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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部分

韩少功评传-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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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韩少功先生接受作者不厌其烦的提问;感谢蒋子丹、单正平诸君无偿提供有关资料;感谢海南省作家协会和《天涯》杂志社同仁们的关心支持,还有杨莉女士的再三催促,使本书得以尽早收笔。
  有清水流过的地方就会有草木生长。
  孔见记于府城金花市场
  2007年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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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1)
韩少功、孔见对话录
  孔见:你成长的过程中,有哪些记忆让你终生难忘?能否谈谈你最伤感的时期和最伤感的事情?
  韩少功:对不舒服、不开心的日子总是记忆深刻一些,尤其亲人的生离死别更是如此。要说最伤感的时期,第一要算“文革”中父亲的去世和家庭变故。卡夫卡对他父亲说过:我之所以在作品里抱怨,就是我不能趴在你的肩膀上哭泣。我也是在那时候失去了一个可依靠的肩膀。第二可能是90年代初期,当时发生了一些事,使我有被背弃和孤立之感。在那以前,我觉得尼采很难懂。在那以后,我突然觉得尼采不过是通俗的实话实说。
  孔见:新时期文学延续了三十年,有的作家走着走着就另辟蹊径走出了一条新路,但你一直在这条路上走着,保持着一种活泼进取的姿态。我想,这其中除了你始终保持对现实问题的敏感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你保持着学习的态度,不断寻找新的思想资源,交叉阅读中西方的经典作品。我有一个叫洪小波的朋友是你的读者,他很钦佩你一直保持着精神上的成长。
  韩少功:作家的兴奋点很重要。让他兴奋起来的,开始可能是好奇,是名和利,还有生活中积累的冷暖恩怨。我就是这样过来的。到后来,马拉松一样的文学长跑需要持久动力,那就需要信念的定力和思想的活力。我读书并不多,聊感欣慰的是,我喜欢把书本知识与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抱着怀疑的态度读书。读书不是读古人的结论。古人再高明的结论拿到今天来也可能是无用的。我们需要读出古人的生活,看他们是面对什么条件和环境提出什么样的见解,以便解决当时的问题,回应当时的现实,这才能体会到他们的智慧。
  孔见:也就是说,任何话语都是面对某种现实和谈话对象而说的,读书必须能够还原这种对话关系来理解所说出的东西,不然就可能把书读死了。因为换一种形势和对象,话就不能这么说了。法无定法,说的也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韩少功:是的。除了读书,还有一个关怀半径。有一个作家对我说,他很长一段时间里提不起神,觉得没什么好学的,没什么要说的。我问他,世界上每天发生那么多的事情,贫困、压迫、暴力、死亡、伤害、对抗,等等,你都看不见吗?或者看见了你都心安理得?当然,那些事情都可以与你没关系,有关系那是你自找的,是你关怀的后果。这就涉及一个人的关怀半径。如果你的半径足够长,你就是一辈子不停顿,也想不完和学不完,成天有忙不完的事。
  孔见:说到关怀,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对人的关怀是文学的传统,但关怀人是关怀人的什么东西?是物质生活上的嘘寒问暖,欲望上的满足和放纵?还是人性精神上的升华和进化?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不好笼统地谈论关怀。
  韩少功:这一点问得好,很少有人这样问过。人总是受制于人的基本条件。比如说,在粮食有限的情况下,我吃饱你就吃不饱,你受益我就不受益,因此人都有利己的本能。但人还有恻隐,有同情,有感同身受,看见别人受苦自己也不舒服,这是因为人还有意识和情感等精神世界的活动,成为群体联结的纽带。就物质利益而言,人都是个体的;就精神利益而言,人又都是群体的。这就是人的双重基本条件。没有人敢说他没有自利的本能,也没有人敢说他从无恻隐和同情的心头一颤——即利他的本能。人的自我冲突,或者说半魔与半佛的纠缠,就是这样产生的。
  我们看到街面上一些可怜人,但不能停下来一律给以帮助。看到一条流浪狗恓恓惶惶饥寒交迫,也没法把它带回家收留。我们会有一种罪感。在另一方面,在复杂的因果网络里,恶因可能促成善果,善因可能结下恶果。比如,我们帮助一个人,给他一千块钱,但也可能使他变得懒惰,学会了坐享其成。那么这一千块钱是帮他还是害他?总之,一是我们能够做的很少很少;二是我们不知道自己做的是对是错。因此我们会有很多视而不见,会有很多遗憾和欠账,如果说“原罪”,这就是原罪。
  但我们也不能滑向虚无主义,不能说佛家“无善无恶”就是纵恶。康德说,道德是“自我立法”,并无什么客观标准。所以关键是你心中要明白:你是不是动了心?你是动了什么心去做这件事?我们对自己大概只能管住这一条。至于社会,从来都不是完美的,也不是完全糟糕的,情况总在历史的上限和下限之间波动,在人性总体合力的上限和下限之间波动。三千多年了,基本上没有出现过理想社会,只是不完美社会的不同变体。这不是什么悲观,是一种现实态度。我们的积极能动性表现在:当社会状况比较坏的时候让它不那么坏而已。我们不能实现天国,但我们能够减灾和止损。这当然只是局限在物质利益分配方面的关切。至于在精神上提升他人,比如实现“六亿人民尽舜尧”,我觉得是一种美好的奢望。书包 网 。com 想看书来
附   录(2)
孔见:我不能完全同意你的观点。有些人之所以做一些不利于人,其实也不利于己的事情,可能是因为迷惘和困惑,不知道什么是好的和对的。也就是说是认识出了问题,并非品性的邪恶。因此,需要一种启蒙和警醒,一种“以心传心”。
  韩少功:我们也许可以让他的行为符合某种规范,让他逐利时不那么狭隘和短视,但要让他生出佛心和圣心,那是另一回事。外因总是很有限的。《礼记》里说:“有来学无往教。”他自己如果没有道德要求,你的主动教育可能一厢情愿。即使有短期效果和表面效果,也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前不久我到峨眉山,看到烧香拜佛的信徒很多。我发现有两种人占有很大比例,一种是穷人,生活绝望没有着落的;一种是坏人,脑满肠肥但紧张惶恐不安的,需要心理平衡和补偿。前一种人是求利益,后一种人是找心安,离真正的菩萨境界都还太远。我不会歧视他们,但也不会那么书生气,以为他们跪跪拜拜就有了可靠的道德。寺庙对于他们来说,只是内心的应急处理,管不了长远。
  在我看来,逐利的理性化还是逐利,比胡作非为好一点,或者说好很多,但不能代替康德说的精神“崇高”。一个人的道德要经过千锤百炼,是用委屈、失望、痛心、麻烦等磨出来的。把自己锁进一个孤寂庙宇并不是捷径。殿堂其实就在世俗生活中。心里真有了一个殿堂,才扛得起千灾万难。
  孔见:以前的作家,包括现在国外的作家,通常能够公然地讨论自己的理想关怀,这体现一种精神上的坦率。但在今天的中国,这变成了一个最私密的事情,你现在也是避免一种直接的表达。这是为什么呢?
  韩少功:我也赞成谈谈理想,但理想不是一种理论,一种观念,而是一种活生生的生活状态和实践过程,很难简化成几堂课或几次讨论。从低标准来说,理想是可以谈的。从最高标准来讲,理想又是不可以谈的。理想通常是个人事务,谈出来就可能强加于人,做起来就可能对异己形成压迫,这就是历史上理想总是传薪不熄,但理想主义的全###动又很容易成为宗教狂热的原因。上帝的事交给上帝,恺撒的事交给恺撒。恺撒要当兼职上帝,总是失败和可怕的,甚至难免血腥暴力。这样,我以为,理想教育功莫大焉,但一个人如果不奢望大家都同自己活得一样,又不必经常高调布道,常常需要节制和容忍。
  孔见:从《爸爸爸》到《山南水北》,你的作品都有神秘和超验的成分,对世界做了一些超现实的想象。这些想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韩少功:文学中总是活跃着神话元素,因为文学常常需要超越经验的常识的边界,实现心灵的远飞。广义的神话,并不一定就是装神弄鬼,只是保留和处理更多的可能性,引导想象力向无知领域深入。一般来说,我不会写人变甲虫,像卡夫卡写的那种;或者写飞毯,像马尔克斯写的那种。我通常是实中写虚,常中写异,在常态中展现神秘,打击人类认识的自傲态度,比如在《马桥词典》中写到一个成天打农药的人:他渐渐适应了农药的毒性,因此成为一个毒人,到最后,被蛇咬一口反把蛇毒死,吹一口气也可以把飞蚊毒死。其实这里面有经验原型,又有超验的夸张和虚构,似真非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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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见:沿着实线画出一条虚线。
  韩少功:生活是已知领域与未知领域的混杂。在写已知事物时,要给未知的纵深留下余地,留下童心、浪漫、超感以及想象力。
  孔见:你到乡下生活好几年了,在农民身上有什么让你感兴趣的品质?他们当中有什么让你深为感触的事情?
  韩少功:我不是对农民特别感兴趣,是对很多新派人士不感兴趣的事物感兴趣。眼下有些人,不过是多了几个小钱,多知道一些新玩意儿,就自以为是高等华人,实在很可笑。农民缺少一些新学知识,但并不缺少智慧。要知道,苏格拉底和孔子也没坐过汽车,更不懂得电脑和视频,但比眼下的一般白领都聪明百倍吧?曹雪芹没见识过五星级宾馆,但眼下哪个中国作家敢说自己比曹雪芹强?
  农民也有知识,尤其有传统性和实践性的知识,只是这些知识在当今社会被边缘化,不被认为是知识。譬如老一辈农民大多懂得如何用草药,但这种价廉物美的知识资源一直被轻视。大多数农民对社会也有切实的敏感,不会轻易被新理论和新术语蒙住,把问题简单化。回顾中国的这几十年,左或右的教条主义政策都不是农民发明的,倒是由一些自以为高明的知识分子折腾出来的,而且一直在农民那里受到抵制。那么是谁更愚蠢?是农民吗?
附   录(3)
文明成长离不开大量活的经验,离不开各种实践者的生存智慧。看不到农民智慧的人,一定智慧不到哪里去。正如得意于自己高贵地位的人,内心里其实下贱,还在把金元宝特当回事似的。乡土文明当然也需要改造,但文明是一条河,不能切换,只能重组。袁隆平发明的杂交水稻,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他只能充分利用现有的物种资源,趋利避害,因势利导,择优重组。
  孔见:你的意思是说,要在农民的意识深处去寻找文明的增长点?
  韩少功:必须这样。任何成功的社会革新都需要利用本土资源,依托本土路径,外缘结合内因。农民群体确实有很多问题,比如“乡愿”习气,徇情枉法,就是民主与法制的重大障碍。但有些人攻击传统没说到点子上,或者是知其一不知其二。譬如说农民一盘散沙,缺乏组织能力,但以前传统的宗族、会馆、帮会、商号,不大多组织得很严密吗?现在很多大企业作假和赖账,缺乏商业诚信。但我观察农民“买码”,就是买那种地下六盒彩,事情本身很荒唐,但荒唐事居然做得这么大。他们巨大而复杂的支付网络却十分高效,各个环节都比较诚信,赖账的事偶有所闻,但比较少。还有一种“打会”,又叫“转转会”,相当于民间互助的融资制度,不需要书面合同,不需要法律公证,但几乎不出现纠纷。因此我们不能笼统地说中国人不诚信,说农民缺乏组织能力,而是要具体分析有关条件和原因。
  孔见:与土地和植物打交道的劳动生活,在什么意义上滋养了你的心灵和文学?
  韩少功:文人的知识通常来自书本,不是来自实践;是读来的,不是做来的。这种知识常常不是把问题弄清楚了,而是更不清楚了;不是使知识接近心灵,而是离心灵更远。恢复身体力行的生活,可以克服文人清谈务虚的陋习,把自己的知识放到生活实际和大面积人群中去检验。当然,身体力行的方式很多,下乡只是其中一种。通过这种方式与自然发生关系,与社会底层发生关系,会有一些新的感应和经验。你面对迪厅和酒吧,与面对一座山,感觉肯定不一样。在我看来,后一种状态会让你更脚踏实地,更接近灵魂。
  孔见:现在,表现劳动生活特别是体力劳动感受的作品似乎少见,倒是描写商业消费和权力阴谋的越来越多。
  韩少功:题材多样化不是坏事。但很多人享受着劳动成果却鄙薄劳动,深受权势的伤害却仰慕权势,有一种对权贵圈子流着哈喇子的窥探欲。文学不应该这样势利。
  孔见:“文学”有偏于“文”者,也有偏于“学”者。你的文学给予人的更多是“学”的一极,是这样的吗?
  韩少功:我没有多少“学”,也不大做学术理论的功课,只是爱琢磨些问题。在我看来,一个作家,尤其是一个男性作家,缺乏思想能力是很丢人的。一味的情调兮兮神经兮兮小资兮兮,满嘴文艺腔,有点扮嫩和扮软。中国文学经过了政治挂帅的那一段,大家对思想啊理论啊较为排斥。那意思好像说,人一思考,上帝就会发笑。其实,人不思考,上帝更会发笑吧?试想想,不思考的人会变成什么呢?在历史上,因热心理论而失败的作家不在少数,因思想贫乏而失败的作家同样不在少数。极“左”时代那些失败的作家,并不是思想多了,恰恰是思想太少了,白长了一个脑袋,把当局的宣传口径当做思想,就像现在很多人把一个脑袋完全交给媒体和市场。
  孔见:纯思想没感觉的思想是一种观念、成见。话又说回来,尽管你的作品追求理与情的融会,但也许是当代文学中具有思想能力的作家太少的缘故,你的作品受人关注的还是思想的方面。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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