请勿勉强。随后便寄了回去。不久，一家刊物拿走这篇序文，孙犁也写信告诉了老友。值老友外出，两个月后，才回到家中，看见序文。不看则已，一看便立即给孙犁一个加急电报：万勿发表。随后是一封长信：这序如用在书上，或在任何刊物发表，会使他处于“难堪的境地”。
那家刊物远在福州，孙犁即刻发函，追回稿件。当得知已经铸版，又连夜打电报，请编辑硬挖了下来。此外，他又写信给那位老友，做了些解释和安慰工作。不料老友又发来加急电报，要求一定撒下序文，以免影响诗集出版。孙犁久久地拿着电报，感到这真是当头棒喝、冷水浇头，热意全消了。他大惑不解：“序文不合意，不用在书上就是了。而且稿件俱在，全是一片好意，其中并无不情不义之词，何至影响诗集出版呢？”他屡次说自己愚执，憨诚，好直感实言，因此吃过许多苦头，看来这次也不例外了。但是，“再一转念，老朋友晚年出一本诗集问世，我确也应该多说一些捧场的话。如觉得无话可说，也可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