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通鉴论-第9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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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则邪移于宗闵、稹；而德裕晚节，功施赫然，视二子者有薰犹之异矣。李逢吉之恶，夫人而恶之，德裕不与协比，正也；而忽引所深恶之牛僧孺于端揆，以抑逢吉，而睦于僧孺，无定情矣。德裕恶宗闵，讦贡举之私以抑之，累及裴度，度不以为嫌，而力荐德裕人相，度之公也；李宗闵与度均为被讦之人，乃背度而相倾陷，其端不可诘矣。宗闵与稹始皆以直言进，既皆与正人忤，而一争进取，则稹合于德裕以沮宗闵，两俱邪而情固不可测矣。杨汝士之浊，固已；德裕以私怨蔓延而讦之使贬，俾与裴度、李绅同条受谤，汝士之为贞邪不决矣。白居易故为度客，而以浮华与元稹为胶漆之交，稹之倾度，居易不免焉，而德裕亟引其从弟敏中，抑又何也？李训、郑注欲逐德裕，而荐宗闵以复相，乃未几陷杨虞卿而窜宗闵于明州，何其速也？聚散生于俄顷，褒贬变于睚眦，是或合或离、或正或邪，亦恶从而辨之哉？上无折中之宸断，下无臧否之定评，颠倒天下以胥迷乱，智者不能知，果者不能决也。揆厥所繇，则自李绛恃其忠直而不知大臣之体，与小人比肩事主，而相角以言。口给之士，闻风争起，弄其辅颊，议论兴而毛举起，权势移而向背乖，贸贸焉驰逐于一起一伏之中，惊波反溅，罔知所届，国家至此，其将何以立纲纪而保宗哉？唐、宋以还，败亡一轨，人君尸居太息而未可如何。呜呼！乱之初生，自所谓君子者开之，不但在尊沓之小人也。吕吉甫、章之害未去，而首击伊川者，司马公之门人苏轼、苏辙也；奄党之祸未除，而特引阮大铖以倾众正者，温体仁所击之钱谦益也。当王介甫恶二苏之日，体仁陷谦益之时，岂料其速变之如斯哉？烈火焚原而东西不知所极，公忠体国之大臣虑之已早，镇静慎默以赞天子之独断，而人心戢、风俗醇。苟非其人，弗能与于斯也。
【三】文宗耻为弑君之宦竖所立，恶其专横而畏其害己也，旦夕思讨之，四顾而求托其腹心，乃擢宋申锡为相，谋之不克，申锡以死，祸及懿亲，而更倚李训、郑注、王涯、舒元舆以致甘露之变。申锡之浅躁，物望不归；训、注则无赖小人，繇宦竖以进，倾危显著，可畏而不可狎；涯、元舆又贪浊之鄙夫也。文宗即不足与于知人之哲，亦何颠越乃尔哉？于其时，非无勋望赫奕之元臣如裴中立、英果能断之伟人如李文饶；而清谨自持如韦处厚、郑覃者；犹不致危身以偾国。文宗俱未进与密谋以筹善败，独决意以托匪人，夫亦有故存焉。唐之诸臣，皆知有门户而不知有天子者也。宠以崇阶，付以大政，方且自诧曰：此吾党之争胜有力而移上意以从己。其心固漠然不与天子相亲，恃其朋类争衡之战胜耳。故以裴中立之誉望崇隆，为四朝之元老，而陈弘志之弑，杜口包羞；若李文饶，则假宦竖王践言以内召；而李宗闵、元稹、牛僧孺之恃阴腐为奥援者，又勿论也。外有不相下之仇敌，则内不可更有相忤之中人；争衡于一进一退之，则不能复问大贞大邪之辨；文宗盖流览踌躇，知其无可与谋也。而宋申锡以轻狷不审去就之庶尹，为两党所不推，舒元舆、王涯、贾饣束，则首鼠两端，持禄免咎者也；训、注之邪，上知之矣，乃其不择而击之力，一试之德裕，再试之宗闵，两党皆其所搏噬，庶谓其无所固执而可借为爪牙者耳。悲夫！自长庆以来，所敢以一言触宦竖者，独一刘从谏而已，而固防其且为董卓也。则文宗不以委之申锡、训、注而谁倚乎？藉令谋之中立，而中立未必应也；谋之文饶，而文饶固不从也；谋之处厚、覃，而处厚、覃且战栗以退也；谋之宗闵、僧孺，而比于宦官以反噬也。故文宗交不敢信，而托之匪人。无他，环唐之廷，大小臣工贤不肖者，皆知有门户，而忘其上之有天子者也。弑两君，杀三相，裴中立且自逍遥于绿野，而况他人乎？
【四】牛、李维州之辨，伸牛以诎李者，始于司马温公。公之为此说也，惩熙丰之执政用兵生事，敝中国而启边衅，故崇奖处钅享之说，以戒时君。夫古今异时，︹弱异势，战守异宜，利害异趣，据一时之可否，定千秋之是非，此立言之大病，而温公以之矣。乃所取于牛僧孺之言抑德裕者，曰诚信也。诚揭诚信以为标帜，则谋臣不能折，贞士不能违，可以慑服天下之口而莫能辩。虽然，岂其然哉？夫诚信者，中国邦交之守也。夷狄既逾防而为中夏之祸矣，殄之而不为不仁，夺之而不为不义，掩之而不为不信。使恤彼相欺之香火，而养患以危我社稷、杀掠我人民、毁裂我冠裳也，则太王当终北面于獯鬻，文王可永奉币于昆夷，而石敬瑭、桑维翰、汤思退、史弥远、允为君子矣。突厥、回纥，唐曲意以下之者，皆有功于唐，舍其暂时之恶，而以信绥之，犹之可也。然而且有不必然者，其顺逆无恒，驭之有制，终不可以邦交之道信其感孚也。况乎吐蕃者，为唐之封豕长蛇，无尺寸之效，有邱山之怨，偶一修好，约罢戍兵，而于此言诚信乎？僧孺曰：“徒弃诚信，匹夫之所不为。”其所谓诚信者，盖亦匹夫之谅而已矣。其以利害言之，而曰：“彼若来责，养马蔚茹川，上平凉坂，万骑缀回中，不三日至咸阳桥。”是其张皇虏势以相恐喝也，与张仪夸秦以胁韩、楚之游辞，同为千秋所切齿。而言之不忌，小人之横，亦至此哉！夫吐蕃自宪宗以后，非复昔之吐蕃久矣。元和十四年，率十五万众围盐州，刺史李文悦拒守而不能下，杜叔良以二千五百人击之，大败而退；其明年，复寇泾州，李光颜鼓厉神策一军往救，惧而速退：长庆元年，特遣论讷罗以来求盟，非慕义也，弱丧失魄，畏唐而求安也。其主彝泰多病而偷安，不数年，继以荒淫残虐之达磨，天变于上，人叛于下，浸衰浸微，而论恐热、婢婢交相攻以迄于亡。安得如僧孺之言，扣咸阳侨、深入送死而无择哉？敛手ぽ颜，取悉恒谋献之，使砾于境上，以寒向化之心。幸吐蕃之弱也，浸使其︹，目无唐，而镞刃之下岂复有唐乎？僧孺又曰：“吐蕃四面万里，失一维州，未损其势。”则其欺弥甚矣。吐蕃之︹，以其尽有北境也。于宪宗之世，全力南徙，以西番重山深谷，地险而腴，据为孤兔之窟，于是而始衰，沙陀、黠戛斯、回纥侵有其故疆矣。故韦皋一振于西川，而陇右之患以息。其南则南诏方与为难，而碉门、黎、雅之，乃其扼要之墟，得之以制其咽吭，则溃散臣服，不劳而奏功。西可以收岷、洮，南可以制南诏，北可以捍黠戛斯、回纥之东侵，而唐无西顾之忧。其在吐蕃，则大害之所逼也。而岂无关于损益哉？夫夷狄聚则逆而散则顺，事理之必然者也。拒归顺者以坚其党，故婢婢曰：“我国无主，则归大唐。”然与论恐热百战而终不归者，惩悉怛谋之惨，知唐之不足与也。以是为诚信，将谁欺乎？夫僧孺岂果崇信以服远、审势以图宁乎？事成于德裕而欲败之耳。小人必快其私怨，而国家之大利，夷夏之大防，皆不胜其恫疑之邪说。文宗弗悟而从之，他日追悔而弗及。温公抑遽许之曰：“僧孺所言者义也。”使然，则周公之兼夷狄，孔子之作春秋，必非义而后可矣。
【五】李宗闵欲逐郑覃，而李德裕亟荐之，文宗自内宣出，除覃为御史大夫。宗闵曰：“事皆宣出，安用中书 ？＇＇”其妨贤之情，固不可掩。然以官守言，则职之所宜争；以国事言，则内降斜封之弊，所宣早杜其渐也。崔潭峻以“八年天子听其行事”折之，讵足以服宗闵哉？郑覃经术议论果胜大任，人主进一善士，昭昭然揭日月而行之，制下中书，孰敢违者？假令宗闵抗命而中沮，即可按蔽贤之辟，施以斥逐。乃若有所重畏而偷发于其所不及觉，以与宰相争胜负之机，其陋有如此者。宗闵得持国宪官常以忿怼于下，以此而求折朋党之危机，宜其难矣。故司马温公曰：“明不能烛，强不能断，使朝廷有党，人主当以自咎。”其说韪矣。乃又曰：“不当以罪群臣。”则于君子立身事上、正己勿求之道，未协于理；而奖轻儇、启怨尤、激纷争之害，不可复弭。元、绍圣之际，狺狺如也，卒以灭裂国事，取全盛之宋而亡之。一言之失，差以千里，可不慎哉！黜陟之权，人主之所以靖国也；格心之道，大臣之所以自靖也；进退之节，语默之宜，君子之所以立身也。居其位，安其职，尽其诚而不逾其度。故人主不审于贤奸之辨，而用舍不决，使小人与君子交持于廷，诚宰相之所深忧。然小人者，岂能矫君心之必不然者，而胁上以从已哉？则格心者本也，适人者末也。但令崇奢佞鬼、耽酒渔色、牟利殃民、狎宦竖、通女谒之害，一一檠括于宫庭之嗜好；则事之可否、理之得失、人之贞邪，无所蔽窒，而小人自不足以群聚而争胜。若其格心之道已尽，而君忄昏不知，容小人之相牾，则引身以退，杜口忘言，用养国家之福，而祸不自我而兴。故孔子去鲁，不争季孙之权。孟子去齐，不折王之佞。在国则忘身，去国则忘世，身之安也，天下之福也。如或不得于君，不容于小人，乞身事外，犹且纷纭接纳，进人士而与结他日之援。为忧国计与？适以激国事之非；为进贤计与？适以贻贤者之伤。气盈技痒，愤懑欲舒，且与浮薄之士，流连于山川诗酒之中，播歌谣以泄ぉ疾，抑或生而有再用之情，没而有子孙之计，树人自辅，悦己者容，乃使诡躁之夫，依附以希他日之进，党祸乃成，交争并峙，立身之不慎也，事上之不诚也，素位不安，害延于国，为人臣而若此，咎亦奚辞？乃曰“不当以罪群臣”，不已过与？即其在位之日，道在匡君，而人才之进退，国有常典，官有定司，固非好恶欲伸，唯己所任。一大臣进，而望风饰行以求当于端揆者，千百其群也。言论相符、行止相应者，不使退就衔勒，奚必利民而卫国，特以竞胜于异己耳。苟可以取盈，然且破法而为非常之举，汲引而怀取必之心，则唯以所好者之升沈为忧喜，而君父生民或忘之矣。质之夙夜，讵可云精白乃心乎？夫德裕之视宗闵，其得失迥矣。而内不能却崔潭峻、王践言之奥援，外不能忘牛僧孺、杨虞卿之私怨，则使文宗推心德裕，使汲引其所好者置于要地，而宗闵不敢或违也，终不可得。其后武宗亦既独任之矣，未久而白敏中、令狐纟复起，以尽反其局。岂非德裕乘权之日，恃主知之深厚，聚朋好以充廷，而不得志者如伏火石中，得水而爆烈哉？夫元亦犹是也，皆为君子者进则、退犹跃跃，导人心于へ讼而不可遏也。以宰相之进退归人主，以卿尹之黜陟归所司，正己尽诚，可则行，否则止，绝新进之攀附，听天命之废兴，虽有小人，何所乘以自立为党？其不然也，而曰“不可以责群臣”也，无惑乎温公之门有苏轼诸人之寻戈矛于不已也。
【六】杜牧愤河朔三镇之跋扈，伤府兵之废败，而建议欲追复之，徒为卮言，贻后世以听荧耳。牧知藩镇之强在府兵既废之后，而不知惟府兵之积弱，是以蕃兵重，边将骄，欺唐之无兵，以驯致于桀骜而不可复诘也。且当太和之世，岂独河北之抗命哉？泽潞、山南无非拥强兵以傲岸者。而欲取区区听命之州郡，劳其农而兵之，散其兵而农之，则国愈无兵、民愈困、乱将愈起。甚矣！空言无实，徒以荧慕古者之听，而流祸于来今，未有已也。府兵之害，反激而为藩镇，势所必然，祸所必趋，已论之详矣。乃若杜牧所言有可取，而唐之初制尚可支百年者，则十六卫是已。十六卫以畜养戎臣储将帅之用者也，天下之兵各分属焉，而环王都之左右，各有守驻以待命，盖分合之势，两得之矣。分之为十六，则其权不专，不致如晋、宋以后方州抚领拥兵而篡逆莫制也。统之以十六，则其纲不弛，不致如宋之厢军解散弱靡以成乎积衰也。夫边不能无兵，边兵不可以更戍而无固心，必矣。兵之为用，有战兵焉，有守兵焉。守兵者，欲其久住，而卫家即以卫国者也；而守之数不欲其多，千人乘城，十万之师不能卒拔，而少则无粮薪不给之忧。战兵者，欲其遄往而用其新气者也；一战之勇，功赏速效，虏退归休，抑可无长征怨望之情。然则十六卫之与边兵，互设以相济，寇小入，则边兵守而有馀，寇大入，则边兵可固守以待，而十六卫之帅，唯天子使，以帅其属而战焉。若夫寇盗有窃发之心，逆臣萌不轨之志，则十六卫中天下以林立，而谁敢恣意以逞狂图乎？唯是十六卫之兵，必召募挑选，归营训练，而不可散之田亩，则三代以下必然之理势，不可以寓兵于农之陈言，坐受其弊者也。就其地食其食，无千里飞挽之劳；就其近属其卫，无居中遥制之病；卫率巡之，所司练之，有司供亿之，皆甚便也。此则唐初之善制，不必府兵而可行之后世者也。以杜牧之时，尤可决行于一朝，非若府兵之久敝而不可再兴者，何也？河朔之叛臣不可遽夺，而内地犹可为也。且自宪宗以来，淄青、淮蔡、西川、淮南、贼平之日，兵不可散，固可移矣；成德、卢龙、魏博归命之日，兵不能罢，亦可调矣。以恩恤之，以威临之，仍使为兵，而稍移易之，固皆不安南亩习于戎行者，又何难于措置之有哉？朝无人焉，虑不及此，而后天下终不可得而平。牧固不足以及此，而漫无忧国之心者，又勿论已。
【七】甘露之变，杀生除拜皆决于中尉，文宗不得与知，而李石、郑覃于其时受宰相之命，二子病矣！君子之进退，必以其正；其以身任国家之大政也，必以其可为之时。血溅于独柳之下，而麻宣于殿陛之，二子者，誉望素隆，而何为其然邪？曰：此未可以为二子病也。夫二子于此，虽欲辞相而义之所不许也。梅福之弃官，申屠蟠之辞召，位未高，君未知有我，且时已敝极而无可为也。留正出国门而宋几危，陈宜中奔占城而宋遂亡，偷免于危殆，以倡人心之离散，无生人之气矣。夫二子者，唐之大臣，而为文宗所矜重者也。天子不胜于宦竖，兵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