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传-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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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组长流露的神色,好像很为他庆幸。但孙犁对这消息却很淡然,暗想:“剧本上不去找我,我能叫它上去?我能叫它成了样板戏?”但第二天他们还是回了天津,因为这是命令。回到机关,当天政工组就通知他:下午市里有首长要来,不要出门。而且不到半天,接连通知了三次。他只好在办公室枯坐。首长没有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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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孙犁正在随机关人员普查身体的时候,组里来人说:“市文教组负责同志来了,在办公室等你。”不久,又来说一次。孙犁说还没检查牙,他催孙犁快点,不能叫负责同志久等。孙犁告诉他:快慢在医生,他可只能排队。轮到他了,医生却夸奖起他的牙来:“你看,这么大的年岁,牙齿还这样整齐,卫生工作一定做得好。运动期间,受冲击也不太大吧?”
“唔。”孙犁有些奇怪,牙齿整齐与否,和受冲击有什么关系?难道要打落两颗门牙,才算脱胎换骨吗?他正惦着办公室里的负责同志,再说嘴也张着,说不清楚。
回到办公室,组长已经很着急了。我一看,来人有四五位。其中有一个熟人老王,向一位正在翻阅报纸的年轻人那里呶呶嘴。暗示那就是负责同志。
他们来,也是告诉我参加剧本创作的事。我说,知道了。①
又过了两天,那接见的盛典才到来,地点改在市委机关。那位主任不放心,亲自陪他去。这是市里的女文教书记的接见:
在一间不大不小的会议室里,我坐了下来。先进来一位穿军装的,不久女书记进来了。我和她在延安做过邻居,过去很熟,现在地位如此悬殊,我既不便放肆,也不便巴结。她好像也有点矛盾,架子拿得太大,固然不好意思,如果一点架子也不拿,则对于旁观者,起码有失威信。①在延安时,她是鲁艺美术系的学生,已经结了婚,爱人是一位诗人。有一次,孙犁看见她爱人头上的八角军帽不错,听说是她做的,就从自己长裤上剪下两块布,求她也做一顶。帽子很快做成了,还亲自送来,笑着说:“你戴戴,看合适吗?你这布有点儿糟了,先凑合戴吧,破了我再给你缝一顶。”总之,她过去留给孙犁的印象是满不错的,待人接物讨人喜欢,还有点儿天真。
现在,他很难把眼前的这位女书记,和过去那位美术系的学生联系起来了;严峻的现实像一把利斧,似乎把两个形象截断了。
酝酿了多日的接见,其实是再简单不过的一次谈话:总之,希望孙犁帮忙搞搞这个剧本。
孙犁说,他没有写过剧本。
“那些样板戏,都看了吗?”她问。
“唔。”又是这样一声含含糊糊的回答。
其实,罪该万死,虽然在这些年,样板戏以独霸中夏的势焰,充斥在文、音、美、剧各个方面,直到目前,我还没有正式看过一出、一次。因为我已经有十几年不到剧场去了,我有一个收音机,也常常不开。这些年,我特别节电。①这一次,他是躲不过了,一天晚上,他去看了那个剧本的试演。据说,这是反映白洋淀抗日斗争的现代京戏,结果,两个多小时过去了,在舞台上,他既没有看到当年白洋淀的抗日情景,也没有听到他熟悉的京戏。是什么呢?是五光十色,大轰大闹,瓦釜雷鸣,不知其何以开始,也不知其何以告终。特别是那被繁重的唱段、连续的武打折磨得声嘶力竭的女主角,假如不是年轻,早就晕倒在台上了。
第二天是在中国大戏院的休息室讨论剧本的修改。除了有关的一干人马,女书记也来了,就坐在孙犁旁边。
孙犁谈了对戏的印象,谈得很缓和,也很真诚。
但是戏并没有改下去,虽然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军管人员在会上支持了他的工作。说起来并不奇怪,在当时,按照孙犁的意见改写那个剧本,是很困难的。一句话,还没有到按照正常思维产生好剧本或好作品的时代。
无奈,孙犁施出一个金蝉脱壳之计:自己交上去一个简单的脚本,声明此外再也无能为力了。
对于他的脚本,剧团一个字也没有采用。
重返白洋淀
他也有收获,就是趁着修改剧本的机会,重去了一趟白洋淀。
那是在夏天,剧团的人都去了。他是“首席顾问”。和他坐同一辆吉普车的,有一位青年女演员,是主角。开车的是一位武生,因伤了腿,改行当司机。车子开得风快,使孙犁坐在车上,直像腾云驾雾,觉得他如不是伤了腿,满可以成为一名骆连翔式的“勇猛武生”。他很想请他开得慢一些,但一转念,还是少开口为妙;再则,经过几年摔打,也不在乎这些了。
车队在保定吃午饭,孙犁建议找一个好些的饭店,他请客。其实好些的饭店,也只是卖炒饼,饼又烙得厚,切得粗,炒得没滋味,最后,一碗有名无实的“木樨汤”冲下去了事。他自觉请客,觉得这是责无旁贷的事,吃成这样,他有些抱歉,却也无法。当然,也没有人对他表示感谢。车子又风驰电掣起来,他们到了白洋淀边上的新安县,当晚在招待所住下。旧地重游,水淀上吹过来熟悉的风,孙犁久已麻木的心,又苏醒过来,他感到了疼痛,——也可以说感到了兴奋。他同编剧组一同绕着城墙散步。女主角原是刀马花旦,并能反串小生,但她的话似乎不多,没有给孙犁留下什么印象。也许因为她刚休完产假,挂念着家里的孩子吧?穿得也很平常,不上台,没有人知道她是演员。就是上了台,也是一头短发戴着一顶军帽,一身短袄裤佩一支木制盒子枪,和她原来的角色行当,很不相干。孙犁觉得,他熟悉的京剧之美,旦角之动人,在他的头脑里破灭了,正像眼前的白洋淀,已经没有过去那么多的水产。正是:河山依旧,人物全非,他不觉暗自摇头叹息。
然后,他们到了王家寨。这是一个大村,在水淀,孙犁总是转向,分不清东西南北,他只能凭感觉,说自己住在村的南头。他住的是一间新盖的、面向水淀的、非常干净的小房。
虽然被禁锢了多年,一当来到这个变化了的新的环境,他的观察力仍然那么敏锐和可靠,他发现:房东是个老实的庄稼人。他的爱人,比他年轻好多,非常精明。他家有几个女儿,都长得秀丽,又都是编席快手,一家人生活很好。但是,大姑娘已经年近三十,还没有定婚,原因是母亲不愿失去她这一双织席赚钱的巧手。大姑娘终日默默不语。她的处境,我想会慢慢影响下面那几个逐年长大的妹妹。母亲固然精明,这个决策,未免残酷了一点。在这个村庄,我还认识了一位姓魏的干部。他是专门被派来招呼剧团的,在这一带是有名的“瞎架”。起先,我不知道这个词儿,后来才体会到,就是好摊事管事的人。凡是大些的村庄,要见世面,总离不开这种人。因为村子里的猪只到处跑,苍蝇到处飞,我很快就拉起痢来,他对我照顾得很周到。①
剧团的一些同志对他也很照顾。那位女主角和另外两位女演员,还到住处去看望他(自然,这也可能是奉领导之命),提出要为他洗衣服。孙犁当然不肯,婉言谢辞了。“在那些时候,我惊魂不定,终日迷迷惘惘,什么也不愿去多想,沉默寡言,应付着过日子。周围的人,安分守己的人,也都是这样过日子。”②但在这里,在这远离闹市的地方,他生病的时候,周围有这样一些人关心他,他还是很感动的。
他们常常坐船到外村体验生活,一次回来晚了,烟雾迷漫的水淀变得有些凉,孙犁从书包里取出一件棉背心,套在单衣上。和他同坐在船头上的那位“布衣”刀马花旦,看他在夏天里穿着这套奇怪的服装蜷缩在那里,忽然用京剧小生的腔调笑了几声,使整个水淀都为之震荡,惊起几只水鸟,腾空飞去。她这一着,使孙犁真正欣赏了她的京剧才能。心想,也许是自己的装束引起了她的兴致,也许是她想给身边这位可怜的顾问提提精神,驱除寒冷,总之,他很感谢她的真诚的好意。
在王家寨住了些日子,他们又到了郭里口——一个水上村庄。这个村子,当时在生产上很有点名气,常有人参观。
在大队部,村干部为他们举行了招待会,主持会的是个小伙子,听说在新华书店工作过几年,很有口才,还有些派头。当介绍到孙犁,孙犁说要向他学习时,他大声说:“我们现在写的白洋淀,都是从你的书上抄来的。”
孙犁大吃一惊。因为他的书已经被批判了,现在人虽“解放”,书还没有“解放”。后来一想,他的话恐怕有所指吧。这小伙子叫刘双库,是村支部宣传委员。
当天下午,他们坐船参观村里的“围堤造田”:现在,白洋淀的水,已经很浅了,湖面越来越小。芦苇的面积,也有很大缩减,荷花淀的规模,也大不如从前了。正是荷花开放的季节,我们的船从荷丛中穿过去。淀里的水,不像过去那样清澈,水草依然在水里浮荡,水禽不多,鱼也很少了。
确是用大堤围起了一片农场。据说,原是同口陈调元家的苇荡。
实际上是苇荡遭到了破坏。粮食的收成,不一定抵得上苇的收成,围堤造田,不过是个新鲜名词。所费劳力很大,肯定是得不偿失的。①因为剧本主角系女性,他们在村子里访问了抗战时期的几位妇救会员。其中一位叫曹真,四十多岁,仍是30年代打扮:白夏布短衫,用卡子扰起的一束长发,垂在背后。抗战时,她才十八九岁,在芦荡的救护船上,多次用嘴喂养伤员。她的相貌,眼前看来也是冀中平原的漂亮人物,当年可想而知。二十岁时,和一个区干部结婚,家里常常掩护抗日人员。不料这年冬季,丈夫被捕,就在冰封的淀上,残暴的敌人砍下了他的头颅。
她,哭喊着跑去,收回亲人的尸首,还是做抗日工作。解放后,她已是中年,才和本村的一个人结了婚。
她和孙犁谈完了往事,又谈到了当前。她说,胜利后村里的宗派斗争很厉害,前些年,连她在内,有二十六位老党员被开除党籍。现在,她最关心的,是什么时候才能恢复他们的党籍。她知道孙犁无能为力,因为这些年老干部都是处境困难。但她还是愿意和他谈谈,因为他也是一名抗日战士,并写过这一带的抗日妇女。
孙犁看着他面前的这位女战士,双鬓已经变白。他当然也想到了抗日战争,但总觉得,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它好像是前世经历的,又好像是昨夜的一个梦。这些年来,他见到和听到的,亲身体验的,是另一种现实,另一种生活,而这种现实、这种生活,又是那样刻骨铭心,怎么也和昨天的现实对不起来。
曹真的一席话震动了他昨天的梦,但他毕竟不能回到昨天去了:
在她面前,我深感惭愧。自从我写过几篇关于白洋淀的文章,各地读者都以为我是白洋淀人,其实不是,我的家离这里还很远。
另外,很多读者,都希望我再写一些那样的小说。读者同志们,我向你们抱歉,我实在写不出那样的小说来了。这是为什么?我自己也说不出。我只能说句良心话,我没有了当年写作那些小说时的感情,我不愿用虚假的感情,去欺骗读者。那样,我就对不起坐在对面的曹真同志。她和她的亲人,在抗日战争时期,是流过真正的血和泪的。
……
……善良的人们,不要再责怪花儿不开、鸟儿不叫吧!它受的伤太重了,它要休养生息,它要重新思考,它要观察气候,它要审视周围。①就是这样,白洋淀之行唤起了他的记忆,但是不能唤回已逝的、属于过去的那一缕“诗魂”了。“世事的变化,常常是出于人们意料之外的。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血和泪。”②
难忘的一九七六
人,虽然宣布“解放”了,但1976年10月以前的那段日子,仍然是难熬的。“书衣文录”透露了他的不少内心苦闷,今略举如下:
1974年4月25日下午记:“二十五年,三津浮沉,几如一梦……”
1974年5月8日灯下记:“感伤身世,不能自已。”“思前想后,心胸堵塞,甚不舒也。”
1974年7月4日灯下记:“余幼年,从文学见人生,青年从人生见文学。今老矣,文学人生,两相茫然,无动于衷,甚可哀也。”
1974年8月27日下午记:“院中青少年,并不读书,无事可做,打闹喧嚣,终日不息。退处室内,亦不能看书做事。日日听这种声音,看这些形状,此即所谓天津风貌也。”院中,指位于和平区多伦道的二百一十六号大院,他全家1951年迁居于此,运动中被逐,“解放”后迁回。
1975年1月24日晚记:“昨日大雪,今晨小散来约午饭……一小时始至梁家。所陪客皆1938年所识,抚今思昔,不胜感慨。”梁,指梁斌。
1975年3月记:“这是和平环境,这是各色人等,自然就有排挤竞争。人事纷纭,毁誉交至。红帽与黑帽齐飞,赞歌与咒骂迭唱。严霜所加,百花凋零;网罗所向,群鸟声噤。避祸尚恐不及,谁肯自投陷阱?遂至文坛荒芜,成了真正无声的中国……”
1975年4月27日晚记:“昨夜梦见有人登报,关心我和我的工作,感动痛哭,乃醒,眼泪立干。”
1975年5月16日记:“阴历四月初六也,为余生日,与小女共食面。年六十三岁,身德不修,遭逢如此,聊装旧籍,以遣情怀。”
1975年5月31日记:“昨夜忽拟自订年谱,然又怯于回忆往事。不能展望未来,不能抒写现实,不能追思过去。如此,则真不能执笔为文矣。”
1975年10月6日夜记:“……余幸存于九死,徘徊于晚途,一灯之下,对此残编,只觉身游大雾四塞之野,魂飞惊涛骇浪之中。”
1975年11月13日记:“大风寒甚,心躁如焚……”“从热爱现实到热爱文物,即旅行于阴阳界上,即行将入墓之徵……”这是他在一本题名《北齐张肃墓文物图录》的书皮上写的。
1975年12月11日记:“呜呼,荆棘满路,犬吠狼嗥,日暮孤行,只可披斩而进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