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乞丐到元首:希特勒传-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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鸷佑野�30英里宽地带将被划为非军事区。条约还规定，德国不得拥有潜艇或军用飞机，军队数目仅限10万。这样，德国蒙受之耻辱便达到了顶点。
这支新的力量，即德国国防军，几乎立即开始行使比其本身力量大得多的权力。为使部队不受布尔什维主义的影响，他们成立了一个局，专门在部队中调查以颠覆为目的的政治活动，还向工人组织渗透。在负责这个单位的卡尔·梅耳上尉所挑选的人员中就有希特勒其人。希特勒原是最适合干这一行当的，但梅耳之所以挑选他，是因为他在战时有过“模范”记录，也可能是出于怜悯。“我第一次碰见他时，他像是一条寻找主人的、疲倦的丧家犬。”梅耳所得之印象是，希特勒“随时将命运投入他人之手，只要此人对他表示友善”。他“对德国人民和他们的命运漠不关心”。
实际上，由于革命这个传染病，希特勒正处在酝酿和混乱的状态中，他从未像现在那样对他所投奔的国家之命运表示关切。不久前，他曾得到一本宣传种族主义的小册子——或许是埃卡特编写的。这立刻使他想其他在维也纳读过的类似小册子。“这样，我不自觉地发现，我自己的发展又重新展现在眼前。”他在慕尼黑街头之所见所闻，使压抑在他心头的对犹太人的仇恨活跃起来了。犹太人处处都在掌权：先是埃斯纳，继而是像托勒那样的无政府主义者，末了是像莱维纳那样的俄国赤色分子。在柏林是罗莎·卢森堡；在布达佩斯是贝拉·昆；在莫斯科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希特勒原先怀疑是阴谋的，现正被变为现实。
在就职前，希特勒及其他政治奸细被送往慕尼黑大学受专门训练。政治教导员中有像卡尔·亚历山大、冯·米勒教授那样满肚子是激进右派学问的保守派。“对我”，希特勒写道，“这件事的价值就在于，我现在有机会见到思想与我相似的同志，可与他们详尽地讨论目前的形势。我们都多少坚信，犯下了11月罪恶的各党派，各中心也好，社会民主党也好，均无法将德国从未来的崩溃中拯救出来。而那些所谓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组织’尽管愿望良好，但也无法对已发生的事件进行弥补。”
在战争期间，希特勒曾对维斯登基尔希纳说过，在和平时期，他将成为画家或步入政界；他的同志问他喜欢加入哪个政党时，他回答说：“哪个都不。”受训者中他圈里人的结论也是，只有一种崭新的运动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他们决定将这个组织称为“社会革命党”，“因为这个新组织的社会观点确实要进行革命。”
冯·米勒教授的妹夫戈特弗雷德·弗德尔讲师，为这一运动加油打气。弗德尔是为“打破利息奴役”而组织的“战斗联盟”的创始人，以工程师为职业，实则是个经济学家。他给训练班的学员讲述证券交易所和借贷资本的投机性和经济性质。对希特勒而言，这是具有刺激性的启示。“在听完弗德尔的第一课后，我便想，我已找到了建立一个新的政党的最主要的基础之一的方法。在弗德尔要求结束利息奴役的思想鼓舞下，他重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首次真正了解了卡尔·马克思这个犹太人终生为之努力的著作的内容。”他终于读懂了马克思的《资本论》。
一次讲课后，冯·米勒教授发现一群人在进行生动活泼的讨论。“人们好像着魔似的。原来，有个人用深沉的喉音在高谈阔论，越讲越起劲。我有个奇怪的感觉，这些人的激动是他高谈阔论所致。我看到的是一副苍白的小脸。他头发蓬乱，不像军人，胡子修得整整齐齐，蓝色的大眼中放着狂热的光芒。”
“你是否知道，你的学生中有个天生的演说家？”米勒教授指着那个脸色苍白的士兵问梅耳上尉。梅耳喊道：“希特勒，你过来。”希特勒“带着某种目中无人的窘态，笨拙地”走了过去。由于他有演说的天才，他终于被分配在慕尼黑的一个团里当上了训戒员。“我以最大的热情和爱开始工作，因为，猛然间我便得到了向大群听众讲演的机会，我历来纯粹凭感觉而不是凭知觉所假设的东西，现在证实了：我能‘讲’。”随着每一次讲演，希特勒变得越来越自信，那就是，他的声音已发达到如此的地步，以致营房内的任何一个角落，都可听清他的演讲。
由于开始时他与之友好相处的许多人都认为他是个奸细，所以，他的社会生活并没有如此成功。有个名叫荻埃尔的矮个子兵，公开蔑视先进者。希特勒紧跟不舍，一直追到街上，口中不断在阐述德国国家的真正任务。他的话猛然被打断了：“告诉我”，荻埃尔说，“是不是他们灌进你脑中，你忘了冲洗？”据一位目击者说，“这位长途演说家，大吃一惊，瞪了他一眼，一声不响地走了。”
希特勒甚至与同屋住的两名奸细无法相处。他们就他的“体格习惯”向梅耳上尉抱怨。另外，“他说梦话，还梦游，非常令人讨厌。”于是，他便搬进了二楼的一间小屋。这原是个小仓库，窗户全钉上了栓，但希特勒“似乎为有一间小屋而感到高兴”。
尽管在社交中希特勒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梅耳上尉对他的讲演才能仍很是看重，遂派他到慕尼黑城外去执行一次特别任务；——住在勒茨弗尔德战俘营的、被遣送回家的德国战俘，由于表现出有斯巴达克斯观点，于是便组织了一个“教化团”，以便将他们改造成为反社会主义的爱国者。
7月12日，宣传队从慕尼黑出发。5天后，希特勒本人得到了一次实际政治的教育。遣返的战俘满腹怒气，说话尖酸刻薄。他们的青春和希望都受到欺骗，被迫在战壕里像牲口一样生活，回来后之所见又是混乱和饥饿。希特勒雄辩地向他们讲述“凡尔赛耻辱”“十一月罪人”和“犹太主义—马克思主义世界阴谋”，把他们的仇恨引向这些目标。在一系列的表彰报告中，希特勒对这项工作的热情均有提及。“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希特勒先生”，一个观察家评论说，“是天生的人民演说家。他以他的狂热和对听众的魅力，使听众聚精会神，并相信他之所云。”
返回慕尼黑后，他还协助在兵营里从事演说。他的另一个任务是对新近在慕尼黑产生的约50个激进组织进行调查。这些人包括种族主义分子、共产分子、激烈民族主义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超级爱国主义者；其组织包括诸如“革命学生集团”“共产社会主义协会””奥斯塔拉同盟”“新祖国”等一系列政治派别。
那年秋初，希特勒参加了自称为“德国工人党”的一个小政治团体的一次会议。尽管在讨论时，据参加会议的24人中之一人说，他发了言，且“讲得很好”，但对那晚的会议印象淡薄，在《我的奋斗》一书中，他未有提及。这个党是由慕尼黑铁路工厂的一个工匠，安东·德莱克斯勒于当年早些时候创建的。关于这点，希特勒是否曾屑于调查，这还是个疑问。该党的纲领是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和反犹主义的奇怪的结合，党的本身披着一件神秘的外衣，似乎只是由一小撮美其名曰“工人政治小组”组成——这是鲁道夫·弗莱赫尔·冯·塞波登道夫的主意。塞波登道夫本人就是个神秘人物，身材又矮又胖，双眼有点突出，“是个画家，而不是个卖弄学问者；更喜奢侈享乐，不是个柏拉图主义者”；“有点嗜好武器，却又不公开表现出来。”
与希特勒一样，他相信未来肯定会掀起日耳曼浪潮，于是便在建立“日耳曼秩序”之巴伐利亚分支机构方面费了不少精力。成员严格限于日耳曼人，且必须能证明三代人之“血统纯正”；每个成员均需保证积极参加“反对国际主义和犹太民族的斗争”。全国的革命浪潮迫使塞波登道夫给他的组织标上一个无辜的名字“图里会”，作为掩护。到此时，他已决定将其多年来的愿望付诸实施：把工人吸引到他的“人民”事业这方面来（Volkisch－词难于用一对等词翻译。从字面上讲，它是“人民的”，但它又有种族主义的味道。如将之译为“种族主义的”，其“人民民族主义”的含义又将失掉。因此，本书的始终均用VoClkisch）。他指示一个图里会员——彻头彻尾的体育专栏作家，要他建立“工人政治小组”。
此人将安东·德莱克斯勒（他已为“良好和平”组织了一个有名无实的工人小组，叫做“自由劳动委员会”）找来，两者于是合并组建了一个新的政治组织。“德国工人党”的预备会议于那年1月初在一小饭店（“福尔斯坦弗尔德·霍夫”）内召开。参加会议的约二十四五人，大都系德莱克斯勒所在工厂的铁路工人。德莱克斯勒向与会者扼要地阐述了该党的双重目标：结束阶级斗争，把工人从马克思的国际主义中解放出来；让上层阶级明白他们对工人所负的责任。德莱克斯勒说，他们真正需要的是“接受德国人的统治”。德莱克斯勒建议将小组称作“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党”（与一年前在波希米亚建立的、目标大致相同的党同名。顺便提一句，该党的党微是卍），但有人反对说，“社会主义”一词会被误解。
德莱克斯勒废寝忘食地草拟党纲。技术工人不得认为自己是无产阶级，而是中产阶级市民。中产阶级呢，必须以牺牲“大资本主义为代价”加以扩大和加强。纲领还小心谨慎地宣布反犹：“国家不应支持与德国之道德与伦理标准相违背的宗教信仰教育”，更不能在事实上容忍。两星期后，成立大会便在图里会的总部召开。没精打彩的体育专栏作家卡尔·哈尔雪被选为主席，德莱克斯勒则是他的副手。
这很难说是一个政党，因为除6人委员会外，它没有多少什么。“因为存在着赤色威胁，我们的会是秘密召开的”，德莱克斯勒（此时已是个严肃的、毫无名望的、疾病缠身的炫）回忆说：“除讨论和学习外，我们没有多少可为。我将我的想法写进了一本名叫《我的政治觉醒》的小册子中。是从一个工人的日记中挑选出来的。”他的梦想是能找到一个既精力充沛又有胆量的人，从其小册子中得到一些教益，“并为我们找到原动力。反正需要一位杰出的人物，一个具有强烈信念的人物，一个独眼龙，一个绝对无畏的人物，一个能为此采取行动的人物。”
9月12日，希埃尔少校令他前去参加小小的“工人党”的另一次会议。如果说有什么有强烈信念的“独眼龙”，希特勒就是一位。当晚黄昏，希特勒踏进了位于赫仑大街的一家小咖啡馆——斯特纳卡布劳咖啡馆。里边已有40名左右工人。
主讲人原定系诗人埃卡特。他因病缺席，主讲人换成了经济学家弗德尔，他的题目是”如何，并用何种手段才能消灭资本主义？”
因为在受训时期曾听过弗德尔的课，希特勒才能集中精神听下去。他的印象是不好不坏。很明显，这不外乎是另一个“从地下冒出来，很快便销声匿迹”的组织。再明显不过，他的创建人并不知如何才能将其俱乐部变成一个真正的政党。当晚的会议令他厌烦；弗德尔一讲完，希特勒便松快了。一宣布自由讨论，希特勒便要离会，但某种东西“驱”他留座。几分钟后，希特勒便在痛斥一个教授——因他主张巴伐利亚从普鲁士支离出来。希特勒以干练的口才，精辟的论点讲了15分钟，使这个教授“……在我把话说完前，像一条落水狗，离开了大厅。”
希特勒的发言及其逻辑，使德莱克斯勒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他对秘书耳语说：“此人有种，可以利用！”他找到了希特勒，自我介绍了一番。但希特勒对这个戴着眼镜、其貌不扬的先生连尊姓大名都未记住。像一个宗教狂一样，他将自己的小册子，一本只有40页、封面为粉红色的小书，硬塞到希特勒的手中，口中唠叨着“你必须好好读一读，请你再来”之类的话。
希特勒回到兵营二楼的小房里后，与通常一样，又患了睡不着觉的毛病，便开始往地板上撒面包屑和吃剩的饭菜——喂老鼠。他已养成了这样一种习惯，即在天亮前，“观看这些小东西在美食周围转来转去。在生活中，我曾经历过许多贫困，我完全能想象出饥饿是什么滋味，因而也能体会这些小东西的快活。”
那天清晨5时左右，他仍双眼大睁。他躺在小床上，眼巴巴看着老鼠的滑稽动作，想起了德莱克斯勒硬塞给他的那本小册子。希特勒本人也觉得奇怪：第一页就把他吸引住了。”我不自觉地发现，自己的发展竟在眼前展开。”次日，书中的思想和语句不断闯进他的脑海。“国家社会主义”一词和“新的世界秩序”一词，以及它的预言，即新的政党不只必将把丢掉了幻想、遭受剥夺的工人，连公务员和中等阶级的下层也吸引过来，令他久久不能忘怀。
然而，他的兴趣很快便淡薄了。后来，他收到一张明信片，通知他已被接纳为“德国工人党”的党员，这使他很是惊奇。他被邀请参加将于下星期三召开的委员会。因为他想自己建党，无意参加任何现成的党派，便拟作出愤怒的拒绝。但，“出于好奇”，他又决定前往，再看看这个古怪的小组。
此次会议在赫仑大街的另一家低级咖啡馆（阿尔特斯·罗森巴德）内举行。通过灯光昏暗、空无一人的餐厅，希特勒来到后面，发现四人围桌而坐。内中一人就是那本小册子的作者。德莱克斯勒热情地欢迎了他，祝贺他成为“德国工人党”的党员（“现在，我们有一个长着大嘴的奥地利人了！”他曾对一名委员说过）。德莱克斯勒解释说，他们正在等候全国组织的主席哈尔雷先生。
体育作家终于来了。他生就一副螺圈腿，样子难看，穿着不整。会上，首先宣读了前次会议的记录；接着会计便报告说，现手头只有7马克50芬尼克。宣读了信件，还进行了冗长的讨论。这比希特勒想象的还糟。“可怕，可怕！这是俱乐部生活之最糟者！我要参加这个组织吗？”讨论新党员问题时，希特勒从党组织的现实角度提出了许多问题。他发现，党没有纲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