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全传-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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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穆不睦，是陈孚恩所一直在注意的，这一天王鼎未曾上朝，又无通知，心知必有蹊跷。开是匆匆赶去探望，一进门就听见王家上下哭成一片，陈孚恩问知其事，直入王鼎卧室，不由分说，叫王家的仆人把老相爷的遗体解下放平，一摸身上，找出那通遗疏，暗叫一声：“好险！”如果晚来一步，遗疏一上，穆彰阿要大倒其霉。
因此，陈孚恩便把王鼎的儿子，翰林院编修王抗拉到一边，悄悄为他分析利害：第一，大臣自尽，有伤国体，不但没有恤典，说不定还有追夺原官等等严厉的处分；第二，皇帝正恼王鼎过于耿直，遗疏言词激动，皇帝一定听不进去；第三，如果能扳得倒穆彰阿，倒也罢了，就怕扳不倒，两家结下深仇，王抗不过一个翰林，如何斗得过穆彰阿？
一听这话不错，王抗慌了手脚，自然要向他求教，陈孚恩乘势劝他，奏报王鼎暴疾而亡，同时替他改了王鼎的遗疏。当然也答应为他从中斡旋，使王鼎能得优恤，王抗丁忧起复后，可以升官。
虎父犬子的王抗，居然听信了陈孚恩的话，穆彰阿得以安然无事，感激之余，大力提拔陈孚恩，不数年当到山东巡抚，还蒙宣宗御笔题赐“清正良臣”的匾额。而王抗因为不能成父之志，他的陕甘同乡，他父亲的门生故吏，统通都看不起他，以致郁郁而终。
这段往事，端华记得很清楚，所以当时脱口称许：“好！
这小子真能从死棋肚子里走出仙着来！你找对人了。“
载垣却有不以为然的神气，肃顺便问：“怎么样？”又写了一行字：“陈随梓宫到京，事不宜迟，即应设法通信。”
“不找他行不行？”载垣低声问说。
“不行！非此人不可。”
“只怕他们不见得饶得过他。”
“那是以后的事。”肃顺又写：“子鹅为求自保，更非出力不可。”
载垣点点头，写着字答复他：“通信之事，我可设法。”在未被捕以前，他一直是“宗令”，这宗人府里都是他的老部下，所以他有此把握。
肃顺一到，就带来了希望，载垣和端华便又死心塌地听他指使摆布了。其时端华有件事要告诉他、安慰他，心里已转了半天的念头，趁这情绪略好的当儿，便用极和缓的语气说道：“老六，你先沉住气，我跟你说点事儿。劈柴胡同，让他们给抄了……。”
第九部分慈禧全传（九）（11）
话还未完，肃顺猛然跳起身来，气急败坏问道：“什么，抄了？没有定罪先抄家，这是谁的主意？”
“不知道。”端华已料到他有这样的反应，所以仍旧能够保持平静的态度，“也还没有旨意，文博川带人就去抄了。不过，他倒还好，手下留情，让两个孩子带了点东西出来，住在我那儿。”
肃顺意乱如麻，焦忧不堪，在屋里疾步绕行，走不数步，突然停住脚问：“我那个保险箱，不知让他们打开了没有？”
“你想呢？”
“完了，完了！”肃顺脸色灰败，不知何时，已取得保险箱的钥匙在手，使劲往窗外一丢，在空庭铿锵的清响中，大声嚷道：“咱们完了！陈子鹤也完了！”
他看得很准，但他不知道，陈孚恩即使没有给肃顺写过那些暧昧不明的信，禄位亦将不保。詹事府少詹许彭寿，在拿问顾命八大臣的诏旨初下时，便已上了一个折子，奏请察治党援，意中所指，就是陈孚恩。许彭寿除了卑视他是个反复无常的势利小人以外，其间自不免还涉及恩怨。陈孚恩倚附肃顺，曾硬生生挤掉许彭寿的父亲许乃普的吏部尚书，取而代之。其时正为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之后，当焚园的那一刻，许乃普父子、沈兆霖、潘祖寅等人，还在圆明园值班，闻警仓皇，几乎性命不保。而陈孚恩不念同在烽火危城，曾共患难之义，竟忍心利用肃顺的权势，对惊魂未定的许乃普，横施压力，迫令告病，腾出吏部尚书的位子来给他。这样，不但使许乃普从此失去了拜相的机会，并且也是在那种艰难黯淡的日子里，犹如雪上加霜的一次打击。口虽不言，心情抑郁，为人子的许彭寿，自然要引以为大恨！而尤其使他不服气的是，陈孚恩根本不具备当吏部尚书的资格。吏部为六部之首，历来非翰林出身不能当尚书，而陈孚恩的出身是拔贡。
翰詹科道原许闻风言事，但当政者如果有意根究其事，可以命令指名回奏，恭王用的就是这个方法。于是许彭寿复奏，痛劾陈孚恩，而钻营肃顺弟兄和载垣的门路的，又不止陈孚恩一个人，吏部侍郎黄宗汉，户部左右侍郎成琦、刘昆，太仆寺少卿德克津太等等，形迹最密，京官朝士啧有烦言，于是也一起列名弹章了。
弹章上有黄宗汉的名字，恰好符合了恭王的心意。他的痛恨黄宗汉，由于和议而来。早在咸丰七年冬天，黄宗汉继叶名琛为两广总督，其时英俄两国兵舰已停泊吴淞口外，如果军事上没有把握，此时议和还不会太吃亏，所以当他赴广州到任，经过上海时，两江总督何桂清苦苦要留他在那里与洋人开谈判，但黄宗汉知道广东民气激昂，如果他在上海议和，到任必不为地方所欢迎，为了自己的前程，不顾一切，取道福建，到广州接了督署的大印。
因为这一耽误，英法俄美四国联军内犯天津，而黄宗汉在广州，还在迎合民心，以一股虚骄之气，鼓动民团作无谓的抗争，把局面越搞越坏。但亦终于由大学士桂良和吏部尚书花沙纳，经过美国的调停，与四国订立了“天津条约”，规定关税税则，换约，以及交还广州等等谈判，在上海开议。那时黄宗汉已回到上海，桂良自然要问问他广东的情形，好作谈判的准备，那知道他竟避不作答。这种莫名其妙的态度，桂良一谈起来，就要动气。
恭王在实际接触到国际交涉以后，认为弄成这样不利的城下之盟，以及和议再一次决裂，演变成英法联军侵入京城，天子走避，只顾自己功名，不顾大局艰难的黄宗汉要负大部分的责任。而这样一个误国的疆臣，因为依附肃顺的缘故，当时竟能调任四川总督，越发让桂良和恭王，咽不下那口气。
因为这些缘故，陈孚恩和黄宗汉的前程，当恭王复起的那一刻，就已注定终结，而当劈柴胡同肃顺家被抄，搜出那些暧昧不明的信以后，陈孚恩就连脑袋都有不保的可能。但办事有一定的程序，整治“党援”，必须等正犯先议了罪才能动手。
梓宫是十月初三到京的，由德胜门进京城，东华门进禁城，奉安皇帝正寝的乾清宫，接着举行祭典，恩赏扈从官员，忙了两天，到了初五一早，六部九卿各衙门的堂官以及翰林、御史，齐集内阁大堂，等恭王和三位大学士一到，随即开始会议，公拟顾命八大臣的罪名。
谕旨上指明派恭王召集这个会议，因此由他先发言。恭王事先是有了准备的，采取一种奉旨办理的态度，所以未曾开口，先从靴页子里掏出一张纸来，从容说道：“奉两宫太后面谕，载垣、端华、肃顺等人，朋比为奸，专擅跋扈，种种逆行，令人发指。两宫面谕此三人的罪状，我给大家念一念。”
他看着纸上的记录，念出载垣、端华、肃顺的罪名，共有八款：“一、大行皇帝弥留时，面谕载垣等立皇帝为皇太子，并无令其赞襄政务之谕，乃造作名目，诸事并不请旨，擅自主持。即两宫皇太后面谕之事，亦敢违阻不行。
二、御史董元醇条奏皇太后垂帘等事，载垣等非独擅改谕旨，且于召对时言‘臣等系赞襄皇上，不能听命于皇太后。即请皇太后看折，亦为多余之事。’当面咆哮，目无君上。
三、每言亲王等不可召见，意存离间。
四、肃顺擅坐御座，进内廷当差出入自由，擅用行宫御用器物。
第九部分慈禧全传（九）（12）
五、内旨传取应用物件，肃顺抗违不遵。
六、肃顺面请分见两宫皇太后，至召对时，词气之间，互有扬抑，意在挑拨。
七、肃顺于接奉革职拿问谕旨以后，咆哮狂肆，目无君上。
八、肃顺扈从梓宫回京，辄敢私带眷属随行。“
念到这里，恭王把那张纸收了起来，接着又说：“还有载垣等人招权纳贿的情形，我想大家都也知道，涉于琐细，不必在这里列举了。至于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这五个人，应得何罪？亦请各抒高见，以便秉公定议。不过有一层，我要特别向大家说一说，初九是登极大典的好日子，皇上践祚之初，不宜行诛戳之刑，所以我们要赶紧定议才好。”
这话已说得很明白了，要行诛戮之刑，而且就在今天要决定，那还议些什么？翰林、御史中颇有人不以恭王的话为然，但要反驳，得先考虑一下后果，这一考虑，一个个便都默不作声了。
不过许多耿直的人，惊诧不满的，还不止于恭王这种一手把持的态度，而是他所宣布的载垣等人的罪状，谁也不知道那八款大罪，究竟真的出于两宫太后之口，还是恭王自己挟天子以令诸侯？反正第一款，也是最重的一款，是“欲加之罪”。
可以说与议的人没有一个不记得，在大行皇帝弥留之际，曾明发两道上谕，第一道是立当今皇帝为皇太子，另一道派定顾命八大臣，有“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十个字，那就决非载垣、端华、肃顺三个人的“造作名目”了。固然，也有人说这十个字是杜翰写旨的时候，自己加上去的，但既经大行皇帝生前认可，便无可争议。再退一步说，果真是载垣等人矫诏，则两宫太后早就应该说话，于今在顾命八臣，拿问的拿问、解职的解职，无从申辩举证之时，作此片面的指责，那是在上者诬陷臣下，令人不服。
不服归不服，却是敢怒而不敢言。但就这样沉默着，已足以使恭王和三位大学士，觉得难堪，于是周祖培看着赵光说道：“蓉舫，你掌秋曹，该有话说呀！”
今天这一会，虽由恭王主持，实际上全要由刑部承办，所谓“掌秋曹”的刑部尚书赵光，早就想说话了，只是为了礼貌，要让三位相国先表示意见，现在既然周祖培指名征询，那还客气什么？赵光咳嗽一声，清一清嗓子，用他那浓重的昆明口音，石破天惊地说了两句话。
“大清律例上清楚得很！”他说，“载垣、端华、肃顺，都是‘凌迟处死’的罪名。”
云南口音虽然重浊，但听来沉着有力，所以赵光这两句话一出，每个人心头都是一震，对犯人本身来说，没有比“凌迟处死”再重的刑了！
看到大家凝重的脸色，恭王反倒这样问：“凌迟，太重了吧？不能减一点儿吗？”
“不能减！”赵光斩钉截铁地答道：“律例上载得明明白白，‘凌迟处死’的罪名，一共十二款，第一款就是‘谋反大逆’。坐实了这一款，就是凌迟，如果不是这一款，根本可以不死，那就谈不到凌迟了！”
赵光以刑部堂官的身分谈律例，没有一个敢轻易跟他辩驳，其实辩驳也是多余，在恭王宣布罪状时，便知载垣他们三个人，已经死定了。但凌迟处死，毕竟太残忍了些，就依八款罪名，肃顺独重这一点来说，载垣和端华，应该减刑，才算公平。
“载垣和端华，是受肃顺的挟持，”文祥徐徐陈言，“谋反大逆，亦有首从之分，似乎不可一概而论，还请公议。”
“正是一概而论，”赵光抗声答道，“律例明载，‘谋反大逆，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没有啥子例外！”
赵光一口咬定了律例，王子犯法，庶民同罪，谁也没法替他们求情。而且“谋反大逆”的罪名，亦不适用“八议”中“议亲”、“议贵”的原则，所以大家虽都觉得载垣和端华，比肃顺更冤枉，但亦只有暗中叹息而已。
“那么，其余的五个人呢？”恭王又问，这表示那三个人的罪名已定谳了。
这五个人的罪名，原来也应该有轻重的区别，杜翰附和肃顺，形迹最明显，肃顺也把他当做心腹，机密大事，都曾与议，如果说载垣等人有谋反大逆的意思，则杜翰是不可能置身事外的，所以颇有人替他捏一把汗。
幸好恭王另有衷曲，第一，他要维护他的至亲景寿，不愿苛求。其次，杜翰沾了他父亲杜师傅的光。杜受田善尽辅弼之责，才使得大行皇帝得承大统，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恭王怕人有这样的误会：说恭王当初未得帝位，都由于杜受田的缘故，宿憾未释，报复在他儿子头上。所以明知杜翰替肃顺出了许多花样，与其他四人不同，却不愿把他单独论处。
因此，会议的结果，五个人是同样的处置：革职、充军新疆。一场大狱，至此定案，六部九卿、翰詹科道，纷纷散去。会议结果的奏稿，由刑部主办，赵光亲自督促奉天司的掌印郎中，借内阁典籍厅的地方，就近办理，好让恭王当天就能上奏。
在这坐等的工夫中，恭王正好与三位大学士商量改元。十月初九登极，必须诏告新帝的年号，“祺祥”二字，早经决定取消。周祖培主张用“熙隆”或者“乾熙”又不为恭王所喜，于是经文祥、宝洌А⒉茇圭热斯餐桃椋饬恕巴巍绷阶郑丝瘫阌晒跚鬃蕴岢觯餮诟蟮囊饧�
第九部分慈禧全传（九）（13）
连周祖培在内，大家都说这两个字拟得好。但是，好在什么地方，大家都不曾说。因为这两个字的妙处，只可意会，各有各的解释，在太后看，是两宫同治，在臣子看，是君臣同治，在民间看，是上下一心，同臻郅治，足以号召人心，比李慈铭沿用宋朝的故事，建议用“熙隆”或“乾熙”是好得太多了。
果然，这个年号，大为慈禧太后所欣赏，因为两宫同治，即表示两宫并尊，没有什么嫡庶之分了。当然，她也能体会到君臣同治的意思，特别是恭王那个“议政王”的衔头，正好是同治这个年号的注解。
等年号的事谈定了，恭王随又面奏在内阁会议，定拟顾命八臣罪名的情形，同时递上了刑部主办的奏折。
听说要杀人，慈安太后胸中突然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