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这二百九十年-第7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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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定阿史那都支后，唐军缴获了一个直径超过两尺的玛瑙盘子。因将士们都想亲眼看看这个宝贝，裴行俭就让军吏王休烈捧着给大家看。可能是太过紧张了，王休烈脚下一绊，居然摔倒在地，宝贝盘子也摔了个粉碎。王休烈吓坏了，忙不迭地跪地磕头。裴行俭淡然一笑，将王休烈扶起，说：“尔非故也，何至于是！（你又不是故意的，何必怕成这样呢？）”
至于政府的各种赏赐，他更是悉数送予了下属及亲朋。
此外，裴行俭还是当时与褚遂良、虞世南并称的三大书法名家，擅长草书和隶书。他曾在白绢上书写过一部选》，李治爱不释手，打赏了他一大笔“润笔费”。看来即使他不做官，光靠卖字也能过得相当滋润。
作为苏定方的嫡传弟子，裴行俭不仅全盘消化了师父和师祖所教授的兵法，还将其发扬光大，结合自己的实战经验写成了《裴子兵法》，只可惜未能流传下来。
兵法没了，人还在。裴行俭所提拔的程务挺、刘敬同、黑齿常之和王方翼等人后来都成为了大唐边防的重要将领，帝国的重要支柱。
如此全才，可谓“人杰”！
裴行俭去世的同一年（公元682年），西域风云再起。
西突厥酋长阿史那车薄起兵包围了弓月城（新疆霍城县）。这次，他不是孤军作战，还有个强大的同盟。
这支同盟军的名字很拗口，叫“三姓咽面”，是当时中亚地区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部落。不过没名气可不等于没实力。为了支援阿史那车薄，三姓咽面投入的兵力高达十万！
面对优势敌军，西域最高长官王方翼毫不迟疑，指挥全军投入战斗，自己更是身先士卒地杀入敌阵。
双方在热海（今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边展开激战。战斗中，王方翼的手臂被弓箭射中。为了不影响士气，他挥刀砍断箭杆，继续投入战斗，连身边亲近之人都未曾察觉。
最终，双方战平，各自收兵。
关于此役的唐军兵力，史书中并无记载。不过从以下故事我们基本可以推算应该不在少数。
收兵回到营中，王方翼又得到了一个坏消息：手下有“番兵”密谋叛变。强敌当前，内部又出了岔子，稍有不慎，将满盘皆输。
换做其他人，估计早就坐不住了。但王方翼很平静。
王方翼召集了所有涉嫌密谋的人员，和颜悦色地说：“各位本非我大唐百姓，却都在为我大唐效力，劳苦功高，本人甚是感激。现备下一些微薄之物，以酬各位大功于万一。”
密谋者们不由心中冷笑：死到临头，还要给我们奖赏，真是愚蠢至极！也罢，送上门的东西不拿白不拿！
突然军营内战鼓声响起，声震四野。王方翼赶紧解释道：“此乃鼓舞士气之举，各位不必惊慌。”
为避免引起混乱，王方翼安排大家分批前去领奖。可是这一去就再也没见回来的。
原来王方翼所说的“奖赏”便是取他们各自的项上人头！
擂起战鼓，是为了掩盖杀人时的挣扎和惨叫。
似乎老天爷也有心来帮忙。一时间狂风骤起，使得惨叫声显得更加微弱不堪。
王方翼不仅聪慧心细，手也够狠，一出手便是七千多颗人头落地（当然不排除有错杀的）。
整顿完内部，王方翼再次出击，对象分别是阿史那车薄和三姓咽面部落（一下子少了七千人还能保证战斗力，看来人马不会比敌军少太多）。
敌军毫无防备，大败，三百多名部落首领被俘。
西突厥叛乱再一次被平定。
王方翼因功被擢升为夏州都督。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可王方翼却是刚上任就被兜头一盆冷水浇了个透心凉。
当时夏州牛瘟猖獗，耕牛死亡严重。耕牛的死亡不仅意味着财产的损失，更严重降低了农业生产力。
眼看治下百姓要拖儿带女地外出乞讨，王方翼创新并推出了“耦耕法”。在犁上装配了几个简单的杠杆机关，用人力代替牛力，“力省而见功多”，成功帮助百姓摆脱了困境。
事实上早在肃州（甘肃酒泉）做刺史期间，王方翼就已经表现出了强大的管理和创新能力，他重修了荒废多年的城墙，深挖护城壕沟，严格巡逻制度，大大提高了城防能力等级。他还拿出了个人积蓄，在河边修建水磨等基本设施，以极低的价格租赁给百姓使用。收到的租金也随即被用于修建廉租房，供弱势和低收入群体使用。
因为出色的政治功绩，《旧唐书》中将王方翼列入了《良吏列传》。
然而，尽管他文武双全、德才兼备、处世平和，以德普世，且对大唐王室（主要是武后）忠心耿耿，但碍于他的出身（废后王氏的亲戚），一直不受到武后待见，只能一直待在夏州都督的位置上。
用人唯亲和专制，实乃人才的悲哀。
第十四章 皇太子的废黜
李治患病多年，很难得亲自处理政务，国家大事多交于武后。夫妇外出休养期间，则由太子李贤监国。
李贤英明果敢，“处决尤明审”，朝中舆论普遍看好他。老来丧子（李弘）的李治十分欣慰，亲自下诏书公开予以表扬。
按说有这种太子，大唐皇位的交替是不用担心了。可惜造化弄人，李贤他妈实在是太强悍了！
很难说武后是什么时候萌生当皇帝的想法的，但毫无疑问的是她一直在扩充势力，防范着所有忠于李唐皇室的人。
而为她创造外部条件的，正是李治本人。
李治长期将朝政假手武后，使得她在朝中的触手越伸越长。做皇后之初，她还得主动寻找帮手，阿猫阿狗都来者不拒。而现在，几乎所有奏章都要先经她的手，合她心意的才能送到皇帝手中。时间久了，大家也都摸清楚了，听皇后话的才能前进；只知皇上不知皇后的要么被降级，要么被外放。于是乎，不管内心的真实想法如何，大部分人都开始站到了皇后一边，唯皇后马首是瞻。
其实这也不怪他们，实在是因为很难得才能见到病歪歪的皇帝，根本没法当面交流。那些以皇帝名义颁发的诏书或命令等，大都是盖着皇帝玉玺的“奉天承运，皇后诏曰”，不遵守或是提出异议便是抗旨，鬼头刀的伺候。时间一长，大家也就习惯了。皇后也是皇帝的人，一家子何分彼此？
朝臣们是外人，见不到病重的皇帝可以理解。可如果连亲生儿子也无法见父亲一面，那就着实有些说不过去了。
郇（多音字xún）王李素节是萧淑妃的儿子，母亲惨死后他被赶到申州（河南信阳）做了刺史，当时年仅9岁。
不过武后并没有忘记他。二十岁那年，李素节收到了来自父皇的一份充满关爱之情的诏书。
诏书的大意是说皇上皇后体谅素节体弱多病，不能承受鞍马劳顿之苦，特恩准不必来京朝见。通篇慈爱之意溢于言表，看过听过之人无不为之感动。
对于这份诏书，李素节只能默默流泪。因为他很清楚自己一向身体健康，没病没灾！
这只不过是换种方式的阻止李素节和李治来往罢了！
只有切断李治与外界的联系，才能保证自己的安全和对权力的绝对掌控。
对于李素节的遭遇，他身边不少官员都表示同情。他们中有人决定要帮自己的王爷一把。
时任王府仓曹参军的张柬之便是其中一位。
由于长期见不到父皇，李素节心中郁闷，便写了篇《忠孝论》抒发一下自己的情感。张柬之便秘密地把这篇文章奏报给了李治。
可惜他到底官职太低，根本不知道长安城内的形势。有奏章能够跳过武后直接送到李治手中么？
没有！一份都没有！
张柬之的行为让武后大为光火，她决定对李素节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很快李素节被莫名其妙地安上了个“贪赃枉法”的罪名，革去了申州刺史一职，降为鄱阳王，被软禁到了更为偏远的袁州（江西宜春）。
至于通风报信的张柬之，虽然没有具体记载，想来也没有什么好果子吃。不过，这位张柬之倒是一生忠于李氏皇族，即使在女皇时间也是如此。不过这已是后话。
对待非亲生的皇子如此，对待亲生儿子武后也是一视同仁。
太子李贤是个聪明人，他了解自己的老娘，也很清楚当前的形势，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对母亲说出了“不”！
他自成为太子之初就开始监国，在朝中广纳人才，并组织人员对《后汉书》进行注解（今天通行的《后汉书》便是李贤组织注解的版本）。他的这一工作得到了父皇李治的充分肯定和嘉奖，书也被下令收入密阁珍藏。
此外，李贤还常常在言语间表现出对母后掌权的不满，这让武后对他的厌恶又加深了一层。
当时宫内经常有一位叫明崇俨的方士出入，此人精通画符念咒等法术，深得李治夫妇（尤其是武后）的宠爱，被恩赐了个四品的正谏大夫。
明崇俨知恩图报，为迎合皇后，竟宣称“太子难承大业，英王（李哲，即后来的李显）状类太宗”。
这番言论虽不是公开发表的，却足以让李贤惊恐不安。而更可怕的是当时宫中还流传着一种说法，说他并非武后亲生，而是武后姐姐韩国夫人的儿子！
这一点真正致命。因为如果这是事实，那李贤毫无疑问就没有资格继承皇位，更不可能再做太子。
事实上这一点也是相当站不住脚的，因为从武后怀上李贤一直到生产，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何况武后并非没有生育能力，除了李弘和李贤，还有李显、李旦和太平公主。再说，当时武后已经有了长子李弘，就算不生李贤对她的地位也不会有什么影响。
所以这应该只是谣言。
年轻人往往是最不相信宿命的，所以李贤一向对明崇俨没什么好感。现在这家伙居然敢妖言惑众，当众诋毁自己，实在是可恶至极。
李贤的情绪，武后是有所察觉的。于是她组织人员编写了《少阳正范》、《孝子传》等文章，告诫李贤要做个乖儿子，听妈妈的话。
李贤毕竟是太年轻，还不懂得隐忍退让。他命手下给《后汉书》作注时，多次强调东汉的动荡不安正是由于太后临朝、外戚专权所致，以此劝诫母亲不要再积极干预朝政。
武后吃了个瘪，还没等找到机会发泄，接下来的事情就已经让她怒不可遏了。
仪凤四年（公元679年），明崇俨死了。
他不是病死，不是淹死，也不是吃饭时噎死，而是被人刺死的。据现场勘查人员报告，似乎是强盗抢劫，顺带杀了人。
武后可不相信这套说辞。根据她自己所获取的情报，儿子李贤有重大作案嫌疑。
于是，她一面派人暗中收集证据，一面大张旗鼓地为明崇俨操办丧事，追赠他为侍中（宰相级别），加封他的儿子明珪为秘书郎。
这无异于昭告天下：明崇俨是我所重视的人，也是朝廷的重臣，我绝不会让他就这么白白牺牲了。幕后的凶手，你给我小心了！
这显然是在敲山震虎。只是李贤根本不为所动，继续想干嘛干嘛。
李贤是个性情中人，兴趣爱好十分广泛，既喜爱读书作注，又贪玩好色，和舞女、下人们走得很近，哪天一个高兴，就大笔大笔的打赏。此外，他还有断袖的癖好，和一个叫赵道生的家奴甚是要好。
对于李贤的这项爱好，父亲李治倒是没多加干预，毕竟李贤的能力还是相当让他放心的，况且李贤都也已经有三个儿子了，不必担心香火问题。
但在辅佐他的官员们看来，却总感觉有些不妥。
按照传统观念，不妥就要进谏。司议郎韦承庆为此曾专门劝说过李贤，但他根本就听不进去。
这本算不上什么大事。但武后却抓着不放，指使亲信向李治提出彻查李贤，规范帝国接班人的行为。
在武后的主导下，专项调查组成立，成员包括中书侍郎薛元超、黄门侍郎裴炎、御史大夫高智周等人。他们对东宫进行了仔细的搜查。
这一查居然有“意外”的收获——从东宫的马坊里搜出了数百件黑色铠甲。
同时太子的相好赵道生也被捕。面对严刑拷打和政策攻心，他招认明崇俨之死是自己所为，而整个行动的发起与策划者，就是太子李贤！
调查组不敢有所隐瞒，第一时间将这些情况向皇帝皇后做了汇报。
对于李贤，李治心中是有数的：他熟读史书、能力超群，绝不至于重蹈李承乾的覆辙。私藏铠甲，可能是因为与武后的矛盾越来越深，出于防御或自保而准备的。
至于明崇俨，换做任何一个人放在李贤的位子上，听到他的话都不会高兴。长期的压力使得年轻人一时头脑发热，下了狠手。这事儿李贤的确做的有些过火，但也绝不会是冲着父亲的皇位而来。
所以，李治并不打算严惩李贤。
可武后不答应，这可是她等了许久的良机，可以名正言顺地废掉李贤，怎可能轻易放弃。她坚持说：“李贤身为太子，断不该有谋逆之心。你是他爹，我是他娘，即使心痛也只能大义灭亲，绝不可姑息！”
每当李治和武后意见发生分歧，结果都是武后胜出。这次也不例外。
李贤“谋反”一案，看似没有疑点，嫌犯供认不讳，连个申辩都没有。但就因为过于顺利，反而让人不信服。
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李贤和武后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激化。一个要当真正的接班人，一个手握大权不肯放松。摄于母亲的强势，李贤开始陷入焦躁，转而在一些离经叛道的事情上寻求宣泄，例如沉迷于断袖，策划暗杀等。
至于东宫中搜出的铠甲，有人认为是武后栽赃。但奇怪的是，史籍上并未提到李贤对此有什么异议。
为什么？即使是真正的谋反者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往往也会抵死不认，而李贤却什么也不说，让调查组轻松结案。他到底想做什么？
政治活动中，几乎人人都戴着面具，有时甚至不止一张。只有在抒发情感的文学作品中，虚情假意的成分可能会少许多。
对于自己兄弟几个和母亲的关系，李贤有一首著名的诗——《黄瓜台辞》：
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
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
三摘犹自可，摘绝抱蔓归。
诗中所透露的凄凉和无力正是李贤心态的绝佳写照。不愿向母亲低头，却又无能无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