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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部分

狂花凋落-第45部分

小说: 狂花凋落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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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人护送,而曾厚望的“水土不服”恰恰构成了这个条件。倪炯敏于是决定在这上面找找线索,他通过“先锋厂”党委动用了保密电话,先和核基地方面取得联系,通过对曾厚望的调查排除了其参与密件盗窃的可能性,接着便和公安部通话,要求速向卫生部有关专家了解有关西南“水土不服”症的各种症状。北京很快就来了回电,告知了症状,倪炯敏发现曾厚望的症状仅在初期和“水土不服症”相符,之后便完全不符,于是便怀疑有人在里面做了手脚,企图人为制造一人护送密件的结果。这一怀疑最有理由的依据是曾厚望的两次卧床输液的时间恰恰和试样分析结束的时间相同。倪炯敏当即决定要在这上面重点查一查,但他担心一下子把矛头转向“先锋厂”会打草惊蛇,所以提出先作为一般刑事案件在全厂(包括家属区)作普遍查摸。其实,倪炯敏心里已经有数:如果案情确如他所估计的,那么无疑这一定是一起政治性间谍案件。

当下,吴荣德听倪炯敏如此这般一说.惊得目瞪口呆,好一阵才说出一句话来:“会是间谍案?”

“如果案情确和曾厚望两次患病有因果关系,那么这无疑是一起间谍案!”

吴荣德向倪炯敏请教接下去应当如何着手侦查,倪炯敏说:“先从曾厚望的治病查起:是谁给曾治的?采取了什么措施?服了什么药?药物来源?给药途径?根据查得的情况再作下一步安排。”

吴荣德说:“好!我马上作安排!”

倪炯敏又说:“为防止打草惊蛇,要给外界形成一个假象:把今天在厂区内调查的人仍抽出去在原定的四处地方进行调查,使人以为今天一天的调查只不过是走过场,应付公安部专家。当然,接着开始的厂内调查应当是绝对保密的。”

“是的。

对“先锋厂”研究所医务室的调查,根据倪炯敏的安排开始悄然进行。倪炯敏作为一名刑侦专家,所考虑的每一步都是慎密、细致的,他认为曾厚望看病可以不用病历卡,不作病史记载,但是既然用了药,那么就要开处方,而处方上必须有医生的签名。所以,给曾厚望开处方的那个(或者几个)人便是给曾厚望看病的医生,调查就从他(他们)身上开始,当然必须是在绝密条件下进行的。

“先锋厂”公安处请研究所财务科以“查账盘库”为名,出面对医务室的库存药品、处方等进行检查。财务人员根据公安处事先的指点,把注有“外来人员曾厚望”字样的几张处方暗暗抄了下来。

吴荣德一看,都是诸慧丽所开。情况报到倪炯敏那里,倪炯敏问:“诸慧丽是怎么一个人?”

公安处刘城副处长说:“她是个20多岁的青年女医生,1969年来我厂工作的,先在厂医院当内科医生,半年前才调来研究所医务室。”

倪炯敏眨了眨眼睛:“调她的档案!”

半小时后,诸慧丽的档案袋已经放在倪炯敏的面前。倪炯敏详细阅读了有关内容:诸慧丽,1944年12月出生于河北省唐山市的一个矿工家庭,父亲是矿工,母亲家庭妇女。1949年初,她过继到伯父名下,赴北京随伯父母(亦即以后的父母)生活。其伯父母均系革命干部,分别在水产部和北京市物资局工作。诸慧丽自小学起,一直至西南医大毕业,皆品学兼优,多次获奖,在大学里已经参加中国共产党。1967年,她从西南医大毕业,因“文化大革命”而到1969年3月才分配工作,赴“先锋厂”医院担任内科医生。来厂后表现不错,是研究所行政线党支部委员。

倪炯敏把材料袋装进档案袋,问道:“她结婚了没有?”

吴荣德说:“还没有。最近正在谈恋爱,对方是本厂的一个工程师,和她同年,西安交大毕业的,也是1969年分配到我厂的,表现很好,已入党了。”

“两人谈了多久,关系怎么样?”

“谈了三四个月,关系处于初级阶段。”

倪炯敏沉思了一会,说:“从这些情况来看,诸慧丽应当没有问题。”

吴荣德、刘城互相对视了一眼,不约而同道:“可是……”倪炯敏打断道:“可是我仍旧认为案件的毛病应当出在医务室。”

“那下一步怎么办?”

“还是盯着那里查,不过要换一个方向,查查他们那里最近是否有人外出过——哪怕是半天。”

吴荣德情研究所劳动人事科悄悄查了一下,整个二月份医务室无人外出。这个“外出”指的是离开“先锋厂”范围,医务室全体人员都住在“先锋厂”家属区,成家了的住公房,单身的住宿舍。

“先锋厂”厂区相当于一座小城,各个进出口都有军人和公安处人员把守,出入都须登记,所以一查就能一目了然。到这分儿上,别说吴、刘两个处长和小唐、小金了,就是倪炯敏本人也傻眼了。几个人凑在一起嘀咕。这事怎么着?怎么横查竖查都不着边儿?倪炯敏无咒可念,心烦意乱,他还得每天和北京通电话,向公安部汇报侦查工作情况。这天晚上打过电话,大概受到指责了,回到卧室沉着脸道:“咱先扔下案子,喝酒聊天吧。”

于是,五个人喝起了酒。因为心里兜着案子,聊着聊着还是聊到了这上头,小唐突然提出了一个问题:“既然医务室没有人外出,那就说明密件并非那里的人所扒窃——当然目前还不能排除与案情有关的可能。但是,是不是可以反过来考虑一下:外面的人是否进过‘先锋厂’,与医务室的嫌疑人接触,双方互相策划并作案?”

倪炯敏眼睛一亮,盯着吴荣德、刘城:“有这个可能吗?就是外来人员能否进厂?”

刘城说:“外来人员若是工作关系要进厂的,必须经国防科委批准并出具贴有照片的公函,凭公函经我厂核批后方发给‘临时通行证’。但是,若是只进入家属区,那就只需接待方登个记就行了。

当然,根据规定,那只限于本厂人员的亲属。”

倪炯敏(炫)恍(书)然(网)大悟:“弄了半天,原来你们是内外有别——生产区和家属区是分开实施安保的。这就好了,照小唐说的去查一查外来人员最近是否有访问研究所人员的,尤其是医务室。”

吴荣德兴奋得差点手舞足蹈:“查!查!查!立刻查!老刘,你去办一下,这里坐等回音!”

刘城立即出门,去公安处办公室往“先锋厂”通往外面的四个卡子打电话,让火速查明2月份外来人员找研究所人的名单,一会儿,他拿着一叠纸条兴冲冲地奔进来:“有门儿!有门儿!”

这“门儿”就是名单中果然有找研究所医务室的,来人是个女知青,登记本上填着名叫卞学君,贵州省榕江县九里坝公社新花大队插队知青。二十三岁。接待人是邝裕祥,系卞之舅父。2月1日抵达,2月29日离开。

倪炯敏看了那张纸条,问道:“这个邝裕祥是什么人?”

“研究所医务室主任,一个有着多年医疗经验的内科医生晤,倪老师要不要查阅档案?”

“暂时不查。我们还是先查一下那个卞学君吧!”

吴荣德说:“对!分两步查:一是马上和榕江方面联系,是否有此人。二是家属区查摸,弄清她来这里的目的及活动情况,重点是2月28日上午案发时间的行踪。”

“对!”

调查进展神速,次日中午,两项结果都已获取:一、榕江方面称确有卞学君这么一个女知青。二、邝裕祥夫妇同在“先锋厂”工作邝妻春节前去南京老家探亲,至今未归,邝一人居住,外甥女来后与他做伴,他似乎不大怎么陪她玩耍,那姑娘一直待在家里看书看电视、听留声机,2月28日的去向因不能向m调查,所以无法知晓。”

吴荣德说:“就这些,似乎不大有价值。

倪炯敏胸有成竹道:“我始终盯着曾厚望那两次‘水土不服’不放,现在冒出这个女知青来,哪有轻易放弃的道理?往下查!三管齐下——第一,派人去榕江找卞学君当面询问。第二,找诸慧丽调查给曾厚望看病是怎么回事。第三,查阅邝裕祥的档案。”

刘城副处长带了两名女刑警赴榕江去找卞学君调查。这边,小金和吴荣德找诸慧丽一调查,不禁大出意外:原来,诸慧丽在着节后临时借往“先锋厂”医院去了,到2月29日才回来,在这期间,她根本没去过研究所医务室,更谈不上开处方了。

倪炯敏亲自查阅档案,也有收获:邝裕祥,1930年出生于贵阳市的一个医生家庭。1951年,他考取上海医学院,五年后毕业,被分配到第二机械工业部工作,由于表现积极,被吸收入中国共产党组织。次年,经部人事部门决定,担任苏联援华专家组保健医生,直至1959年底。之后,一度仍调往第七机械工业部担任医务方面的工作,还借调去过北京协和医院。1965年“先锋厂”组建时,国防科委把他调来,先在厂医院担任内科主任,后来研究所组建医务室,考虑到他技术全面,并且有过当保健医生的经历,便委他担任了医务室主任。邝自参加工作以来,一贯表现积极,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模范共产党员”。邝妻强秀凤系“先锋厂”医院药剂师,平时表现也不错。倪炯敏把档案材料连看了几遍,临末目光停留在“1957年3月至1959年12月,担任苏联援华专家组保健医生”一行文字上,皱起的眉头使目间皮肤形成了一个“川”字。在公安部,他虽然不是搞政治保卫工作的,但对那个部门的一些材料(尤其是五六十年代即“文革”前的)并非一无所知,他听说过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中期破获的一些反革命特务案中,有的案犯就是在和苏联援华、访华人员的接触或者留学苏联时,被克格勃特工拉下水而成为出卖祖国的间谍的。因此,他产生了联想:眼前这个邝裕祥有过与苏联专家的接触,会不会被混迹其中的克格勃特工拉下水了?这个联想固执地占据着倪炯敏的思维空间,最终成为一个疑点,而被他在本子上记录了下来。

次日,转榕江调查的侦察员风尘仆仆驱车而归,带来了同样令人出乎意外的消息:榕江县九里截公社新花大队确有一个名叫卞学君的女知青,查其档案,系贵阳市人,1966届初中毕业生,1968年去榕江插队落户,她的舅舅是邝裕祥,“先锋厂”医生。但是,卞学君今年春节并未离开生产队,她那个集体户的全体知青都留在乡下和贫下中农一起过了一个“革命化春节”。侦察员还带回了一张卞学君的照片,果然和邝裕祥的邻居所说的那个“卞学君”相貌不同。

这样,事情基本上明了了:一个女特嫌分子冒卞学君的身份混进“先锋厂”家属区潜伏下来,在邝裕祥的配合下于2月28日去将军坟汽车站窃取了曹秋林所携的密件。

侦查指挥部当即决定:立即传讯邝裕祥!

leqZ年3月8日深夜,“先锋厂”公安处的两辆吉普车悄然驶至邝裕祥所住的楼下。侦察员叩门而入,向邝出示了由厂党委批准的《传讯通知》,把邝请上了汽车,直驶公安处。与此同时,对邝宅和研究所医务室的搜查也开始了。侦察员经过细致的搜索,抄到了他裕祥用于特务联络的密写药水、工具以及两本密码。此外,还查获了特嫌分子作案时所供的那个被误认为是“狗爪子”在曹秋林身边出现过的可疑人物的衣着特征正好相符。在绒线帽里发现女性长发一根,这为后来追踪、认定间谍案犯提供了铁证。侦察员把搜查结果报往侦查指挥部时,吴荣德、刘城以及倪炯敏的两位助手小金、小唐对邝裕祥的讯问正在进行。邝裕祥初时自然拒绝招供,一口咬定公安处抓错人,扬言要到北京国防科委去告状。待到侦察员把他自以为密藏得天衣无缝的密码等证据送进来时,这才傻了眼,接着就痛哭流涕,跪地不起,磕头如捣蒜。吴荣德没料到这个平时一向自视清高、自命不凡的高级知识分子竟会弄出这副腔调来,不禁看得怔了。片刻才回过神来,亲自下座上前把他扶起来,说:“老邝,你别这样,事情到了这地步,还是老老实实交代清楚为好。你那个‘外甥女’已经走了一个星期了,我们还得找她追回密件,你早一分钟交代,我们就早一分钟追回密件。否则,时间耽误了,出了更大的漏子,对你可是大大不利!”

邝裕祥这才停止哭嚎,坐在椅子上,一边抽泣,一边抹着眼泪鼻涕,断断续续地作了交代——诚如倪炯敏所估计的,邝裕祥早在1958年7月间,就在陪苏联专家去北戴河休养时,被混迹其间的克格勃特工软硬兼施拉拢,答应为克格勃工作。那个披着“专家”外衣的克格勃特工利用平时和邝裕祥的接触,对其进行了收集情报、使用密写工具、联络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并给了一些钱。但是,并没有下达活动指令。1959年12月,专家组撤回了苏联。临行前,那个克格勃特工吩咐邝裕祥潜伏待命,伪装积极,取得信任,以便日后大展鸿图。邝裕祥具体做的事情,就是每隔三个月把自己的境况向澳门的伯父(他是一个本分的老中医)写信告知就可以了。

从1960年3月开始,邝裕祥严格遵照指令执行,每季度向澳门伯父处写一封信。克格勃方面对他就像忘记了一样,从来不联络,也不下达活动指令以及发放特务经费。这种情况使邝裕样产生了一种“得以解脱”的想法。他的“下水”出于迫不得已,后来他曾为之懊悔不已,所以当克格勃那么长时间不理睬他时,他很是轻松了一阵。但这毕竟是暂时的,克格勃既然拉他“下水”了,自然不会轻易放弃,他们不过是在等待时机。到了1965年,邝裕祥被调来“先锋厂”后,马上就有密信寄来,命令他提供情报。“先锋厂”作为一家大型保密单位,自有许多保密措施,各部门之间处于完全独立、封闭状态。因此,纵使邝裕祥费尽心机,也只弄到了极小部分的情报。对于克格勃而言,这中间最有价值的一条情报,就是“先锋厂”研究所承担中国核试验基地部分项目的数据分析。克格勃曾在1968年下半年,接二连三发来密令,让邝裕祥摸清核基地和“先锋厂”之间的联络、接触过程。邝裕祥经过一番折腾,终于完成了任务,于1969年2月把这一至关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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