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史-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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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1日晨4时，日军砂田部队和岩田支队在伪靖安军的配合下，由九门口、义院口向石门寨进犯。4月1日，日军占领石门寨。守军何柱国部退守海阳、秦皇岛。4月6日，何应钦调第67军王以哲部由平北东进，支援滦东国民党军作战。4月9日，日军第6师主力在混成第14、第33旅各一部配合下，连续猛攻冷口。
至11日，商震部防线被突破，全军退至滦河右岸，日军占领建昌营和迁安。
由于冷口失陷，冷口两侧的中国守军腹背受到威胁，被迫后撤。4月11日～14日，在日军分路猛烈进攻下，驻守界岭口之第53军杨正治部和驻守喜峰口的宋哲元部，以及何柱国部和王以哲部，均先后奉命向滦西撤退。日军跟踪追击，至17日，全部占领了滦东地区。
日军越过长城，占领滦东，威胁开滦煤矿，英国曾向日本提出警告。日本天皇唯恐越过长城线引起国际纠纷，于4月19日责成参谋副总长真崎甚三郎令关东军撤出滦东。4月20日，关东军密令第6师于21日前逐次从滦东撤回长城线，但仍“要保持威胁华北反抗势力的态势”。＇〔日〕参谋部：《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99页。＇
日军入侵滦东的目的除了迂回中国守军侧背，突破长城线外，就是策应华北的“谋略”工作。
早在关东军开始进攻热河时，沈阳特务机关长板垣征四郎即奉东京参谋部密令，担任华北策动国民党政府内变的工作。板垣奉命到天津后，立即组织了特务机关，直接受东京参谋部指挥。在热河、长城抗战期间，板垣曾先后策动段棋瑞、吴佩孚和孙传芳等老军阀，都未得手。最后才选定了早年任过湖南督军的张敬尧以及郝鹏举、石友三等人。张特别受到板垣的赏识，并得到银元30万。
4月18日，板垣密电关东军称：张敬尧准备4月21日在北平起事，请关东军加紧向南进攻，以策应张之内变。就在日本军方大喊大叫从滦东撤军表示不再越过长城线的同时，关东军为配合板垣的策反行动，命令第8师采取一切手段“对古北口以南地区之敌进行攻击”。＇〔日〕参谋部：《清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99页。＇
4月20日夜，日军第8师攻占了甫天门左侧制高点八道楼子。中国守军第2师曾组织几次反攻，均未奏效。 23日至25日，日军利用八道楼子瞰制的有利条件，以陆空协同向南天门阵地中央据点421高地数次发动猛攻，均被第2师击退。由于连日苦战，第2师伤亡严重，其防御阵地由第83师接替。26日拂晓，日军在飞机、火炮支援下，继续向421主阵地猛攻。第83师战至下午，因伤亡过大，遂将该主阵地放弃。
28日5时，日军乘势再向南天门右侧高地进攻。第83师激战竟日后，即奉命向新开岭转移，南天门乃被日军完全占领。为策应古北口之战，中国方面曾以北上的中央军第26军萧之楚部（由第44师扩编而成），于4月27日向兴隆出击，后因新开岭战斗告急而撤出。与此同时，日军还纠集伪军刘桂堂、李寿山、崔兴武等部万余人，进犯察东多伦。守军骑兵第1军赵承缓部被迫于4月28日退往沽源。
在此期间，国民党政府对日作战甚为消极。3月24日，蒋介石在北平对华北高级将领说：“只能以现有的兵力，尽力抵抗，调兵增援是无法办到的。”＇《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2页。＇
随后，他在南昌“剿共”总部的一次讲演中又说：“如果我们以现在所有的部队，统统加到长城一带阵线上去求决战，这一决战下来，当然是我们失败！”＇蒋介石在南昌“剿共”总部的讲演，1933年4月12日。＇ 为拒绝增兵长城制造理论根据。
4月上、中旬，第17军在古北口以南与日军对峙期间，各师曾自发组织别动队，迂回敌后袭击敌人。何应钦得知后，竟责备了有关师长。
4月26日，何应钦召开北平军分会会议，讨论滦东日军撤走后的防务，决定“不轻易推进”，并决定整饬河北省境内的义勇军，实际上是要取消义勇军，限制人民的抗日活动。
4月下旬，板垣征四郎向东京总部上报张敬尧准备于4月21日发难后，又相继上报了张作相定于4月26～27日联络滦东的东北军起事，张廷枢、孙殿英、冯占海等，也将在几天内行动。可是时过半月，板垣的计划都落了空，不久张敬尧也被人暗杀了。东京参谋部和关东军看到板垣策反无望，决定再次扩大战事。
（三）长城以南冀东的作战
战役第3阶段起于1933年5月上旬，止于当月25日。
5月2日，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在东京与参谋部、陆军省制定了沿长城作战，“以迫和为主，内变策动为从”的关内作战方案，经天皇批准后带回长春。据此，关东军司令官于5月3日下达入侵关内的作战命令，决定给中国守军以所谓“致命打击，挫折其挑战意志”。＇〔日〕参谋部：《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2卷，中华书局，第1982年版，第102～103页。＇
令第8师继续在西线实行攻击，直至石匣镇附近，特别要“尽力消灭中央军”；
令第6师以一部占领永平（卢龙）、迁安一带，控制滦东，以主力向迁安以北地区进攻；
令第14师和独立守备队各抽一部兵力组成一个支队加强第6师；
令混成第14旅攻击当面中国守军；
令关东军飞行队协助以上作战。
5月6日，东京参谋部下达了《华北方面紧急处理方案》。《方案》提出：这次用兵的目的是继续使用武力，压迫华北当局屈服或造成华北军队的分裂。至于夺取平津的事，应该继续让天津特务机关去进行“内部策动”。假如内变不能如期得手，关东军应在有利条件和时机下，从速和中国当局订立一个停战协定。＇〔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514～515页。＇
根据关东军司令官的命令，日军第6、第8师于5月上旬再次越过长城从东、西两线向关内冀东地区发动大规模进攻。5月7日，东线日军第6师所属各部，分别从山海关、石门寨、抬头营、建昌营等地出发，在飞机、坦克、火炮掩护下，分数路向4月下旬日军撤出滦东后返回该地区的中国守军发动攻击：一路沿平榆公路西攻抚宁；一路由界岭口附近向五达营前进；一路由建昌营直扑迁安。
中国守军对日军的总攻，缺乏充分准备和有力措施。
5月9日，日军凭借优势火力，占领了抚宁、迁安、卢龙等地，然后集结于建昌营、吴庄附近地区，准备渡过滦河西进。中国守军何柱国、王以哲部西撤，滦东再次失陷。5月12日，日军第6师及混成第14旅分别渡过滦河后，即以主力向丰润追击；以一部向遵化前进；以伪军5000人攻滦县。
13日，第4军团总指挥万福麟令何柱国、王以哲部向唐山、丰润以西之线撤退。日军跟踪追击。15日，何应钦令万福麟、何柱国、王以哲部撤至宁河、宝抵一线；宋哲元部撤至三河、平谷以东地区。
当日，日军得到中国守军向西撤退的情报后，即令第8师“不要迟疑，继续攻击”；令第6师占领丰润、遵化后，迫使中国守军西退。17日，日军又决定“扫荡”密云、平谷、蓟运河以东的中国军队。由于中国守军节节撤退，进攻滦西的日军如入无人之地。至22日，日军相继占领滦县、遵化、玉田、平谷、蓟县、三河等县城。日军第6师全部推进到蓟运河一线。
当日军第6师在滦东、滦西对中国守军发动进攻的同时，在西线的日军第8师主力亦于5月10日向新开岭地区的中国守军第17军发动攻击。该军第83师和第2师轮番与日军激战。至13日，第17军奉命经密云向怀柔和顺义以西之线撤退。日军尾追其后，于19日占领密云城。正当日军向怀柔、顺义追击的时候，中国守军第59军傅作义部，由昌平侧击怀柔、顺义两地区的日军未果，乃退守该两县以北地区。
日军为了以更苛刻的条件逼迫北平当局与之缔结城下之盟，于5月20日决定加紧追击中国守军。
22日，中国守军奉命退至平津城郊组织防御。至23、24日，日军第6、第8师各一部突破三河、宁河防线，陷香河、怀柔、宁河后，进逼通县、顺义，对北平形成了三面包围之势。北平城内一片混乱。华北军事当局也准备南逃保定。
此时，日本政府认为停战的有利时机已到，遂提出举行谈判，国民党政府心甘展辱妥协，接受日方条件，于5月25日开始停战，两军对峙于平津与平榆大道之间。
据日本参谋部统计：连同热河作战在内共死伤日军2400人。＇关东军参谋本部作战机密日志，关东军作命令第473号。＇ 其中关内作战死163人，伤838人。＇〔日〕参谋部：《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14～115页。＇
三、长城抗战的影响与教训
长城抗战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国民党军队在华北所进行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役。在这次战役中，广大爱国官兵冲破国民党政府的重重阻力，进行了近三个月的战斗，给骄横一时的日军以沉重的打击，自己也作出了重大牺牲。据第17、第29、第32、第53、第67五个军的统计，伤亡就达18325人。＇国民党军史研究编纂会编：《抗战胜利40周年论文集》（上），台北1986年版，第565页。＇
长城抗战虽然最后失败了，但它在全中国乃至世界人民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长城抗战前段的一些胜利说明，中国爱国军队在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呼声下，为民族解放而表现出来的抗战热情和抵御能力不可轻视。在长城抗战中，中国军队的武器远不如日军。如第29军开往前线1。5万人，所携武器中汉阳造步枪和毛瑟枪各占1/3，还有一些是土造枪，步枪没有刺刀，士兵背的是大刀，全军仅有野炮、山炮10几门，重机枪不过百挺，轻机枪每连只有两挺。但他们敢以劣势武器同日军搏斗，以“夜战近战策略，使敌之大炮（及）一切武器无所逞其能”，＇宋哲元招待报界报告克敌详情演词，1933年3月20日。＇终于取得了胜利，给不可一世的日军以相当大的打击。
1933年3月19日天津《益世报》评论说：“在此以前，许多领袖们，文的领袖们，武的领袖们，都要我们相信，中国目前要想反对日本，恢复失地，是件绝对不可能的事。喜峰口一般英雄，又证明这个不可能实为可能。……喜峰口几次胜仗，又证明收复失地，不是能不能做的问题，是肯不肯做的问题；不是有没有科学器械的问题，是有没有忠勇的问题。”北平《世界日报》在3月22日的社评中也指出喜峰口之战说明：“中国陆军之战斗力，中国民族之自卫力，于十九路军之后，又得到新的有力证明。”
长城抗战最后失败并非偶然。热河失陷、长城危急，全国上下所表现出来的愤怒情绪，迫使蒋介石不得不采取一些应付措施，但他并没有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主义的总方针。所以，当日军进攻长城受挫后，他不是乘势收复失地，而是散布“调兵增援无法办到”，全力抗战“当然我们失败”的论调，迫不及待地与汪精卫密商，作出对内加紧“剿共”，对日谋求停战的决策；并且匆匆跑到江西指挥对红军的第四次“围剿”，宣称“我们的敌人不是倭寇而是土匪（对红军诬称）”，“剿共”第一，抗日第二，谁“再以北上抗日请命”，就“立斩无赦”；对长城苦战的官兵则给以打击。4月下旬，第17军还在南天门与日军苦战，蒋介石却密电何应钦：“连日苦战不停，……殊属不宜，似应相当隔离，俾便得暂整理。”＇蒋介石致黄绍坎何应钦密电，1933年5月6日。＇ 随后，何应钦下令南天门守军撤至九松山一带。
正是由于蒋介石的这条不抵抗路线，导致了长城抗战的失败。
长城抗战的事实再一次说明，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她有抵御外来侵略的光荣传统。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关头，不仅广大人民群众，就连国民党内也有许多爱国官兵，为了国家和民族的生存，不借抛头颅，洒热血，这是能够战胜强敌的力量所在。但是人民群众和国民党爱国军队的抗日热情和行动，却受到国民党对日妥协退让政策的扼杀。蒋介石集团所实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不改变，抗日救国、不丧失领土主权，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第二编 救亡高潮（1933。1～1937。7。6）
第五章 日本扩大侵略，中国军民进行长城、察哈尔抗战
第四节 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
一、国民党政府屈辱求和
早在日军向长城东段各口进攻初期，蒋介石为了集中全力实现“攘外必先安内”的“剿共”计划，就开始同汪精卫密谋与日妥协。4月11日，正当日军大举进犯滦东之际，蒋介石就想通过调停实现停战，拟委任在上海的前外交部长、老亲日派黄郛主持华北政务，特电邀黄到南昌晤谈。黄于18日复电说：考虑结果，委实不能轻决，但平津存亡，间不容发。
19日，黄郛、张群、陈仪在上海与日本陆军助理武官根本博开始接触。
与此相呼应，何应钦也在北平约请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往访英国驻华公使兰浦森，希望英、美出面调停。兰浦森以“一·二八”调停曾引起中国人“误解”为由，主张谨慎从事。后何应钦请示蒋介石、汪精卫。汪复电表示：感激各国调停上海抗战；同意谈判只限于军事，不涉及东三省等政治问题；派外交部次长刘崇杰为中国官方代表。＇汪精卫致何应钦、黄绍竑电，1933年4月22日。＇
兰浦森把这些意见报告伦敦，又告美驻华公使詹森转报华盛顿，并与日本驻华代办中山详一会谈。4月26日，刘崇杰在北平会晤英使兰浦森，指望友邦自动出来调停。兰答：各国劝阻日军行动一事，目前恐怕很难办到。＇刘崇杰致罗文于电，1933年4月25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档案。＇
5月13日，刘崇杰由北平上电蒋介石，谈及英、美和国联对日军威胁平津，均持消极态度。＇刘崇杰致蒋介石电，1933年5月13日，引自蒋介石致黄郛电，1933年5月15日。＇ 尽管如此，南京政府仍不死心。
5月21日，刘崇杰又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