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花凋落-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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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苏联化学家中有三人正在国外进行学术研究和访问，被国内紧急召回。这三名科学家，都是国际化学界榜上有名的角色。

根据美国、英国、法国、西德等国的情报机构的工作惯例，举凡这类科学家，都是他们的监视对象，他们平时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每篇文章都是情报特工所大感兴趣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档案中心，甚至还专门设立了一个档案库，将全世界著名物理学家、化学家、核专家、气象专家地理专家的各种情况加以搜集保存，不断予以研究，以判断是否有研制新式武器、研究战争可行性的迹象。现在，苏联一下子紧急召回这三名化学家，马上引起上述国家情报机构的注意。这些国家互相之间订有“交换情报”的协议，经常交换一些被认为可以推出的情报。当下一交换，苏联的这一动态马上引起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高度注意。他们是知道“GV计划”的，专家一分析，马上怀疑“GV计划”在实施中有可能出了毛病，着了苏联情报特工的道儿。美国人动不动就要上真格的，尤其在谍报范围内，他们宁可上当白花力气，也不肯放过任何一个比较重要的疑点。于是，中央情报局的头头脑脑当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刻着手调查“GV计划”的泄密情况。局本部指定七名高级特工组成了一个专门调查小组，全权负责调查此事。

美国中央情报局调查小组首先在本国进行调查，循着和”GV计划”有关的国防部、陆军、兵工科研部门进行了一系列极为秘密的调查，并未发现问题。于是，他们把调查触角伸向台湾，自然也是悄悄的，先调查美军驻台司令部与“GV计划”有关系的几位将校军官，在确认可以排除疑点后，终于认定毛病有可能出在台湾方面。

到这时，有关情况可以向美军驻台司令部通报了，并且按照惯例，美国中央情报局也不宜直接和台湾方面发生关系，而应当由美军驻台司令部和台湾方面联络沟通。调查小组和美军驻台司令部一通气，决定由美军驻台司令部出面向台湾方面提出请安排力量开展对此事的调查。

1970年11月3日，美军驻台司令部参谋长史密斯向“中华民国总统府侍从室”打电话，要求会见蒋介石“总统”。当时蒋介石正患感冒，在发烧，遂让蒋经国代为会见。史密斯参谋长向蒋经国通报情况后，要求立刻进行调查，并就此和美方保持热线联系。史密斯走后，蒋经国立即向蒋介石汇报了会见情况。蒋介石闻讯后很是惊畏，因为当时尼克松已经就任美国总统，美国方面已经在某些方面显露出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接触的端倪，“GV计划”的达成本来就来之不易，如果在台湾方面出了问题，很有可能成为美国中断实施该计划的借口。因此，蒋介石立刻让蒋经国向“国防部长”黄杰转达口谕，命令“国防部情报局”仿效美国中央情报局组成特别调查组，对此事进行严密调查。

台湾党政军的组织结构，一向有些不伦不类，比如“国防部情报局”（其前身是“国防部保密局”，再往前那是臭名昭著的“军统局”）。从名义上看来应当完全归“国防部”管辖，但它的实权却在主管台湾全岛谍报工作的蒋经国手里。所以，蒋介石让蒋经国向黄杰转达口谕，实际上就是向蒋经国下命令。蒋经国当即驱车去黄杰官邸，传达‘”总统”口谕后，要求黄杰向“情报局”下达了有关命令，再往下这事就由蒋经国过问了，一直到调查结束，才让黄杰看了有关书面结论。

“国防部情报局”的调查组成员比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调查组成员要多，共有十七人，由军统少将级老特工叶佩防担任组长。叶佩防接受任务后，先去拜访了“国防部办公厅”“副厅长”龙政旺，了解了关于“GV计划”的基本情况及台湾方面的承办程序。调查组一分析情况，认为如果真是出毛病的话，那么毛病出在丁雪猷那里。

丁雪猷的情况，叶佩防自然知晓，他不敢贸然把调查触角伸向这个深受蒋家父子器重的红人，遂去求见蒋经国。蒋经国听了倒并未觉得意外，他认为了雪猷本人决无问题，无论从其信仰、忠诚及经济状况的任何一方面来说，都决无与苏联合作的可能，估计毛病出在其周围。蒋经国指示叶佩防：直接与丁雪猷接触，向其了解有关情况。

叶佩防领了令箭，有恃无恐，当下便找了一个丁雪猷正好去“国防部”自己的办公室坐坐的机会，闯了进去，和丁雪猷当面接触。叶佩防和丁雪猷，实际上是老相识了。当年丁雪猷以美国对华军援组成员身份待在陪都重庆时，叶佩防是军援组的卫士组组长。丁雪猷去前线视察时，叶佩防总是提供寸身不离的保护。有这段情谊，又有蒋经国发的话语，丁雪酞对叶佩肪还是客气的，知道叶英语水平蹩脚，他特地说起了汉语。但他一口咬定自己这边肯定不存在什么泄密问题，让叶佩肪去其他方面调查。叶佩肪好说歹说，并且表示相信他这边不会出什么纰漏，只不过作为程序过过场，才使他答应谈一下自己经手办理“GV计划”的经过。这一谈，叶佩防马上发现有一点不对头：丁雪猷竟然违反规定把“GV计划”资料带回家，虽然只在家里放了一夜，但谁能保证毛病不恰恰出在这个晚上？

叶佩防一说，丁雪猷哈哈大笑，不以为然道：“老弟，你可能不知道，我那口保险箱是美军司令部赠送的‘雷呜牌’，不是吹，别说什么万能钥匙了，就是我把原配钥匙插在上面叫人去开，也别想动它的脑筋！再说，这钥匙我是昼夜寸身不离的！”

叶佩防见谈不下去，只得布置开展外围侦查。他倒不是已经认定准是丁雪猷那里出了毛病，而是此事系蒋氏父子亲自交办的，必须把劲使到，方方面面都查一查，有苗头当然最好，该他立功受奖。没有线索，他也可以交差，落个“办事认真”的评语也是好的。

所以，他执意要调查清楚。

由于把疑点设想在丁默猷把资料带回公馆的那天晚上，所以调查组把调查零点定在那天晚上和资料存放同一时间在丁公馆过夜的人员身上。他们把丁妻、卫士、看门人、花匠、厨娘、傅索安一一排列，马上将疑点集中到傅索安身上，因为一是新近方来，二是并不是台湾居民。查到这一步时，正好蒋经国召见叶佩防，听取调查情况汇报。叶佩防一汇报，蒋经国大为吃惊，拍桌道：“丁雪献糊涂，怎么能把一个身份不明的女人收留在堂堂国军中将的公馆里！”当即命令调查组迅速查清傅索安的背景，并且同时把她秘密监控。

对傅索安的调查开展得很是顺利，“国防部情报局”调查组循着丁雪猷一了扶生这条线索一直查到香港，终于发现傅索安所示的香港居民身份证是伪造的。至此，差不多已经真相大白了，叶佩防在请示蒋经国后，决定逮捕傅索安。

1970年12月10日，上午9点多钟，两辆轿车驶抵丁公馆外的小巷口，叶佩防率领八名特工来抓傅索安了。按理说逮捕傅索安这样一个角色毋须一个少将大特务亲自出马，但因为是去丁公馆抓人，叶佩防就不得不出马了。从保密角度考虑，事先没有通知丁雪猷，叶佩防生怕这么多人贸然上门显得孟浪，便让手下人在小巷里守着，自己先去通个气。

丁雪猷正在书房里写稿子，听说叶佩防来访，料想必仍是来谈“GV计划”那事的，心里颇不以为然，有心不见，却又没有理由，只好让他进来，直接到书房。傅索安见来了客人，习惯地沏了茶送上。叶佩防担心傅索安在外面偷听察觉，便打着哈哈对丁雪猷说：“听说丁局长卧室里的一套西洋家具实在不错，兄弟特来求观一眼，想给即将新婚的犬子也依照购上一套。”

丁雪猷听了一愣，寻思你这家伙生了一对女儿，哪有什么“犬子”？正纳闷间，见叶佩防朝自己不住地眨眼睛，这才（炫）恍（书）然（网）：他有事要拉我到卧室去谈。丁雪猷知道叶佩防是衔命调查“GV计划”一事，自是不会开玩笑，便点头道：“好啊，去看看也好啊！只是你大概得去夏威夷才买得到。”

两人说说笑笑步出书房，往卧室方向走去。叶佩防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他这番心思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傅索安并不认识叶佩防，也不知这个西装革履的老头子是什么角色。她送上茶水后，走出书房院子里晾衣服，忽然见盯叶两人往卧室那里去了，心里不禁一动：这是什么意思？看这老头和丁雪猷刚见面时的样子，并不是什么深交故友，以丁雪猷的规矩，哪有随随便便往卧室领的道理？莫非其中有诈？傅索安想着，寻思此事不得不要注意，做间谍的，凡事都须防范在先！于是，她马上快步走回自己的卧室，拿出笔型窃听耳机，按下按钮启动，藏在丁雪猷卧室里的“Kg”针状窃听器，把“圆珠笔”（耳机、录音机）的一端贴近耳朵，里面传出叶佩肪和丁雪猷的对话声音：“……丁局长，情况就是这样的。”

“唉！她是这种角色，真使我始料不及啊！老弟，这事‘总统’知道了吗？”

“‘总统’大概还没知道，不过我已报‘秘书长’（指蒋经国）了，‘总统’那边肯定是瞒不过去的。”

“看来我这次要栽了！”

“丁局长，不瞒您说，兄弟我今天登门，就是来拿她的，我带来的弟兄就在小巷口等着。”

“没说的，人。你拿下就是！”

傅索安被这番话吓得魂飞魄散，暗忖此时不走，还待何时？前面小巷有人，我就从后门走。她来不及收拾什么东西，连窃听耳机也没拿，当即拔腿便走，一溜烟地奔到后院，开了后门逃之夭夭。

却说叶佩防和丁雪猷定下逮捕傅索安的措施后，叶佩防立刻出门去召集特工，丁雪猷则让花匠去唤傅索安，想在他的卧室里遣人。不料，花匠在公馆里转了一圈没找到傅索安。这时叶佩防领着那班人进来了，一听找不到人，不禁大惊失色，马上断定傅索安已经逃跑了。叶佩防是老特务，经历丰富，立刻定下神来，命令八名特工立即出门分头追捕。然后，他要通了台北市警察局的电话，直接和指挥中心的头头通话，自报身份和简单说明情况后，用下命令的口吻道：“立刻启动！控制机场和火车站！在淡水河上的光复桥、华江大桥、中兴大桥、忠孝大桥、台北大桥、淡水大桥、重阳桥和基隆河上的百龄桥、承德大桥、中山桥、大直桥紧急布设哨卡，检查过往行人、车辆，把逃犯围在台北市内，然后查缉！”

警方紧急行动，在十几分钟之内已经落实了上述措施。

叶佩防随即赶回“国防部情报局”，向上司报告情况后，又抽调大批特工，并调动部分军警，在台北市内紧急通缉傅索安。与此同时，电视台和电台也破例播出“悬赏通缉”，其实这时傅索安已经逃离台北市了。

傅索安从丁公馆逃出来后，立刻拦了一辆出租汽车，直驶台北火车站，赶在警方控制车站前的一二分钟跳上了台北开往基隆的短途火车。她只乘了两站就下了车，又坐出租汽车急驶基拢车抵基隆市区，傅索安立刻下车，换乘了一辆挂基隆牌照的出租汽车。司机问她去哪里，她不假思索道：“港口！”

特维尔谍报学校开设的众多间谍科目中，有一项就是“安全返回”，即在国外一旦被追捕时如何逃回本国。“安全返回”课上，教官反复强调的几个要点时，有一个就是“在走投无路时，应当往港口逃”，因为一般大城市的港口都是国际码头，停泊着许多外轮，也许其中就有苏联或者和苏联友好国家的远洋轮，那时就可以逃上外轮偷渡出境了。傅索安此时惶惶如丧家之犬，急急似漏网之鱼，处境十分危急。动的就是这个脑筋。

当然，城市的港口都有警察或者保安人员守着，以防止偷渡。

这一点，教官在讲授时提及过，也教过方法：苏联的远洋轮，都由克格勃定期给一个统一的呼叫暗语，这种暗语一般三个月调换一次，而派遣特工在接受任务时则必定被要求记住这个呼叫暗语。当发生意外需要向可能停泊在某个港口的苏联远洋轮求援时，则可去附近的民用电报局拍发电报，轮船上收到暗语电报后，立刻会作出反应。傅索安抵达港口后，马上去附近一家电报局拍发了一份这样的电报，这时，她不清楚基隆港是否停泊着苏联货轮，此举纯是“病急乱投医”式的求援行为。不想巧的是这天基隆港的海面上正好停着苏联一点二万吨级“阿莫斯尔号”远洋货轮。船上电讯室收到暗语电报后，马上报告船长。船长意识到自己碰上了苏联航海界圈内人士熟知却又极少遇到的情况，马上和政治委员通气，两人商量下来，决定派人上岸去接应这个求援者。但是，他们担心上台湾或者美国情报机构的当，决定求援者若无法提供证明自己真实身份的证据，就不予接应。船长把这个任务交给大副，让他带领一群船员以“玩”的名义上岸，在码头附近寻找求援者，验明身份后把求援者带上轮船。当然，由于码头上要点人数、查证件，所以这里面要耍耍花招，比如由船上派出汽艇去海面上接应。

大副等人很快就在港口外面一家商店门口和傅索安见面了，他们见迎上来的是一个中国姑娘，不由一愣，大副马上想起政委的嘱咐，寻思这别是美国和台湾合搞的一个圈套。这时，傅索安开口了，说的是俄语，问他们是不是苏联海员。这一开口，疑窦更重了，因为对于苏联人来说，傅索安所说的俄语听起来总不十分流畅，大副便怀疑这是台湾特工，是想混上船搞什么名堂的。他还没开口，一个船员搭腔了，说他们是苏联“阿莫斯尔号”远洋货轮的船员，还介绍了大副。傅索安马上盯住大副，但在马路边上显然不便说，见对面有家酒吧，便提议会里面坐坐。

一行人走进了酒吧，刚刚坐下，店堂里悬挂着的大屏幕彩色电视机上突然中断了正在播的音乐节目，播出了台北市警方发言人公布通缉“除尘珠”的讲话。傅索安胆战心惊，一面东张西望看四下是否有人注意自己，一面压低了声音对大副说：“同志，这个（炫*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