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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7部分

慈禧全传-第3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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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岑春煊经庚子勤王数千里的磨练,对兵事已大有阅历,上年春天由山西调广东,尚未到任,由于四川有匪骚动,特命署理川都,负责剿匪。岑春煊日行二百里,在二十天内,由山西赶到成都,随即出兵围剿,擒获匪首“活观音”,请王命斩于闹市。不过三数月工夫,奏报全境肃清。加以广西为岑春煊的老家,不凭威望,只讲乡谊,土匪亦当就抚。

  原任的两广总督德寿,是内务府司员出身。这个督抚中的肥缺,一向是皇家的外府,所以内务府出身的人放此缺的特多。官声不好不要紧,只要对“交办之件”能如上意,将内务的人敷衍好了,便无大碍。德寿的官声不算太坏,虽少才具,却能谨饬,但因此得罪了慈禧太后。两官西狩时,各省都是进贡不绝,有的丰腆,有的礼贴,如张之洞进贡,连行在怕无书可看都想到了。独有德寿的贡品,比较菲薄,李莲英跟他“借”两万银子,竟以婉言谢绝。这一来,就是没有广西的土匪,亦难安于怀了。

  不过,德寿毕竟没有什么劣迹,不能无端解任,更不能降调,所以总督还是总督,只是调了去管几已名存实亡的漕运。

  漕都是荣禄所激赏,而圣眷亦颇优隆的陈夔龙,至少得要替他找一个巡抚的缺。而巡抚的调动,首先该考虑的是广东。

  广东巡抚叫李兴锐,湖南浏阳人,底子是秀才,而以军功起家。曾替曾国藩办过多年的粮台,人品不坏。可想而知,这样一个肯实心任事的巡抚,与好作威福的岑春煊“同城”,必成水火,结果毁了李兴锐,亦未见得对岑春煊有好处,岂是保全之道。

  因此,李兴锐必须调开,另给岑春煊一个老实无用脾气好的巡抚。这个人挑中了河南巡抚张人骏。张人骏是张佩纶的侄子,为人与德寿差相仿佛,不过肚子里的墨水比德寿多得多,是翰林出身,凭这一点,可以使得他少受岑春煊的欺侮。

  这一来,陈夔龙有出路了。河南巡抚不是很肥的缺,但是很有名的一个缺,大致巡抚上面都有一个“婆婆”——总督管着,没有“婆婆”的,只有山西、山东,河南的巡抚,但山西、山东犹不免要看直隶总督的颜色,唯独河南巡抚,从文镜以来,就是不受任何总督牵制的。

  至于李兴锐的出处,却又与锡良有关。他是蒙古人,两榜出身,廉惠勤朴,在旗人中是上驷之才,本来是河道总督,此缺裁撤,调为热河都统,再继许应彛稣阕芏剑巳顺び诰拢钚巳穸哉偎拔裼邪旆ǎ略袢耍晕嫉鞔ǎ钚巳袷鹄砻龆迹透鞯闷渌恕

  这番允当妥帖的细心安排,出于瞿鸿玑一手的策划。但奏准之日,正当奕劻掌枢之后,因而无形中掠了美,都说姜毕竟是老的辣,庆王一入军机,令人耳目一新。这个不虞之誉,在奕劻自然居之不疑。可惜,扫兴的事,跟着就来了。

  说起来是奕劻自讨没趣!

  ※    ※ ※

  岑春煊有个癖好,喜欢参劾属员。督抚新任,满三月须将全省在任及候补各官,作一次考绩,奏请黜陟,名为“到任甄别”。岑春煊在四川到任之初,预备参三百人,其后幕友苦劝,也还是参了四十员。

  此时接得调任广东的电旨,岑春煊想放个“起身炮”。别人放起身炮是下条子补缺派差,他则反其道而行之。参劾的名单中,有个候补知县叫唐致远,他的父亲叫唐文耕,做过提督,与奕劻颇有渊源。唐致远被派过许多好差使,而声名不佳,得到消息,说岑春煊放起身炮,他亦是被轰的一员,少不得急电奕劻求救。

  隔不数日,奕劻给岑春煊的密电到了,说是“唐致远其才可用,望加青睐”。这个面子够大了,岑春煊只好将已经抄好的参劾名单,勾去了唐致远的名字,重新缮写。

  只是岑春煊的气量极小,心想唐致远拿大帽子压人,实在可恶!为此耿耿于怀,胸前始终横亘着一股不平之气,竟致寝食不安。到得要发炮拜折之时,突然一拳捣在桌上,狠狠地说道:“我偏不买帐,看你如何?”

  于是一面交代幕府,仍照原来的名单出奏,一面复了一个电报给奕劻,指陈唐致远的种种劣迹,末尾才说:“奉到钧示,劾疏已发”,表示歉意。

  奕劻碰了这么一个钉子,才知道岑春煊真个不好惹。无奈他先是慈禧太后的宠臣,自四川剿匪以后,声望渐隆,已成督抚中的重镇,只好先容忍着再说。

  除此以外,奕劻得意之事颇多,最令人艳羡的是,载振从日本参观博览会,并考察商务回来,密罗紧鼓的筹设商部,载振竟当上了第一任的尚书。商部经管铁路、矿务、工商,一切兴利的实业,都归掌握,谁都看出来,是比户部还阔的一个衙门。

  这是袁世凯的策略,利用商部来收盛宣怀的权,同时亦是为自己练兵筹划出一大饷源。

  “练兵要筹饷,筹来的饷,可不一定都用在练兵上头。”袁世凯向奕劻说:“太后不是想修佛照楼吗?”

  听到最后一句话,奕劻精神一振。他就领着管理奉宸苑、管理颐和园的差使,重修颐和园,有那桐在想法子,可以不管,重修西苑是前不久慈禧太后当面交代,责成办理,而经费无着。正当巧妇无米为炊之时,却说邻家有余粮可以接济,自然喜逐颜开了。

  “不是你提起,我再也想不到。李少荃当年办海军,就是因为上头要修颐和园的缘故。如今要重修西苑,你的兵就练得成了。”

  “是的。不过如今北洋,不比当年的北洋,当年北洋有‘海军衙门’……。”

  “这倒不要紧!”奕劻打断他的话说:“如今一样可以设练兵处。”

  “王爷说得是。”袁世凯略停一下说:“我的意思,就设练兵处,也别管筹饷,庶几远避嫌疑,名正言顺。”

  奕劻想了一下,点点头说:“你的意思我懂了。筹饷仍旧是户部的事,这样子,挪在西苑的经费,北洋可以不担任何责任了。是这话不是?”

  “什么事都瞒不过王爷。”袁世凯陪着笑恭维。

  “你的想法不错,不过不容易办。”奕劻微皱着眉,“鹿滋轩越来越刚愎自用了,崇受之说不动他。”

  “换个能说得动他的人就是了。”袁世凯很轻松地说:“不有个现成的那琴轩在那里吗!”

  于是,不到三天,户部尚书崇礼由协办大学士升为大学士,遗缺由那桐坐升。重修西苑的工程,亦就自此为始,渐有眉目了。

  ※    ※ ※

  “老佛爷的意思,仪鸾殿不必再修,就修好了,老佛爷也不能再住。为什么呢?瓦德西住过,何况,”那桐放低了声音说:“都说赛金花在仪鸾殿伺候过瓦德西。这么个窝囊地方,能作太后的寝宫吗?”

  “那么,”奕劻问说:“不修仪鸾殿,要干什么呢?”

  “老佛爷想修一座佛阁子,名字都有了,就叫佛照楼,图样也有了,是洋楼。”

  “佛阁子修成洋楼?”

  “不但修成洋楼,还要安上电灯。”

  “越出越奇了!”奕劻笑道,“菩萨也时髦了!闲白儿收起,先看看图样,问问工价。”

  “工价?”那桐答说,“最少也得五百万。”

  接下来就要谈钱了。回銮之后,百废皆举,又行新政,在在要钱,因此,筹划财政是朝廷格外重视的第一大事,特派奕劻、瞿鸿玑会同户部办理。一年多以来,清查屯田,整顿浮收,改铸银元,开办烟、酒、印花税等等,可开之源几乎都想到了,但成效不彰,奕劻不明其中的道理何在?“这个道理还不容易明白?‘人不为己’……,”那桐将那粗鲁俗语的下半句“男盗女娼”咽了回去,略停一下说道:“各省还是积习不改,只顾自己,不顾朝廷。照我看,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照庚子年春天,派刚子良到各省去清查坐催的办法,派人下去,一省一省调帐出来看,凡是截留的、亏空的、应收未收的,一概把它挤出来。”

  “不好!不好!”奕劻大摇其头,“那样一来把各省的地方官都得罪完了,以后不好办事。”

  “那么,用第二个办法,摊派!”

  奕劻想了一会,点点头说:“这个办法可以,反正朝廷要这么多钱,缺分的好坏,也是大家都知道的,公平照派,谁也没话说。这件事,你跟瞿子玖去谈一谈。”

  瞿鸿玑颇不以为然。他认为整顿财政,重在创行制度。而凡是制度初创,必然速效难期,行之既久,成效渐彰,才是一劳永逸之计。不然,何以谓之整顿?那桐听他这么振振有词地说出道理来,无以相难,只得把摊派的办法搁下下来。

  一搁搁到秋天,袁世凯着急了,因为简练新兵的计划,自袁世凯的得力部下段祺瑞、冯国璋从日本参观大操回来,加紧拟定,业已粲然大备,决定在京师设立练兵处,由奕劻以管理大臣挂名,而袁世凯以会办大臣负其全责。以下有帮办大臣,提调襄助,下设军政、军学、军令三司,司下设科,科设监督。第一期练两镇兵,左镇保定,右镇小站,每镇一万两千人。另挑满洲、蒙古、汉军二十四旗的闲散兵员六千人,编练一支“京旗军”。至于各省则设督练公所,以督抚为督办,下设兵备、教练、参谋三处,练兵多寡,量力而为。

  各省练兵,袁世凯可以不管,左右两镇新兵,则已委出旧部,着手在招募了。有兵无饷,哗然生变,是件非同小可的事。所以袁世凯特派直隶藩司杨士骧进京公干,其实是专为去见奕劻,催询筹饷的切实办法。

  就在这时候,外务部与户部的堂官有了变动。王文韶以大学士管理户部,开去外务部会办大臣的差使,调那桐为外务部会办大臣兼尚书。达因为外务部四司,其中“榷算司”管理关税及华洋借款,以及出使经费等等,无论开源节流,都与筹饷有重要关系。另一位会办大臣兼尚书就是瞿鸿玑,每天在军机处,不常到部,所以那桐调外务部,是为了“当家”去的。

  而那桐人在外务部,却仍能管到户部的事,这也是奕劻与那桐想出来的办法,在户部特设“财政处”,命“外务部尚书那桐,会同庆亲王奕劻、瞿鸿玑办理户部财政处事务”。这一来管理户部的大学士王支韶,满汉两尚书荣庆、鹿传霖的权力,便被大大地侵削了。

  这继那桐遗缺的荣庆,是蒙古正黄旗人,翰林出身,十来年工夫,爬到了内阁学士,翰林开坊,熬到这个职位,就快要出头了,内转当侍郎,外放做巡抚,入于庶境。但补缺有一定班次,蒙古学士却不易迁转。所以等了三年,内转为“大九卿”末座的鸿胪寺正卿,再转通政副使,外放山东学政,内调大理寺正卿,兜了一个大圈子,才做到仓场侍郎,还是署理。

  仓场侍郎驻通州,专管天瘐正供的京仓,是个肥缺。荣庆的操守不坏,而且颇能除弊兴利,因此,以和议成后会办善后事宜,及充任政务处提调的劳绩,调升为刑部尚书兼充管理大臣。

  兴学育才为新政要目之一,而举国普设新式学堂,筹措经费,犹在其次,第一大事是订学制。张百熙自受命为管学大臣以后,倾全力于此,每采西法,多所更张,而守旧派不仅大为不满,竟是大起恐慌。其中又夹杂着旗汉之争,以致新式学制备受攻击。荣庆得以脱颖而出,为了他是旗人,又是进士,而赋性保守,正好用来抵制张百熙。

  结果可想而知,必是彼此掣肘,一事无成。正好张之洞奉召入觐,他作过一篇洋洋洒洒的大文章,名为《劝学篇》,本意是戊戌政变之时,为了自辩其非新党,写这篇文章表明“中学为体”,不悖历来圣贤的遗训。而结果却是获致了不虞之誉,都道新式学堂以两湖为最盛,全是张之洞的功劳,如今拟订学制,自非借重此人不可。

  因此,张之洞入觐之后,一直未回原省,奉旨“会商学务”,而实际上是由他一手主持。

  张之洞有种很特别的脾气,“凡所建设,必开风气之先,而凡所主张,必与时尚稍殊,若有良友之诤谏,舆论之挽达,则持之益坚。”所以正当举国竞谈时务之际,他对学制的拟订,却偏于保守,与张百熙不协,而与荣庆恰为同道。

  这就意味着张百熙落了下风,荣庆是成功了。为了酬庸起见,调任荣庆为刑部尚书,再转户部,顶了那桐的缺。但他这个户部堂官,只管例行公事,凡有更张,是奕劻、瞿鸿玑、那桐行使会办户部财政处的职掌,径自议定上奏,并无荣庆置喙的余地。

  因为如此,杨士骧进京,催问饷源,不找荣庆,只找那桐几经磋商,有了差强人意的结果。

  “摊派是必不可免的了!”那桐断然决然地说:“不管瞿子玖怎么说,都不必理他。只要自信得过就行。”

  于是,定了两项摊派的办法,奏请核定,颁发上谕。

  一道是摊派烟酒税,“说是百废之兴,端资经费,现值帑藏大绌,理财筹款,尤为救时急务。前经户部通行各省,整顿烟酒税,以济需要,乃报解之无多,实由稽征之不力。据直隶总督袁世凯奏,直隶抽收烟酒两税,计岁入银八十余万两。以直隶凋蔽之区,犹能集此巨款,足见该督公忠体国,实心任事,殊堪嘉尚。即着抄录直隶现办章程咨送各省,责成该将军督抚一体仿行,并量其省分之繁简,派定税款之多寡,直隶一省,即照现收之数,每年仍派八十万两;奉天省每年应派八十万两;江苏、广东、四川各省,每年应派五十万两;山西省每年应派四十万两;江西、山东、湖北、浙江、福建各省,每年应派三十万两;河南、安徽、湖南、广西、云南各省,每年应派十万两;甘肃、新疆各省,每年应派六万两;

  通计以上二十一行省,每年派定税额共六百四十万两。”

  再有一道上谕,是整顿浮收及契税,照例亦有一番冠冕堂皇的话开头:“现在国步艰虞,百废待举,而库储一空如洗,无米何能为炊?如不设法经营,大局日危,上下交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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