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他的顾问-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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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能机动的。此外,在吉安的邓英师3个团和赣州的守敌,是不能机动的。
我军一到樟树,毛泽东立即召集各军首长开会,讨论行动问题。会议开得比较顺利,很快就决定了全军团西渡赣江,向湘赣边转移。也就是说并不乘胜北上打南昌,也不在樟树附近等待由抚州、阜田两处可能来增援南昌之敌,而是佯攻南昌,再向敌薄弱处发展。这是一个英明的决策,它既不去白色区域攻打大城市,也不去打容易逃跑的抚州之敌。决定渡江后,司令部参谋人员还未进房子,就马上着手收集船只,动员船工,准备渡江。为了进行群众工作和筹款,指挥机关和部队才在樟树驻了两三天。第三天司令部于黄昏时分批随前委渡过了赣江,经过高安,于7月30日到达万寿宫、石子凌、生米街,离南昌约30里一带地区,派出一部兵力进迫南昌对岸之牛行车站。8月1日派少数兵力向牛行车站打枪示威,以纪念“八一”南昌起义。敌人未还一枪,更不敢出击。我军完成“八一”示威任务后,遂向奉新、安义散开工作,进行宣传,发动群众并筹款。
南昌没有打,只以少部兵力逼近示威,这样,既避免因强攻大城市所造成的不必要的损失,又在南昌城下壮了军威,扩大了我军影响。这就是毛泽东高明之处。
○六、二打长沙时毛泽东两次让步
8月中旬,红一军团主力由奉新、安义西移,进至接近湖南边界处。红一军团指挥机关进驻万载时,搜集到7月30日和8月1日的上海报纸,知道我红三军团曾一度打进长沙,后被敌军反攻,又退了出来。又有消息说,敌何键部正向红三军团前进,为了和红三军团会合并配合红三军团在运动战中歼灭敌军,红一军团决定向湖南西进。
在西进路上,18日到达黄茅。侦知湘赣边之文家市有敌一个旅,而且不知我军的到来,于是军团决定消灭它,再向西进。19日毛泽东写信给赣西南特委并转中央。信的大致内容是:红一军团在攻击牛行车站,举行“八一”示威后,散开工作,筹款和宣传群众。因恐久待敌人而敌不来,待敌人兵力集中后向我进攻,陷于不利地位,而此时报载何键向5军前进。我军为达到消灭敌人,援助5军,开展湘鄂赣之交的大局计,乃决定去浏阳击敌,直取长沙,由株洲回师袭击赣敌,夺取吉安,再回南浔,进攻武汉。目前何键有10团以上兵力,集中浏阳,向我第三军团前进,右路兵力分布文家市、孙家煅两点,约10团左右,左路在许东门一带。我们昨日到此,决定明日解决文家市、孙家煅之敌,再击敌人左,要求第三军团在平江一面打来,以消灭敌人主力,直下长沙。此次敌深入赤色地区,我们赶至他们面前,他们还不知道,而敌又在屡次失败之后,消灭此敌是可操胜算的。
8月20日拂晓,红一军团突然强袭包围文家市,果不出毛泽东所料,打了个大胜仗,全歼了文家市之敌。这次战斗本来可以缴获敌一部无线电台的,敌人跑了,电台还在工作,但红军战士好奇,把好好的电台给砸烂了。当时我军的通讯器材很缺乏,毛泽东非常惋惜,并说这就是游击主义的破坏性,要制止战争中的破坏行为非经过长期深入的教育不可。
打下文家市,毛泽东不顾连日行军作战的疲劳,当天就率领前委机关赶到永和市去,三军团亦由长寿街赶来集中。一、三军团领导机关在永和市会师后,成立了红一方面军及其领导机关——总前委、总司令部、总政治部。朱德任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总政治委员,朱云卿任参谋长,杨岳彬任政治部主任,郭化若任参谋处长。总司令部、总政治部由原红一军团司令部、政治部组成,并仍兼红一军团司令部、政治部(当时干部少,由红4军司政机关升为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并未增加一个干部)。此外,还组织了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统一指挥红军和地方政权,委员35人,毛泽东为主席。
永和会师后,一、三军团统一指挥的问题解决了。战略上集中兵力,这是红军由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中的一大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对后来中央苏区粉碎敌人的一、二、三、四次“围剿”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但是,在新的情况下,新的矛盾又发生了。由于一部分领导干部,主要是三军团的少数领导干部,坚持进攻中心城市的主张,因而就在打不打长沙的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号称三军团的“理论家”的一个领导干部,在总前委会上说什么:“三军团一个军团也能打下长沙,现在两个军团会合了,还怕什么?你们一军团不敢打,就站在一边看,我们三军团单独打。” “你们既不打南昌,又不打长沙, 还执不执行中央命令?”
其实,三军团第一次进攻长沙,虽然侥幸攻进去了,但敌人一集中兵力反攻,就把我军包围在长沙城内。后虽突围出来,据当时参加第一次打长沙的同志回忆:被他们带去的地方武装约一万多人(没有准确的统计)都来不及撤退,有一批被围在城内,惨遭杀害。敌人挨家挨户搜查,致使长沙城内以至城郊我地下党也同时遭到破坏,许多优秀的共产党员英勇牺牲了。
打长沙,打构筑了防御工事的大城市,在由游击战转到正规战时立即要求进行阵地攻坚战,显然是错误的。虽然当时全国政治形势很好,敌人内部矛盾重重,我军士气十分旺盛,有利革命向前发展,但是国内革命战争的基本特点还没有根本改变,仍然是敌大我小,敌强我弱,进攻大城市的条件还不具备。当时长沙城内有敌军31个团,我们的兵力共13个师,实际上相当于13个团。敌人兵力超过我一倍多,而且筑有较坚固的防御工事。我们一、三军团刚刚会合,才开始由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还缺乏攻坚的装备、技术和经验,中央命令要打长沙,三军团中的少数领导干部也坚持要打,理由是“中央命令”,而实际情况却不应该打。怎么把部队从“左”倾冒险主义的危害下引上正确的轨道呢?这是第一个战略转变中最先遇到的一个“很大的困难”。
部队该如何行动呢?郭化若去找毛泽东,毛泽东默默地吸着烟,脸上表情很严肃,他来回踱步,突然停下来说:“让步。”为了团结红三军团,毛泽东以最大的忍耐进行说服和等待,先决定方面军向长沙前进。红一方面军总部于1930年8月24日在永和市发出命令:“本方面军以消灭何键部队进占长沙之目的,决定三路向长沙推进”。8月28日方面军总部又发出“向长沙攻击前进”,占领长沙东南郊距城约20里左右的枫树河、新桥、落霞坪、黄中铺、龙头一带的命令。29日,方面军到达上述地点,先头部队一部分展开成战斗队形,并分别派出少数兵力向长沙进行火力侦察。后来有人借口第二次打长沙时成立了总前委,毛泽东是总前委书记、总政治委员,就说第二次打长沙的错误是他执行了立三路线;也有人说第二次打长沙是毛泽东统一领导的,因而是正确的。这两种说法都不符合事实,都是错误的。
在围长沙的过程中,9月1日截到一个敌军的传令兵,缴到一件作战命令。从这份命令中清楚地知道敌军拟集结10个团的兵力从长沙南铁路线上的猴子石出击。当夜我军即调整部署,以三军团监视正面之敌,一军团3个军布置在敌出击线侧面,准备迎击。
第二天等了一天,敌人没有出来。
当晚,又开会(几乎每晚都开会,都争论)。少数拥护立三冒险主义的领导干部又提出来,说敌人遗失了作战命令,一定会改变行动,我军不能再等,吵着要去打长沙。争执不下,郭化若等人都把眼光移向毛泽东,毛泽东在默默吸烟,脸上表情很严肃,突然站起来说:“我看留下红3军作为方面军的总预备队,仍控制在猴子石侧面,红三军团和红一军团的红4军、红12军展开向长沙进攻,看朱总意见怎么样。”朱德马上表态同意。留一个军作预备队,这是总司令、总政委有权决定的,总前委也无法反对。于是大家无话。
第三天下午3时许,敌陶广师之1、2旅及补充第6团、特务营、工兵营等沿猴子石出动了。至5时许,敌人出来约2个多团,后续部队尚未出城。我红3军因时近黄昏不便再等,即大举出击。红4军、红12军各有一部参加战斗,一直压制歼灭敌军于湘江边上,敌军官兵被击落水死者约七八百人,俘虏千余人,出动的敌军全部被歼。这一仗给长沙守敌以重创,我军部队得到补充和锻炼。战后査明,敌军虽遗失了作战文件却并未发现,只是因为腐败透顶的反动军队传达命令迟缓,才推迟了一天出发,后来郭化若对毛泽东说:“如果我们在战役指导上不受干扰,继续将主力部署在猴子石一侧,还会给敌人更大的打击。”毛泽东回答说:“这是我在打长沙问题上作的第二次让步。”
○七、毛泽东说:这是没有办法时的办法
1930年9月10日黄昏,红一方面军第二次向长沙发起总攻,一军团从许家冲向敌乌梅岭一带阵地攻击,三军团从栗圹向二里牌敌阵地攻击。总部设在五马峰山上。夜幕降临后,在这里只能听见前线的枪炮声,看不见部队运动情况,但朱德还不吋端起望远镜观察搜索。朱云卿、郭化若守在电话机旁,作战命令上规定军用电话与总部联系,师团以下用传令兵送信,攻击阵地有希望时举火为号。晚8时战斗打响,一个多小时过去,各路都未来电话,更无举火的,看样子战斗并不顺利。毛泽东一声不响地在吸烟,他太累了。前委差不多天天晚上要开会,而且对争论的问题意见总是难以统一。部队自8月29日推进到长沙近郊新桥地区后,不断移动小打,半月来无大战果。由于敌人凭借坚固工事顽抗,我军攻击难以奏效。而且在9月2日晚组织的第一次总攻中,部队遭受很大损失,红一军团第1纵队队长柯东武、第3纵队政委刘作述阵亡。可是,一些热衷于打大城市的人,却仍不肯放弃攻长沙,李立三中央又命令打大城市,怎么才能把围攻长沙的部队撤下来呢?他不能不日夜思考。按规律,毛泽东在组织一个战役或战斗前总是几天几夜不顾疲劳,精心运筹,战斗打响后,他就自动去休息,有时甚至安心地睡上一觉。这次总攻他安心不下,眼睛里尽管布满了血丝,仍然坐在指挥部,不停地吸着烟。
天很热,没有风,空气像是凝固了似的。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给人带来的是不安。郭化若拿起话筒,一面记录,一面复述内容。电话是红4军参谋长陈奇涵打来的,说部队组织了几次冲锋,敌人火力太猛,根本接近不了铁丝网,有的连队用火牛在前面开路,火牛也顶不住子弹,毫无作用,现在部队伤亡不小,有两名团长阵亡。朱德听到这里,急了,一跺脚说:“快,叫他们撤下来。”
“问一下三军团的情况,不行就赶快撤。”毛泽东说。
朱云卿给三军团参谋长邓萍打了电话,那边情况也很糟。朱德对毛泽东说:“老毛,攻长沙这个仗我们不能再打了,你要下决心。”
“关键是怎么说服那些热衷于打大城市的同志,尤其是干部。” 毛泽东说,“不是说张桂军进湘潭吗?”
“8月31日,总部在白田铺时,见国民党报纸上登了一则消息。” 郭化若说,“说张桂军到武冈、新宇、衡宝,有退湘潭讯。今天长江局 来信讲张桂军已进到湘潭。”
“我们就做这个文章,提出先打张桂军,再夺长沙。”第二天前委开扩大会,毛泽东说话了。他提出先消灭张桂军和何键出击部队,再夺取长沙,进攻武汉。而要消灭张桂军和何键出击部队,就得将红军部队调到机动位置,以便在敌军分路来犯中各个歼灭之。这一提议并没有放弃打长沙,所以要求打长沙的干部接受了。于是,朱德、毛泽东于9月12日签发了撤围长沙,进占株洲、萍乡待机的命令。命令指出:“方面军以先消灭张桂军及何键再夺取长沙进攻武汉之目的,拟占萍(乡)、醴(陵)、株(洲)等处待机。”分散到萍、醴、攸后,毛泽东又提出一、三军团给养业已告罄,必须在三县大力筹款20万(仅半个月军费),帮助地方发动群众,建立党团组织,建立政权等,也就是就地开展群众工作,并得到了大家的赞同。于是决定两个军团从9月14日起,以12天时间在三县筹款。12天后,一军团沿株萍路进攻吉安,三军团由袁州进攻樟树。于是,9月13日,红一方面军总指挥部在株洲发出分散工作并向吉安进发的命令,命令前面说,“我方面军接受中国共产党中央指示”(这是尚方宝剑)“最火速最勇敢地夺取南昌、南浔路以至湖口”,后面则说,“夺取南昌的第一期方案以第一军团攻取吉安,第三军团夺取峡江、新干”,并“沿途分散工作,任务是发动群众筹款和缝制被服”。9月17日,总部到达醴陵,毛泽东写信给江西省委并转中央。信的主要内容是:
此次攻长沙不克,其原因有三:
1。未能消灭敌之主力于打工事之前,敌共有31团之众,我在文家市、猴子石两役虽已消灭敌兵在5团以上,但大部队尚未消灭,即退入城壕,因此敌有余力守城;
2。群众条件不具备,城内无工人暴动,无士兵暴动以为响应,粤汉路、株萍路及对河群众没起来,不能断绝敌人之水陆交通,不能封锁敌人之经济及军事运输;
3。技术条件不具备,敌之工事是欧式的重层配备,铁丝网、壕沟等计八九层,我们只有肉搏没有重炮破坏敌之工事,交通器具如无线电等我们也没有,以致两个军团联络不好,因而失机。
以上三点是没有打进长沙去的原因,而以第一点为主要原因,但文家市一役消灭敌人3个团,猴子石一役消灭敌人2个团以上,缴敌步枪2000枝,机关枪25挺,毙敌团长戴斗恒,伤敌旅长陈渥,俘敌团长二,伤敌团长二,俘敌士兵2000余,敌士兵死伤4000余,围困长沙16天,大战数昼夜,战线延长30余里,9月3日将敌之出击部队完全击溃,从此缩入战壕,不敢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