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胡同艳闻秘事-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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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国旗一日，以资庆祝。
消息传到天津，前清遗老及主张复辟分子，自然都震动了，紧急集会，推派铁良、升允、袁大化及罗振玉，进京抗议，连段祺瑞亦深表不满，致电摄政内阁，主张“从长议之”。为此摄政内阁不得不发表通电，详加解释。当然赞成称道的亦很多；特别是章太炎的一通“快邮代电”称之为“诸君第一功”，说“溥仪妄以复辟，则优待条件自消，彼在五族共和之中，而强行篡逆，坐以内乱，自有常刑。今诸君但令出宫，贷其余命，仍似过宽，而要不失为优待。”此外又致电冯玉祥，主张没收“畿辅庄田”，还之于民，因为清兵入关“圈地”，本系豪夺，“非有买卖契券，不得各为私产。诸公应移知内部，举以还民。民国十三年间，未有德政及民之举。能办此事，则红载黎元，普蒙沛泽，益见诸公处事之公。首阳怨谤，何损于周德。”
不过，社会普遍的关注，集中在古宫宝物上，其时已有流言，最盛行的两个“故事”是，一个说张壁在宫中，见到桌上有一对均窑花盆，种的菊花，知道均窑是珍品，便告诉随行的警察说：“这菊花是好种，给我带回去。”
另一个是说鹿钟麟，看见桌上有个翡翠西瓜，随即脱下军帽，扣在瓜上。至临走时，卫士连瓜带帽一起捧到鹿钟麟面前说：“司令忘记戴帽子了。”鹿钟麟答说：“很热，我不戴。你拿着吧？”就此顺手牵羊将翡翠西瓜带走了。
一个星期以后，摄政内阁公布了“清室善后委员会组织条例”八条；同时发表了一张善后委员会的名单，由李石曾担任委员长，委员十四人有汪精卫、蔡元培、鹿钟麟，以及清室方面的代表五人。另外有监察委员六人，吴稚晖、张继、庄蕴宽，均在其列。
黄膺白想竟辛亥革命未竟之功，彻底推翻满清，到了办理清室善后事宜，可算已告一段落。但头脑冷静的人，则持根本否定的态度，认为国事如麻，兵捐未解，摄政内阁作此不急之务，见小忽大；而且溥仪十三年的小朝廷，不比李自成盘踞大内两三个月，一旦被逐，烟消云散，溥仪亦自有他的一部分影响力量，如果不是深思熟虑，斩草除根，说不定就会自召隐忧。
但黄膺白自有他的苦衷；摄政内阁所凭借的是冯玉祥的“国民军”，但论军力，还不如奉军；当王承斌在冯玉祥支持之下，在天津附近收编吴佩孚残部时，由冷口长驱直入的李景林所部，缴了直军计三师四十六旅的械。这一旅的旅长孙清山，是王承斌一手所提拔，所以当冯玉祥开始倒戈时，王承斌指使孙清山拉队回天津，实力保存得相当完整；王承斌的打算是，以孙旅为基础，夺回并重建二十三师。他预料有奉张与冯玉祥的关系，地位还会更上层楼；到时候会将二十三师师长让给孙清山。谁知李景林连摄政内阁所委的王承斌为二十三师长的事实亦不承认；以优势兵力在天津车站包围孙旅，全部缴械，王承斌见势不妙，逃入租界，只待“老帅”进关后，向他哭诉。
其时奉军源源而至，自山海关到天津这一线上，连小孩都学会了“马拉巴子”这句“奉骂”。为此，奉军特地成立了一个“津榆驻军司令部”，张学良出任总司令，而实际上由副司令郭松龄主持；这个任务比作战繁重，因为除了嫡系部队，尚能控制以外，李景林、张宗昌所部，都成了骄兵悍将，尤其是张宗昌的杂牌队伍，连他自己都感到头痛了。
不过，张宗昌有一项长处，气量甚大，不记前嫌，所以能找到人来帮忙；他有个任第一师师长时的参谋长李藻麟，改投直军作了彭寿莘的参谋长；这一回二次直奉战争中，打得最好的是彭寿莘的十五师，即由李藻麟所指挥。李藻麟曾在陆大当过战术教官，奉军将领提起他来，都很佩服的。
但不论如何，张宗昌与李藻麟此番则是冤家对头，他却并不在乎这一点，对他的参谋长王呜翰说：“你想法子把李伯仁找来。”李藻麟字伯仁，是北京附近以种花出名的丰台人，家住北京。
等将李藻麟找到，张宗昌的衔头，已变为“苏皖宣抚军第一军军长”；李藻麟便被派为“随军参谋长”王鸣翰保持原来的名义，北洋军阀中一个人有两个参谋长的，只有张宗昌。
原来当十一月初十，张作霖到天津与段祺瑞、冯玉祥会议；南京也有一次重要会议，主角是江苏督军齐燮元、湖北督军萧耀南，以及由福建崛起，联合齐燮元打败了卢永祥，自封为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孙传芳，因为曹、吴彻底失败，奉军势力膨胀，决定联名通电，维护段祺瑞出山。齐燮元等声称中央政府中断，摄政内阁所发命令，概不承认。情势很明显的，张作霖既无意于取得中央政权；亦决无理由以武力支持摄政内阁，便只有支持段祺瑞才能打开僵局，因而十一月十七日召集的天津会议，决定推举段祺瑞为临时总执政；其时吴佩孚已在汉口与萧耀南相晤，齐燮元又领衔发出十省及海军将领二十人联名通电，提议黄河上游及长江同志各省在武昌组织护宪军政府。形势迫急，段祺瑞应该从速出山，才能将局面稳定下来。
一看时机成熟，段祺瑞于二十一日发表通电，决定组织临时政府，期于一个月内，召集各省区代表，开善后会议；产生国民会议，解决一切根本问题。第二天专车进京，黄膺白在车站迎接；陪着到了段祺瑞在府学胡同的私邸，有两件事要谈。
第一件是摄政内阁总辞，段祺瑞表示，临时政府不能接受前政府的辞职书，黄膺白碰了个软钉子。
第二件是“国务院现在保存着清室大小玉玺，一共十五方。”他问：“应该如何处置？”
段祺瑞尚未答话，内定为执政府秘书长的梁鸿志接口：“送执政上房吧！”
黄膺白不作声，在梁鸿志看，便是照办的意思；接着谈了些不着边际的话，黄膺白辞出回家，与段祺瑞同车进京的冯玉祥已等在他家了。
谈了与段祺瑞会晤的经过，黄膺白又说：“梁鸿志竟以为我是来呈辞传国玺的，岂不可笑？这是国家的财产，我打算送教育部历史博物馆保存。”
“这是正办。”冯玉祥问：“摄政内阁总辞的事呢？”
“执政府既不接受，我只有发个通电辞职。”
“你辞我也辞。”冯玉祥说：“当初本是要拥护中山先生出来主持大局的，所以用国民军的番号，表示跟国民党站在一边；谁知道只是替段芝老制造机会。中山先生就应邀北上，也不会有什么作用，我要把国民军的番号取消。”
黄膺白黯然无语，沉默了一会说：“焕章见，没有你就没有摄政内阁，我想由你出面，邀大家聚一聚，以为共事的纪念，如何？”
“好，好！”冯玉祥满口答应。
“执政府定在廿四日成立；日子我想定在廿五。”
“好，好！”
“地点呢？我想在你司令部。”
“好，好！”
下一天十一月廿三日，黄膺白、冯玉祥都发了辞职的通电；再下一天段祺瑞在陆军部大礼堂，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公布“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制”六条；同时发布内阁名单，当然以安福系为主，令人瞩目的是，唐绍仪长外交，李思浩长财政，叶恭绰长交通。此外在国会成立非常会议，由未参加贿选曹锟的国会议员组成。
再下一天十一月廿五日，摄政内阁全体阁员应邀至旃檀寺的冯总部赴宴，那知冯玉祥人面不见，亦不知爽约之故；原来此时冯玉祥不告而行，已上北京西郊的天台山静养去了。
原来冯玉祥之入山，是看不惯奉军的气焰；在十一月廿四日张作霖由天津进京的前一天，李景林先带兵入京，分驻城内外重要地处，郭松龄带领精锐一团，进驻黄寺；张作霖的行馆顺承王府，则由张学良带一个营，亲自警戒。张宗昌亦住在顺承王府，每天推牌九，玩姑娘，八大胡同提得起名字的，都到顺承王府出过条子。
张作霖、杨宇霆，则与段祺瑞、王揖唐、吴光新等开会分配地盘。首起争执的是直隶，段祺瑞想把这个地盘给卢永祥，并且迳自发表了命令，以卢永祥为督军，但李景林亦要此地盘，张作霖对李景林驱逐王承斌，本来深致不满，但李与卢较，自然还是支持李景林。最后协调结果，执政府免了江苏督军齐燮元的职，由奉军护送卢永祥南下；名义是苏皖宣抚使，张宗昌的宣抚第一军，便是由此而来的。
对于冯玉祥当然亦要安抚，但奉系决定不让他在有海口的地方发展，所以先后任用张之江为察哈尔都统、李鸣钟为绥远都统，派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希望他能克日到任。但冯玉祥却还在考虑，只常常请“斯人独憔悴”的黄膺白上山聊闹天；黄膺白认为这一回“首都革命”，唯一做对了的一件事，是驱逐溥仪出宫。但有一天，他不提这话了，因为溥仪已经逃入日本公使馆；是不是会生什么后患，不得而知；而驱逐溥仪出宫，并无一个适当的处置，这件事是不是做对了，当然亦大成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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