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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部分

狂花凋落-第51部分

小说: 狂花凋落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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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频的接触,并没有给博索安或者黄一煌带来特别幸福甚至一般性幸福的感觉。两人在喝酒之后,想起前途渺茫,每每总是相对无言,潜然泪下。有时,他们喝醉了酒,便在寝室里大唱中国“文化大革命”前那些电影、歌剧流行插曲,唱得隔壁宿舍的教官来看热闹,跟着学唱。在“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由于规定一切都“中国化”,所以唱中国歌曲不算违反校规,连餐厅里都在播放中国的样板戏录音哩。

但是,傅索安、黄一煌仍然逃脱不了厄运。他们两人在寻欢作乐、哭哭笑笑的时候,没有意识到正有阴影向他们逼拢来。这个阴影就是想吃天鹅肉没有吃成倒险些吃毒针、子弹的固田一郎。这个日本教官在那次被黄一煌揽了好梦后,对黄一煌恨之入骨,却又无可奈何。后来,他发现黄一煌老是往傅索安寝室里钻。便明白两人准搞上了。固田一郎一下子真是气冲斗牛,火撞顶梁,真恨不得扔一颗炸弹把傅、黄两个炸死。在“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像固田一郎这样的担任暗杀课程教官的角色,要弄一颗炸弹当然不是一桩犯难事,但炸弹爆响后,他自己也完蛋了,所以固田一郎不想干那样的傻事。作为一个老特务,要料理傅、黄两人,办法有的是。

固田一郎稍微动了动脑筋,就想到了一个不错的主意。

固田一郎有个酒友——窃听课教官亚历山大,此人是苏联秋明市人氏,原是大学讲师,因搞窃听仪器研究小有成就,被克格勃技术管理局物色去。原本是指望他进一步有所发明创造,弄几样全球一流的间谍窃听器出来。不料亚历山大是个扶不起的阿斗,进了克格勃,拿了高薪的,只顾酗酒,对技术是得过且过,不求上进。而他的周围,都是苏联最好的通讯专家,大家待在一起,难免相形见细。于是,克格勃办事管理局把他调来“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当教官。亚历山大只有一样爱好——嗜酒,只要有酒喝,他就感到幸福;谁给他酒喝,他就和谁合得来。固田一郎抓住这点,请亚历山大喝了几顿酒,又送给他一箱中国竹叶青酒,他就答应协助固田一郎料理傅索安、黄一煌。亚历山大交给固田一郎一瓶不知名称的药液,让他乘傅索安不在的时候偷偷喷在她寝室的玻璃窗上。这药液是无色透明的,喷在玻璃上迅速挥发,在表面形成一层看不见的薄膜。当室内人说话时,声音产生的振荡波会使这层特殊薄膜散发出一种声波信号,而在附近二十米之内的接收仪器会把信号接收下来,还原成声音,留在录音带上。

1972年11月上旬的一天,固田一郎走进“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布特卡校长的办公室,把一盘录音带放在桌上,报告说这是女教官傅索安和高级班学员黄一煌的奸情实录。布特卡校长听了录音,感到震惊。使他震惊的原因倒不是男女奸情,而是这两人的身份:女教官、男学员,同是中国人,一样的知青叛逃者。如果这两人勾搭在一起,策划些其他阴谋,诸如组织中国知青学员搞什么行动,那岂不大大糟糕?

布特卡校长这样想着,便决定对傅索安、黄一煌作出严厉处罚。但博索安是教官,根据克格勃的规定,行政不属特务学校管,而属克格勃人事管理局管。于是,布特卡拿起了和莫斯科克格勃总部直通的专线保密电话的送话器,向总部报告了“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发生的这件丑闻。

克格勃总部很快就下达了处理决定:棒打鸳鸯,撤消傅索安的教官资格,立即派人送往莫斯科。黄一煌禁闭半月,由高级班改为中级班。

“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迅速执行克格勃总部的命令,傅索安被叫往校部,听了处理决定即被软禁。黄一煌当即被投入禁闭室,当他半个月后被解除禁闭时,傅索安早已被送往莫斯科了。

关于傅索安被送往莫斯科后的情况,将在下一章 中叙述。这里说一下黄一煌的结局:“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中级班的学期是一年,黄一煌从禁闭室出来后,在中级班里待了不到半个月就到期毕业了。“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毕业生不能享受去上高加索休养的待遇,只能在贝加尔湖畔的一个克格勃疗养院里休养一周到十天,然后直接接受克格勃对外谍报局第六部中国处官员的指令,或派赴中国从事谋报活动,或被分配到苏中边境城市的克格勃分局边工作边待命。

黄一煌在休养期满后,即接受指令潜赴中国,在知识青年中发展特工,对他们进行以破坏为主的训练,为可能发动的侵华战争作“敌后潜伏行动”的准备。

黄一煌在动身前,要求和在苏联的父母通电话,未获准,退而求其次要求写信,也被拒绝了。克格勃官员说等他这次完成任务从中国回来后,再考虑这些问题。1972年12月22日,黄一煌从乌苏里江的冰面上越境潜入中国,摇身一变,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情报部第一局”翻译。经过一番活动,黄一煌把原先跟他同一军垦农场的知识青年张边等七人发展为特务,组成了一个特务小组。黄一煌让张边七人利用探亲假、病假、事假等机会,分别秘赴哈尔滨、大庆、佳木斯、长春、延边等地,由他向他们传授爆破、投毒、收发报、格斗、暗杀、照相等特务技能。不久,黄一煌返回苏联。

1973年11月,黄一煌再次受派遣潜入中国东北地区进行谍报活动,被我公安机关捕获,于1974年6月被判处死刑,随即执行。黄一煌所发展的张边特务小组,也在1973年底被破获,七名成员悉数落网。

第十三章 美国男篮失利之谜

  32

美国大学生男篮代表队怎么也没

有想到,由于傅索安的“工作”,

他们即将到手的冠军杯不翼而飞!

傅索安被布特卡少将所派的两名警卫送往莫斯科后,当晚住在克格勃对外谍报局第二招待所。次日,来了两名克格勃人事管理局的军官,向她传达了人事管理局的命令:转往莫斯科郊外的一处别墅暂住,先把在“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犯错误的过程写出来。传达完毕傅索安即被“请”上他们开来的轿车,直送郊外别墅。

傅索安一下车,马上认出自己曾经来过这里:1968年她刚叛逃过来时,克格勒对她的最初审查兼俄语培训就是在这个名叫“诃达乌拉”的小镇外的这幢别墅里进行的。记得当时有两个克格勃女特务监视她,顺带教她俄语。时隔四年多,这幢别墅不但没有破落下来,反倒变得焕然一新,红瓦粉墙,色泽鲜艳;门窗洁净,油漆锃亮,可见得克格勒还准备长期使用下去,所以出资修缮了一下。

别墅已经有了一个管理员,那是一个四十五六岁的身高体胖的苏联女人,金黄色的头发仍然油润光亮,显示出她体内蕴藏着的青春活力。从她的脸型和五官分布状况推断,在二十多年前还未发福时,她一定是一个惹人注目的美女。傅索安在和她握手时,发现她的眼睛里闪出一种异样的神色,于是马上意识到这个胖管理员肯定也是特工。后来,傅索安果然得到了证实,这个名叫“玛丝诺娃”的胖女人在卫国战争时期乃是伏尔加格勒地区有名的神枪手、令德国鬼子一听名字就头痛不已的游击队女英雄。

傅索安在别墅住了下来,玛丝诺娃对她很客气,但限制得很严,比如不准她打电话,不准单独外出,不准喝酒。傅索安听了,马上想起了1968年她在这幢别墅中所住的提心吊胆的那段日子,没想到四年多以后,她已经为克格勃出生入死卖过命了,竟还是这样的遭遇,顿时大怒,不顾一切地大叫道:“不打电话可以,我也没通电话的对象。但是,不让我外出,不让我喝酒,不行!不行!”

游击队女英雄见她摆出了一副拼命的架式,不禁有些(炫)畏(书)惧(网),马上拉傅索安坐下,送上一杯咖啡,说她马上打电话向上级请示。请示结束,上级作了让步,同意傅索安在河达乌拉镇区域范围内自由活动;也能喝酒,但每天只能喝一百五十克烧酒或者三瓶啤酒,费用自己支付。傅索安这才安定下来,但马上想起自己身边没有多少卢布,便立刻写了一封信给“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要那边把她存着的全部钱项寄往人事管理局转给她。

三天后,人事管理局的那两个军官来到了别墅,进门就向傅索安索要所写的材料。傅索安把几张纸放在他们面前,对方一看,勃然作色:“怎么用中文写的?”

傅索安也沉着脸,冷冷地说:“‘契他伊斯卡雅’学校的一切都是中国规格,并且规定只准使用汉语、中文,我在那里待了那么长时间,又已经习惯用中文写东西了。”

“傅,看起来,你对母语还是一往情深啊!”

傅索安听出了这句话的弦外之意,回答道:“随便你们怎么说吧,反正就是这么回事。”

另一个军官见话不投机,开口道:“算了,其他不说了吧。傅,你知道,克格勃人事管理局所经办的所有文字资料,都必须送交档案中心作永久保存的。所以,你这份材料还是用俄文写比较合适。”

“我的俄文写作能力本来就有限,现在这么长一段时间不使用,早就忘记了不少,没法写。”

“没关系,我们马上给你送一本《俄文词典》来。”

当天下午,果然有人送来了一本《俄文词典》。傅索安这才重新改用俄文写,其实是把中文写的翻译一遍。这对于她来说,是情感上的一个折磨,因为她已经对黄一煌产生了很深厚的感情,重写一遍等于是重新回忆一遍以往两人的交往经历。傅索安写到有几段,禁不住潸然泪下,有一次竟失声哭了起来。

玛丝诺娃起初对傅索安的举动不理解,见她掉泪便过来劝慰,都被傅索安不耐烦地赶开了。两天后,是傅索安来别墅的第一个周末,玛丝诺娃精心烧了几个菜,又拿来一瓶伏特加,说这是她的酒,不在限定的数量之内。傅索安喝了半斤多酒,头有些晕胀,情绪却昂奋起来,向玛丝诺娃说了许多她和黄一煌的事,又说了她对黄的思念之情。玛丝诺娃当时没说什么,但是次日肯定向克格勃报告了,因为隔天人事管理局的军官来取材料时,当面警告傅索安要记住自己是克格勃的一名特工,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把持得住自己的情绪和言行。之后,傅索安再也不和那个胖女人一起喝酒了。

三天后,那两个军官又来了,看上去神情极为不高兴,气鼓鼓的就像两匹误吞了辣椒的公马,傅索安估计和她写的材料有关。

果然,他们坐下后开口了,说她在材料中光写经过不写认识,这是一种很不严肃的态度。然后,他们要求傅索安重新写一份材料,里面一定要着重谈及对这起事件的认识。

傅索安说:“我不认为这是一起事件,这只是我的私事。”

“但是,你严重违犯了克格勃的纪律!”

“‘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的校规中并没有禁止教官谈恋爱我违反了什么纪律?”

“傅,你不要忘记,当你从谍报学校毕业后正式成为克格勃光荣的一员时所作的‘军人宣誓’那里面有‘任何事都不向组织隐瞒这么一条!”

傅索安被他们一提,想起了那年在从凯斯洛夫斯克州的列车上中途被捕的事,又冒火了:“忘记的是你们!我根本没参加过什么‘军人宣誓’那样的仪式!”

对方大为惊讶:“是吗?不可能!这决不可能!”

“怎么不可能?我离开高加索的奥克特亚巴尔温泉疗养院后,就去香港执行任务了。”

那两个军官面面相觑看了一阵,其中一个说:“不谈这个了!

让我们言归正传,还是谈这份材料,你得写上你对这桩错误的认识。”

傅索安摇摇头:“除非我知道我违犯了哪一条规定后,我才能写。”

对方恼了,拍着桌子:“你写不写?”

傅索安也拍桌子:“不写!”

“好!你就等着吧!”两人气呼呼地穿上大衣,戴上帽子,出门而去。

傅索安奔到楼上自己的卧室里,一头扑在床上,“呜呜”地哭了起来。她感到自己心里很难过,只想发泄,但又找不到合适的方式和对象,只好采用这种女人最原始的最常见的方式。至于害怕,她倒没想过。事实上,还在和黄一煌厮混时,她就没有害怕了,因为她已经考虑过自己的前途,认为绝无“光明”可言。她也好,黄一煌也好,都不过是克格勃的廉价工具,只要还可以利用,就会不断地被利用。没有利用价值了,就会一丢了之,毫不足惜。现在,她顶撞了人事管理局的官员,随便他们怎样打发自己。如果把她送往劳改营,混得下去就混,混不下去就自杀,当初她刚逃来苏联时最怕的遣返中国现在已不复存在,因为她知晓了不少克格勃的内幕,克格勃肯定会担心她泄露。

从次日起,傅索安就在等待人事管理局对她的惩罚。但是,三天过去了,没什么动静。一周过去了,仍不见有人来。倒是“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把她存在账上的卢布寄来了,但人事管理局只给了她八百卢布,其余的存在账上,这又使傅索安恼火了一阵。有了钱,傅索安也不管什么“上级指示”,喝起酒来天天突破一百五十克的标准。玛丝诺娃作为监视者,肯定把她的表现向上面报告了,但既然连顶撞官员也没什么反应,这又算什么呢?也许,傅索安买醉的行为反倒使上级放心了也说不定。

傅索安有时在别墅里待问了,就单独或约上玛丝诺娃去附近打猎。她们没有猎枪,就各显神通:玛丝诺娃拿出当年打游击时对付飞禽走兽的伎俩,傅索安则使出在特维尔谍报学校所授的野外生存技能。两人相得益彰,每次总有收获。

这样糊里糊涂过了三个多月,转眼到了1973年4月上旬。一天,一辆越野吉普开到了别墅前,从车上下来一个苏联军官,傅索安认出正是自己顶撞的那位,尽管早已有送劳改营的心理准备,但一颗心仍像不服管教的小鹿那样,在胸腔里怦怦乱跳,一下一下捶得喉咙口一阵阵发紧。傅索安站在别墅的台阶上,居高临下望着朝她走来的克格勃军官,意外地发现对方脸上露出一种轻松的、近似微笑的神情,她心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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