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大传-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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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阳明走到南浦时，父老军民顶香林立，填途塞巷，以至于不能通行。父老乡亲轮番为他抬轿推车，把他传递到都司。这里的百姓出于感激加敬佩，把他奉为神。阳明一入都司就赶紧接见父老乡亲，他坐在大厅里，百姓从东边入西边出，有的出来还进去，从前半晌开始一直到了中午才结束了这种独特的召见－－伟人接见群众只能如此，后来我们熟悉的接见方式也大凡如此。
阳明有《南浦道中》诗，说他重来南浦，还为当年的战事感到心惊。高兴的是那些百姓都可以安居乐业了，让人忧愁的是朝廷没有放宽对他们的税收。象我这样迂腐疏懒的人，居然受到百姓这样的欢迎，实在惭愧。
第二天，他去朝拜孔庙。正所谓群众拜伟人，伟人拜圣人。他在孔庙的明伦堂讲《大学》，不知道围了多少人，有许多人事实上什么也听不见，但机会难得，也为了感受这种气氛。这说明此时的王阳明在学术思想领域的影响已是相当大了。而且说实话，他影响最大的地方都在他亲身呆过的地方，一是江西，二是浙江，三是贵州。原因无非是古代的传播太有限，除了加入权力系统靠行政力量推行，就是靠直接影响。心学又是感性学，靠书本传播，脱离了感染“场”是难以领会其妙旨的，也就没有那麽大的感召力了。这三个省份都是比较落后的地方，浙江虽富，在政治上并不引人瞩目，而且他的影响则集中在浙东山区，以绍兴、余姚为中心。越是落后的地方越容易接受乌托邦性能的革命思想。那些既得利益者集中的京畿都会，不易受此煽动。后来的情形也依然沿此逻辑展开－－接受心学武装的以社会的中下层为主，一般的士子多于士大夫，尤为难能的是还有些目不识丁的灶丁「如王艮以及他的泰州学派所影响的劳工人众」小贩等。从这个意义上说心学是平民的宗教不算夸张。
他在孔庙讲学、听众如云的情形被人称为上古三代才有的气象。这种气象也鼓舞了教主的情绪。他一向所致力的就是广度众生，让圣学大明于天下。目前的情景是可喜的、感人的。讲学虽不是他的公职，确是他的天职。这个人从心眼里信服孟子的“天爵”“人爵”说，他是要天爵的，但也不是不要人爵，只是以修天爵为主罢了。
他到了吉安，便大会士友。在简陋的螺川驿站，给三百多人立着讲，讲得相当令人信服、相当实在。大意是：尧舜是生知安行的圣人，还兢兢业业，用困勉的工夫。我们只是困勉的资质，却悠悠荡荡，坐享生知安行的成功，岂不误己误人！
纯粹学理上的内容就没有新发明了。强调良知智慧无所不能，是周流六虚、变动不居的妙道。但用它来文过饰非，便危害大矣！
临别再三嘱咐大家：“工夫只是简易真切，愈真切，愈简易；愈简易，愈真切。”这算是最后的公开讲学了，可能是他的最后一次讲演。
此时，余姚的中天阁讲会照常进行，又有新生力量鼓舞其间而日新月不同。绍兴书院的同志们在王畿、钱德洪的振作接引、熏陶切磋、尽职尽责的管理下而蒸蒸日上。这是让阳明最欣慰无任的事情了。
２．剑气晚横秋色净
过新溪驿时，又有父老乡亲壶浆相迎、相送，沿路焚香摩拜。这座驿城是他当年主持修建的，为了抵御广西的瑶族暴徒和湖南的匪寇。现在这里的人民可以安居乐业了，他下令让那些驻守在山头上的弓箭手干脆回家务农去吧。
百姓这种知会好歹的心情，以及儒家的好生之德，还有他当年在贵州与当地人接触留下的好感，以及思州知府对他的无故欺凌，还有他对少数民族个性的了解，都坚定了他要和平解决思、田问题的决心。他也沿途作了一些调查，了解到了一些瑶族的民情，还有底层人对官府失误的不满。
所谓思恩州和田州，即今南宁以北及武鸣县西北，和百色市及田阳、田东一带地区。
十一月二十日，他到达广西梧州，开府办公。梧州是汉代的苍梧州，旧属交趾郡。自失去安南「今越南」以后，田州便成了南海外屏。其地虽为无足轻重的蛮荒区，但事关国防，更麻烦的是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不好处理。他先得向朝廷请示行动方针。十二月初一，他上奏皇上，将他了解到的情况和自己的举措一一奏明。
广西土著，岑氏为大。正德初年，岑猛重贿刘瑾得到田州府同知的官位。此前的官府对岑猛时而利用时而压制，都御使陈金曾让他会剿江西土匪，结果他的兵比土匪更危害百姓。事后，他没得到想得到的官位，又拥有重兵，遂嚣张生事。当地官员还想得到他的重贿，他有怨气，自然不给。官员便告他要反。用阳明的划说这叫“生事事生”。新来的首长姚镆调集四省兵力会剿岑猛，岑猛要投降，不许。岑猛逃到他丈人的地面上，他丈人因女儿早就失爱于岑，正好借此机会报复，就把岑毒死了。
问题的真正症结在于如何处理民族矛盾。改土归流虽是本朝的基本国策，但在广西田州流官出现后，反而矛盾日起，无休宁之日。尤其是田州的瑶族是浔阳江流域的“造反”大户。但官府总是“过计”－－用的办法都过头。“劫之以势而威益亵，笼之以诈而术愈穷。”打，也不行；抚，也不行。把良民的膏血挥霍于无用之地。阳明想去掉流官，因为“流官之无益，断可识矣。”但他的下属提醒他这样做是犯忌讳的，要遭来物议。他在奏疏中表示，只要有利于国家、能保护人民，死都应该，还怕什么物议？他的结论是：对在这深山绝谷中盘踞的瑶族，必须存土官、借其兵力而为中土屏障－－让他们为我们抵御交趾国。若把他们都杀了，改土为流，则边鄙之患，我自当之，这实在等于自撤藩篱，必有后悔。
这是他之“无”的境界给他的智慧，物各付物。他可能没有现代的民族自治的思想，但他知道用压制或诈术都不能很好的解决民族纠纷。他只有儒家的和平主义，还有为帝国长治久安的忠心。虽然是在实心实意的办好事，还得求朝廷，还得动用私人关系，说服当朝大老，才能行得通。帝国的秘密通道多着呢。
他分别给应该利用的和真心朋友写了信。先给杨一清写了貌似情切又亲切的信：我此次事毕，若病好了，请你让我当个散官，如南北国子监，我就感激不尽了。他是怕杨大学士顾虑他在这成功以后会入阁争权，从而否决他的方案。所以先给杨吃个定心丸。因为早就有人作这样的推荐，但越有人说阳明人才难得，应该成为台阁重臣，他们便越压制阳明，迟迟不对平宁王一案论功行赏，就是怕他这一杆子人在朝中形成一股势力。
他给黄绾写信则吐露了实心话：参与平宁王的湖、浙及南京的有功者均已升赏，唯独主要干事的江西将士，至今勘察未已，有的废业倾家，身死牢狱。就算有滥冒，也应该象赏南京的人那样赏他们吧！他们已失意八年了。但我现在要说象是要挟，奈何，奈何！他视“东南小蠢，特疮疥之疾。”“而群僚百官各怀谗嫉之心，此则腹心之祸，大可忧者。”跟三百年后的林则徐一样不怕广东之祸事，只怕朝廷内部的窝里斗。
他婉转告诫黄绾和方献夫不要再推荐他了，得慢慢来。此时主要是说服朝廷按他的思路解决问题，否则必有反复。他还告诫他俩，推荐人要慎重，一个滥蚕能坏一筐好蚕。－－呜呼，他这回在这两条上都出了问题。
朝廷有个酝酿的过程，大概是个各种意见平衡的过程。让他会议出结果来，再报朝廷。但相信他才略优异，所请必有卓见。
他给朝廷的奏疏中，一开始不好说前任已把事情弄坏，但在私人信件中，多次表示从前张皇太过，后难收拾。现在想以无事处之，已不大可能。只求省减一分，则地方少一分劳扰。他真是知行合一的去亲民、去努力追求至善。他反感帝国流行的杀人立功法。
新入阁的桂萼想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作品，便建议阳明以杀镇瑶族，再攻打交趾。这种政治上的暴发户最好大喜功，只要能染红顶子「这个词儿是清朝的，但这种事情已自古而然」又不用自己的血，便越红越好。这是阳明深恶痛绝的。他不会按照这种人的意志行事。因此而得罪了新贵。这个曾起用阳明的权臣，最后因此而同意、唆使皇帝把立了大功的阳明捺下去。他给方献夫的信中早就预知必然如此－－－我深知这个和平方略必然大逆喜事者之心，“然欲杀数千无罪之人，以求成一将之功，仁者之所不忍也。”
阳明一面会议、处理眼前的问题，一面向朝廷汇报。算是边斩边奏。他是为了保护百姓，他们已经在战火中辗转了两年了。朝廷又新任命他为两广巡抚，他有了处置当地事务的专权。时间已到了次年春的正月，他手里有当初姚镆调来的湖南兵两万多，他又有剿匪平叛的威名，当他靠近田州时，岑猛的余部卢苏、王受很害怕。阳明有诸葛亮以夷制夷的思路，便派人去劝他们投降。当时有谣言说阳明象别的官员一样在等着受贿。他们不敢来。但他们见阳明遣散官军，似乎没有进剿他们的意思，他们又放了心。阳明又派人去，说明只是为了给他们开“更生之路”，并起誓无欺。要求他们率众扫境，归命南宁城下，分屯四营。发给他们归顺牌，等候正式受降。这些土兵都有了更生的希望，“皆罗拜踊跃，欢声雷动”。
卢苏、王受都不是好对付的主儿，他们说：“王公素多诈，恐怕要骗我们。”提出要带重兵卫护，并把军门的哨兵都换成田州人。阳明都答应。他们果然重兵卫护着前来南宁军门。
阳明当众宣布：朝廷既然招抚你们，就不失信。但是你们扰害一方，牵动三省，若不惩罚，何以泄军民之愤？于是将卢苏、王受各杖一百－－让他们穿着盔甲接受了这一百杀威棒，以显示王法的威严。
众皆悦服。阳明然后跟着他们到他们的军营，抚定军心。那一万七千多人「《明史》说七万人」，欢呼雀跃，向阳明表示愿意杀贼立功赎罪。阳明说之所以招抚你们，就是为了让你们活下去，怎么忍心再把你们投入到刀兵战场？你们逃串日久，赶快回家去吧。至于其他土匪，军门自有办法，以后再调发你们。
他们感动不已，流泪欢呼。
于是，这场折腾了两年的民族纠纷，就这样春风化雨地解决了。不折一矢，不杀一人，全活了数万生灵。阳明自己也认为比大禹征苗还漂亮。一面向朝廷奏凯，一面勒石刻碑纪念。
他向朝廷建议：把田州划开，别立一州；以岑猛次子岑邦相为吏目，等有功后再提为知州。在旧田州置十九巡检司，让卢苏、王受分别负责，都归流官知府管辖。朝廷同意对岑、卢等人的安排，别的等相关各部复查研究以后再说。
３．煮沙为盐
假若阳明一直在此经营，不会出现后来的反复，也不会有阳明寄托不终的历史遗憾。在他离开广西之前，所有问题都处理得相当漂亮。
当地土目也真心服他，既慑于他的威名，也赞成他的举措。他也真心既为百姓好又给朝廷办事。他认为二者是一致的，只有民安才算国定，只有民富才算国强。他那“无”的智慧告诉他天下本来没有对立的事务，只是人们非要把它们对立起来。譬如姚镆非要硬打，“轻于讨贼，重于受降；信于请兵，疑于对垒。「岑」猛既冤死而不白，镆亦功名不终。猛负国恩而身殛，镆贪军功而官夺。”「古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诛岑猛》」结果是分则两伤。现在是合则两美。他充分承认当地少数民族的特点，再三向朝廷强调不能一味用汉法统治他们，他迷信风俗统治，强调教化的力量，若假以时日，他也许能摸索出一套优化的与少数民族共同管理的好办法来，从而深入解决异族与汉族这个大一统帝国的大矛盾。
但是，朝廷想让他在此顶住，总督军务、巡抚地方，看上去是重用，其实是排斥，还是等于用牛刀宰鸡。他并不开心，再说他的身体也真不适应这里的气候，若是现在把他发配出来，他也就悟不了什么道了。若是现在让他到朝廷里当个大学士什么的，他还有兴趣，从而有精神干下去。尽管论官节也差不多了。南京兵部尚书也是尚书呀，如果得势，入阁顺理成章，不得势则一切均无从谈起。他是得势不得分－－假得势，成绩不错，下层说好，说了不算的人说好。口碑好但没用，徒然遭嫉妒而已。
他一举平定田州之乱，号称是百年未有的盛事。但是朝中偏有一邦人什么事也不干，专挑干事人的毛病。阳明为了长治久安，推荐了一批干部，提议改建当地的体制，如将田州的府治迁到平坦的地方，还有一些本是无可争议的合理建议，都遭到京城里养尊处优的官僚的百般挑剔。他们要反复审核，以显示他们既高明又重要。
阳明能做的就是复兴儒学，在思田兴办学校。他认为用夏变夷，宜有学校。但刚刚停息战火，满目疮痍，人们纷纷逃串，还没有受廛之民，想建学校，眼下是显得不着边际的事情。这更显出阳明理想主义心性。他发文命令提学府道，但有生员「秀才」，不管莎正式的还是增补的，其他各地愿意来田州府学附籍入学的，一律欢迎。先委派教官相与讲习，打出旗帜来。等建成学校，就将各生徒分发该学肄业、照常增补廪膳生员、推荐贡生。同时倡行乡约制度，推广他在南赣建立的社区自治的经验。由公正果断的乡约主持讨论约中会员的操行要事，表扬善人善事，纠察有过错者，有彰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