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时代-第5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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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美、英、法三国政府，指出西方三国在西柏林的占领制度已经没有法律基
础。赫鲁晓夫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西方三国将它们在西柏林的驻军六个
月内全部撤走，把西柏林变成一个“非军事化的自由城市”。并威胁说，如
果届时仍然未能就此与西方国家达成协议，苏联将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单独
缔结协定，让它“实施其在陆上、水上以及天空的主权”。当天，阿登纳也
收到赫鲁晓夫发来的内容相同的照会。
赫鲁晓夫的“最后通牒”使世界政治局势骤然紧张。时隔十年，苏联又
一次利用柏林这个敏感的东西方利益的交叉点，制造出紧张的空气。
东西柏林比东西德国更能体现东西方冷战的尖锐气氛，它将东西方冷战
对抗浓缩到一个城市的空间之内。
柏林问题产生的法律基础最早是1944 年9 月12 日美英苏三国在伦敦发
布的“关于德国占领区和管制大柏林的议定书”。议定书中规定：除在德国
建立各大国的占领区外，还要专门建立～个由所有大国共同参与管制的柏林
占领区。柏林占领区的管理权由参与管制国城防司令组成的盟军司令部统一
行使。盟军司令部隶属于盟国对德管制的最高权力机构——盟国管制委员
会。
1945 年5 月8 日德国无条件投降以后，根据这些协议，美英法苏四大国
接管了德国最高行政权力，并建立了对柏林的管制机构。1945 年7 月1 日，
四国根据战时达成的占领区协议开始进驻各自占领区，苏联让出西柏林，让
西方三国进驻。
1948 年，苏联对英美合并双占区作出强烈反应，当6 月18 日，西方宣
布在西占区范围内实行币制改革时，苏联即于6 月24 日起宣布对西柏林实行
全面封锁。这是第一次柏林危机。苏联对柏林的封锁长达一年，西方只能依
靠三条“空中走廊”保持同西柏林的联系。在此期间，苏联完成了在苏占区
和东欧建立人民民主政体和社会制度的基本过程。直到1949 年5 月12 日，
当西方同意苏联就重开四国外长会议解决德国问题的建议后，苏联才解除了
对柏林的封锁。
从那以后，西柏林的存在成了苏联的一块心病。西方国家日益将西柏林
作为显示西方“自由”、“平等”及社会福利的展览橱窗。在这里，西方自
由经济国家的高生活水平与共产党国家的相对贫困形成鲜明的对比，它诱发
了许多东德居民对西方自由世界的向往。尤其在西德经济奇迹显示之后，西
柏林成了东德人逃向西方的收容所和中转站。从1952 年到1961 年间，离开
东德到西方寻求避难的人共达2， 245．000 人。大量的逃离使东德人口由
1949 年的18，292，000 人下降到1959 年的17，298，000 人。移民中大部
分是正当工作年龄的人，有许多能工巧匠。这种人口流失对东德经济造成不
可估量的损失。由于冷战对峙，东西柏林各有一套行政制度和政治制度。东
柏林是东德国家政府所在地，人们可以从东德任何地方毫无困难地到达东柏
林。东西柏林又是同一个城市，人们又能通过东西柏林间的十九个通道路口
到达西柏林。在西柏林，法航、泛美和英欧航空公司都能自由通航，他们可
以从这里毫无困难地转飞西方国家，尤其是联邦德国。东德领导人乌布利希
对此极为恼火，苏联对此也极为不满。赫鲁晓夫早有意图想拔除西柏林这个
“毒瘤”。
此次赫鲁晓夫重提柏林问题令西方各国感到十分突然。阿登纳开始认为
赫鲁晓夫只是虚张声势。因为在同一时候，美、英、苏三国代表在日内瓦进
行了一项旨在停止核试验协定的谈判。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对谈判的结果作了
肯定。阿登纳断定赫鲁晓夫本人并非想要战争，也并非真正想以柏林问题重
新挑起东西方冲突，之所以如此，是他面临着国内即将于1959 年1 月27 日
召开的苏共二十一大的巨大压力。
设身处地，阿登纳感到赫鲁晓夫在内外政策上面临相当严竣的形势。首
先，联邦德国同戴高乐法国的友好戳着了赫鲁晓大的痛处。这一点在9 月22
日赫鲁晓夫接见《真理报）记者谈话时反映了出来。再者， 11 月23 日法
国国民议会的初选中法共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惨败，11 月30 日第二轮选举的
结果又使法共议席从1956 年上届选举的145 席降到了仅10 席，共产党几乎
被赶出法国国民议会。法共一直是西方国家最强大的共产党势力，法共这次
失败，对赫鲁晓夫来说滋味可不好受，共产党在西欧一无成果会让他在苏共
二十一大上非常难堪。此外．尽管赫鲁晓夫在1958 年2 月粉碎了马林科夫、
布尔加林和卡冈诺维奇反党集团，但是赫鲁晓夫在国内的地位并不巩固；苏
联人提高生活水平的愿望与经济中存在的问题，也将使赫鲁晓夫面临困难；
同时他也不得不考虑中国日益发展壮大对苏联造成的威胁。阿登纳认为，赫
鲁晓夫是个十分聪明的人，在这么多危 3ǔωω。ｃōｍ险存在的情况下，重提柏林问题，无
疑最能起到转移视线的作用。赫鲁晓夫可以充分利用他做导演和演员的天
才，将全世界的注意力都引向他的表演。或许，阿登纳这样想，赫鲁晓夫可
以神圣地借机大做广告，让苏联人感到好像全世界的命运全靠着他，靠着他
额上的皱纹，靠着他的思想。
基于这些，阿登纳认为西方国家用不着在苏共二十一大以前采取重大行
动，赫鲁晓夫决不敢封闭东西对话的渠道，东西方仍然存在着通过谈判取得
澄清解决问题的可能性。阿登纳不相信六个月期限的最后通牒就是赫鲁晓夫
的最后决定。
并非所有的西方政治家都这么想，有许多人认为，既然赫鲁晓夫敢于将
柏林问题以最后通牒的形式提出来，那他一定会有所准备。最后通牒大大加
深了西方国家对国际局势的危机感。如果苏联真的在六个月以后单独和东德
签订和约，将西柏林的交通要道交给东德，那么西方国家要么不得不为了柏
林通道问题和东德进行谈判——这样做就等于在事实上承认东德；要么不得
不使用武力保卫交通——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引起原子战争的危 3ǔωω。ｃōｍ险，因为苏联
答应给东德进行军事援助，不能不设想战争有可能会升级。前一种做法阿登
纳绝不会答应，因为盟国曾经承诺过联邦德国的“单独代表权”。如果盟国
向苏联作出这样的让步，可以想象联邦德国将以退出大西洋联盟相威胁。后
一种做法的危 3ǔωω。ｃōｍ险则令许多人不寒而栗。西方国家事实上存在着两种态度，一
是以英国麦克米伦为首，倾向于向苏联作出一些让步，以使赫鲁晓夫最后通
牒的态度缓和下来；再是阿登纳力主，认为必须坚持下去，决不也没有必要
在西柏林问题上作任何妥协。戴高乐对阿登纳的友情在这时候显露出来了，
法国坚决站在联邦德国一边，认为不应该“在最后通牒的形势下举行谈判”。
对在这样关键的时候戴高乐挺身而出，阿登纳感动万分。
西方联盟分成两派，互不相让，在这种形势下，美国的态度很关键。美
国显然很难下决心是否应该为了保卫西柏林一小块遥远的土地而打一场原子
大战，牺牲十亿人，因此，美国显得很犹豫，摩棱两可。在苏联递交最后通
牒的前一天， 11 月26 日，杜勒斯在华盛顿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当有人间
美国是否可能与作为苏联代理人的民主德国代表进行谈判时，杜勒斯的表示
是“是的，可以”，但这种谈判并不表示承认民主德国，而苏联也不能因此
而推卸所负有的解决德国和柏林问题的责任。阿登纳对杜勒斯的“但是”很
担心。幸亏形势发展有如他的准确判断，苏联的“最后通牒”并非真正最后
通牒的意义。1959 年1 月初，赫鲁晓夫派米高扬到华盛顿。米高扬对杜勒斯
解释，赫鲁晓夫提出的6 个月期限只具有指示性质，实际上并不是最后通牒。
米高扬的解释让阿登纳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尽管如此，苏联的态度依旧阴晴不定。在派米高扬去美国作解释之后，
赫鲁晓夫又采取了新的行动。1 月10 日，苏联政府照会美、英、法三国及二
战中对德作战的所有国家，并递交了一份对德和约草案。阿登纳政府也收到
了。赫鲁晓夫的草案把德国一分为三，强调德国除了按目前情况分成两部分
外，柏林还将成为德国的第三部分。整个德国将实现中立化并脱离西方，接
受美苏两国监督，监督不仅扩大到军事方面，也包括不能损害最惠待遇的条
款。这意味着德国将脱离欧洲，并取消欧洲机构。当然，西方拒绝了苏联的
对德和约草案。阿登纳立即指示联邦德国外长勃伦塔诺向西德电视台记者发
了一项声明，作出明确表态：“德国人民和整个自由世界对这些要求只能作
出这种答复，一个明确的‘不’字”。
这期间有几件事令阿登纳感到恼人并在他看来对柏林问题的解决明显不
利。头一件事是1959 年2 月，英国首相麦克米伦跑到莫斯科去探听虚实。当
2 月3 日英国驻波恩大使克里斯托弗·斯蒂文来通知他这个消息时，阿登纳
第一个反应是这次访问将在整个俄国被看成是赫鲁晓夫的一个胜利，苏联会
认为这是西方不团结的一个标志，“所付的代价太大了”，阿登纳对杜勒斯
说。第二件事是他的老朋友、以与俄国人打交道不妥协著称的美国国务卿杜
勒斯在2 月7、8 两日访问波恩回国后，被确诊患了癌症。杜勒斯把他的工作
移交给了助手克里斯瑟·赫脱，后者在与俄国人打交道的经验方面远不如杜
勒斯丰富。第三件事是1959 年3 月15 日法国来了一个急转弯的通知，说法
国将把它的地中海舰队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统率范围中撤出，以便执行法国
在地中海领域的特殊任务。尽管阿登纳从应改革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一角度
理解戴高乐并给以支持，但牵一发而动全身，法国在这时同美国闹独立无疑
是对西方联盟阵线的损害，这些情况加在一起足以使西方在协调对苏立场时
面临巨大困难。
1959 年5 月，由美国代理国务卿赫脱提议召开日内瓦外长会议以解决柏
林问题。参加者是苏联的葛罗米柯、法国的顾夫·德姆维尔、美国的赫脱以
及英国的塞尔温·劳埃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以观
察员身份出席。会议期间，5 月24 日，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去世，会议因
此而中断，四国外长赶到华盛顿前去参加杜勒斯葬礼。阿登纳也撂下手中公
务赶到华盛顿。
或许因为杜勒斯的死使西方表现出团结一致，日内瓦外长会议上西方阵
营的论点与苏联针锋相对：西方国家提议通过自由选举实现德国统一，苏联
则要求两个德国以两个国家的身份自己谈判统一问题。虽然会议没有从实质
上取得任何成就，但西方看起来在形式上取得很大成功。因为赫鲁晓夫仿佛
忘了六个月的期限，并且在6 月19 日的声明里也忘记了要与东德签订和约的
问题。之后，美国政府邀请赫鲁晓夫访美，赫鲁晓夫接受，笼罩在柏林上空
的紧张空气自动消除，危机似乎淡化，人们把注意力转移到了1959 年9 月的
赫鲁晓夫访美之行。
在9 月对华盛顿访问时，赫鲁晓夫又是另一番表演，冷战阴云一扫而空，
他又换上了一副要和平共处的和蔼面孔。在白宫宴会上祝酒时，赫鲁晓夫意
气风发，大谈和平共处，他满面春风，频频举杯，并且很认真他说，“我们
认为我们的制度最好，你们认为你们的制度最好；当然，我们不会把这个争
论变为公开的战争。。如果我们发生争吵，不但我们的国家要受到巨大的损
失，所有的国家都要同归于尽。”看上去他充满理智，令人不禁怀疑东西方
在柏林紧张关系一触即发的真实性。
美国政府安排赫鲁晓夫到各州去看一看。在旅途中，赫鲁晓夫充分发挥
了他即兴表演的天才。顷刻之间他能从任意开玩笑转到进行威胁，当然也能
从威胁、尖锐批判转到热情的赞美。美国舆论界被他牵着鼻子跑。在匹兹堡
参观了炼钢厂以后，他看起来是不无惊讶，说：“我是来看看资本主义的奴
隶是怎样生活的。哎呀，我不得不说，他们生活得不错。”反过来，他又能
大喊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回到莫斯科之后，赫鲁晓夫口气空前温和，他不
仅声明艾森豪威尔总统是一位伟大的总统，而且还高声赞美“美苏友谊万
岁！”令人们完全忘了几个月之前的柏林最后通牒。赫鲁晓夫俨然是和平卫
士、缓和推动者的形象。
这只是一个小插曲，如果不是因为出了一架美国U—2 间谍飞机在苏联上
空执行侦察任务时被苏联空军击落的事，赫鲁晓夫的表演不知会如何收场。U
—2 飞机事件刚好出在巴黎首脑会议前夕。5 月16 日，四大国首脑聚齐巴黎
爱丽舍宫，赫鲁晓夫向艾森豪威尔提出要他就U—2 飞机事件作公开道歉、惩
罚罪犯以及保证不再作这种飞行，并对艾森豪威尔说了许多侮辱性和威胁的
话。当然，艾森豪威尔并没有被吓倒，他仅仅表示在他任职期间将停止这种
飞行。艾森豪威尔的总统任期即将在1961 年1 月结束，这种保证几乎不具有
什么意义。双方僵持不下，巴黎首脑会议几乎还没开始就宣布体会，双方不
欢而散，首脑们各自回国，东西形势又告紧张，一切恢复原有状态。这正好
是符合阿登纳的警告与判断。阿登纳并不认为这种情况下召开首脑会议会有
什么重大意义。
赫鲁晓夫看来又是虚张声势的了。从巴黎回到莫斯科以后，他又经常谈
令阿登纳紧张的苏联和东德单独缔约的可能性。9 月，赫鲁晓夫到纽约去参
加联合国大会，对美帝国主义再度强烈控诉，称其在联合国以“强盗行为和
背信弃义来代替国际法”。10 月12 日，当美国和菲律宾代表在联合国发言
中提到必须解放生活在铁幕里的各国人民时，赫鲁晓夫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