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官册-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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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说话，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都是不许可的。
于是他写了一道“敬陈史法”的奏疏，送了上去；奉旨发交“所司大学士”拟议，因而惹得他的长官，大为不满。
汤斌对修明史的见解，不是人云亦云的陈言，确有深入而不易为一般人所觉察的发现，他说，明朝的实录，亦有未必可信的，如明成祖夺他侄子建文帝的天下，即有许多隐讳。其次，明朝二百七十余年，“英贤辈出”，虽未做官，而懿行至性，可为楷模，而这些人物在实录及史馆的传稿中，是没有记载的。复次，正史中除了皇帝的“纪”和皇后以下的“传”以外，还有综述天文、地理、职官、科学，以及兵刑、财赋、艺文的“志”；列陈诸侯宰相的“表”，如果“不得其人，不历其事，不能悉其本末原委”。因此，他对修明史的办法，归纳为八个字的宗旨：“立法宜严、取材贵备”；完备的史料，存在于民间，“今日时代不远，故老犹存，遗书未烬”，正该及时“开献书之赏，下购求之全”。
搜求遗书，原是大家一直在谈的，但从没有人像汤斌般说得这么切实。汤斌的用心，是要保存历史的真相；而那般贰臣，最好淹没真相，免得他们出乖露丑，因此他的建议，成了逆耳之言，但道理上站得住，不好说什么。
终于，他们抓到了他的“毛病”。汤斌说：宋史修于元朝至正年间，特别传述文天祥的忠；而在顺治元、三年间，前明诸臣，也有“抗节不屈，临危致命”的，这与叛逆不同，“宜令纂修诸臣，勿事瞻顾，昭示纲常于世”。这段话在汤斌就事论事，只为纲常名教着想，无意于语中带刺，讥嘲什么人；但在那些身受明朝重录，而又靦颜事清，好官自为的大老来说，却有刺心之痛，切骨之恨。
汤斌的官职是国史院检讨，所以“内三院”——－一宏文院、秘书院、国史院的大学士，都是他的长官；当然，真正的长官是国史院大学士。
那时的国史院大学士有两个，一个名叫党崇雅，陕西宝鸡人，汤斌出生之前两年，他就中了进士，在明朝的官做到户部侍郎；人清后，老病侵寻，不大管事。
管事的另一个国史院大学士，在明朝也是个情郎；他是苏州密迩的吴江人，名叫金之俊，字岂凡。李自成破京师时，他曾饱受凌辱；多尔衮入关，降了清朝。虽事二姓，却与同时的贰臣，冯铨的无耻、刘正宗的忮刻、王永吉的奸猾，有所不同，总算是个有心人。有名的“十不从”，就是他的创议。
据说当多尔衮招降明臣时，他曾提出一个条件，要答允他十件事，方肯投降。多尔衰找了他来，当面询问；他所作的要求是保留一部分汉家的衣冠文物，概括为十从十不从：
开宗明义第一款，“男从女不从”，男子薂敫发，女子仍旧梳原来的发髻，不跟旗人妇女学梳“两把儿头”或者“燕尾”。
男子生前守清朝的法度，死后的丧仪，仍用明朝旧俗，这是“生从死不从”。死既不从，则阴世的一切，自然跟阳世不一样；做佛事超度，什么“疏头”、“路引”，都从明朝的花样，与清朝无涉，所以叫做“阳从阴不从”。
做官的，高坐堂皇，观瞻所系，自不能不穿朝珠补褂马蹄袖的清朝官服，但隶役依！日是明朝“红黑帽”的打扮，这叫“官从隶不从”。官宦从了，然而婚姻是一人一家之事，可以不从，所以新娘子凤冠霞帔，俨然明朝命妇，这是“仕宦从婚姻不从”。
再有就是“老从少不从”，孩子们百无禁忌，穿什么都可以。至于“儒从而释道不从”和“娼从而优伶不从”，是迁就事实，因为僧衣道袍，由来已古；而戏台上既然扮演的是前朝的故事，就必须用前朝的服饰。
最后两款，关系清朝的开国规模，“国号从官号不从”，国号大清而官号仍旧是大明的六部九卿，总督巡抚：“役税从文字语言不从”，起先满洲人说满洲话，汉人用汉语，到后来连满洲人也不能不用汉文，说汉语了。
这“十不从”又叫“十不降”，算是金之俊不忘祖宗，但也帮了清朝的忙，得以怀柔汉人。也就因为如此，金之俊深得皇帝的信任。当他接到交议的汤斌的奏议，感到十分为难；因为他是个相当通达的人，不以为汤斌的建议是错误的，但是他是个会做官的人，觉得汤斌的建议，有些不合时宜。
于是只好交付同官公议，别人都还好，只有冯铨气急败坏地说：“汤斌是什么意思？莫非反抗大清朝，都算忠义？这不是鼓励百姓造反吗？”
他扣下来的这顶“帽子”，太大太重，谁也承受不起。因此有心为汤斌开脱的人，也不敢开口了。
“这是奖助抗逆！岂凡，”他指着金之俊说，“应该奏请拟旨严饬。”
由于冯铨的坚持，金之俊不能也不敢有何异议，就照他的主张定议。“奖逆”的罪名非同小可，汤斌的同年同事，无不替他捏一把汗，劝他趁早设法疏通。
汤斌却泰然得很。在拟那道“敬陈史法”的奏疏时，他已经把利害得失考虑过了；他所着重的只是反躬自问，所想讲的话，是不是出于本心，还是为了应诏陈言，敷衍塞责；还是有感而发，一时牢骚；还是名心本净，动人耳目？夜静更深之际，此心湛然，表里澄澈，可以确定这些话是自己一定要讲的。既然如此，安危祸福，在所不计；正与王阳明在龙场驿的心境相似。
那时皇帝住在南海子—一在永定门外之二十里，元朝名为“飞放泊”，是豢飞禽走兽之处；至明朝永乐年间，大加扩充，圈地一百二十里，修建一道长一万九千多丈的围墙，中心是一座高六丈，直径十九丈的高台，题名“晾鹰台”作为春萸秋狩的讲武之地。人清以后，在正北的大红门内，修了一座新行宫；皇帝因为不废骑射，同时便于与文学侍从之臣讲论经史，所以驻跸南海子的时候极多。
他的文学侍从之臣，是前一年亲自选定的，一共七个人，都是品学兼优的翰林。其中最受宠信的是方玄成，出身于安徽有名的世家；提起“桐城方家”，海内无不敬仰，崇祯年间名震江南的“四公子”中，有个湖广巡抚方孔炤的儿子方以智，就是他的宗族。
方玄成的父亲叫方拱乾，天启进士，在崇祯朝是东宫的讲官。李自成破京城，他被流寇抓住，后来设法脱身，逃到南京。那时南京正在闹真假太子案，如果太子是真，福王就得让位；因此马士英和阮大铖一开头就打定了主意，这个太子假也是假，真也是假，非把他弄成假的不可。
当然，福王是无有不同意马、阮的主张的，他把崇祯朝当翰林编修的刘正宗找了来说：“太子如果是真的，你们怎么安排我？你们是从前的讲官，应该仔细认清楚。”
这个暗示，刘正宗完全明白，当时便表示会意。但刘正宗虽是翰林院编修，派充东宫讲官，只因明朝不大重视皇子教育，他就从来不曾见过太子。所以在宫门会审时，只好多方设计套问；想问出他是不是穆宗的小女儿延庆公主驸马王昺的侄孙王之明？
这个自称太子的十八岁少年，真的就是王之明。但他年纪虽轻，言词老辣非凡，问他是不是王之明，他厉声答道：“你们何不说‘明之王’？”
因为装得极像，把所有会审的大官儿都唬住了。刘正宗无可奈何，只好老实跟马士英报告，实在没有见过太子，无法分辨真伪。
“那么，”马士英焦躁地说，“总有人见过太子。我就不相信，这么许多京官，就没有人能识破真相！”
“只有一个。原任翰林院侍读方拱乾为太子讲过书。”
“那就找他来认。”
“是的。”刘正宗说：“方拱乾因为投逆的案子，现在关在镇抚司。”
“这还不容易，马上释放！只要他认出假的来，不但免罪，我还要复他的职，升他的官。”
于是方拱乾被放了出来。刘正宗用全帖把他请到家，迎面一见先道喜；说明经过，要求帮忙。方拱乾唯唯称是。
第二天仍旧在午门会审，假太子依然是那副煞有介事的派头。等刘正宗陪着方拱乾一到，假太子立刻以尊师重道的神态，起身作揖：“方先生，想不到在这里相见！”
方拱乾一看，不是太子！但是，他恨福王荒淫，马士英、阮大铖奸恶，有意不说真话；既不答应“太子”的招呼，也不说太子的真假，身子往后一缩，躲入人丛中，悄悄溜走了。
这一下，照听审的人看，明明已经认出是真，不过有所忌讳，不便明言而已。当时情况弄得很尴尬，有人说太子是虎牙，脚底下有两颗痣，七手八脚把“太子”的嘴巴扒开，鞋袜脱掉来验，都不相符。
“这明明是冒充！”东阁大学士王择，拍着桌子喝道：“不动刑，谅他不招。上夹棍！”
“太子”一上夹棍，疼得“太祖”、“皇考”乱喊。就在这闹得不可开交的当儿，“江淮四镇”之一，驻兵仪征，比较正派的靖南侯黄得功，派了一名提塘官，飞骑到“行在”，遣来一通奏疏，抗议会审太子，说“东宫未必假冒，先帝子即大子；未有了无证明，混然雷同者。臣恐在廷诸臣谄徇者多，抗议者少，即明白认识，亦不敢抗词取祸。”言外之意，真亦是真，假亦当真，以便维系人心。这与马、阮的主意，正好冲突。
黄得功外号“黄闯子”，十二岁当兵就杀过两个清军；性如烈火、嫉恶如仇，恼了他，说不定提兵渡江，以“清君侧”为名，后患不堪设想。只好暂且把“太子”收监。以后预亲王多择下江南，将“太子”带到北方，不知所终。
刘正宗与方拱乾都投了清，虽是同朝为官，刘正宗因为辨认太子的嫌隙，把方拱乾痛恨不止，总想找机会整他；但迁延日久，看样子机会越来越渺茫，因为方玄成的地位，已足以卫护他的父亲。
方玄成比汤斌早一科中进士；从被选“入帷幄，备顾问”后，皇帝跟他非常投缘，名为君臣，如同朋友，有时不叫方玄成的名子，叫他的号：“楼同！”甚至有时还开玩笑。
有一次皇帝听人说起，方拱乾的四个儿子，起名字都由“文头武脚”，所以玄成的三个弟弟，叫做享咸、膏茂、章酢。皇帝随即笑道：“于戏！哀哉！也是文头武脚。”皇帝出此这样没有顾忌的戏谑，可以想见他对方玄成是无话不谈的。
因此，看到金之俊和冯铨的复奏，他就先问方玄成：“汤斌为人怎么样？”
“敦品励行，学问优长。”方玄成答道：“不过臣知此人还不深。请皇上召曹本荣来垂询。”
曹本荣是方玄成的同年，也是备皇帝顾问的七词臣之一。他是湖北黄冈人，为人讲学，与汤斌的气味很相投，布袍蔬食，清节自励，讲究践履笃实；待人外冷内热。他也是研究阳明之学的，但并无门户之见，纂过一部很有用的书，叫做《五大儒语录》。
五大儒是程颐、朱熹、陆九渊和明朝初年的薛瑄及后来的王守仁。程、朱、薛是一系统，陆、王又是一个系统，而兼尊并重，正与汤斌的主张相同——他的行辈较高，汤斌很受他的益处，论关系是在师友之间。
因此，皇帝召见曹本荣，自然对汤斌是有利的，但是他也并不是阿私所好，说的都是实话。
听到赵大夫人骂贼而死的故事，皇帝颇为感动，“原来是节母之子！”他说，“有母如此，其子可知！”
“皇上圣明，”曹本荣提到“敬陈史法”疏，“汤斌本意，为万世纲常着想。诏求直言，为巨者，自当仰体皇上求治之心，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至于汤斌本人，言行必符；纵有鳗直的话，伏乞皇上察其本心，恕其愚直。”
“当然，当然。”皇帝看着方玄成说：“楼冈，你看怎么办？”
“汤斌的本意在砥砺气节；皇上欲求气节之士，以为忠义之臣，这正是奖励激励的机会。”
皇帝天资英敏，一听这话，立刻就懂了，轻轻拍着御案：“说得对！你们去把＇炫書網整理提供＇汤斌找来！”
于是曹本荣回去找着汤斌，带到南海子去见皇帝。看他神态静穆，举止端谨，皇帝便觉得他是个学养有素的有道之士；等问到家世、经历和学问，更觉得他人情练达，襟怀宽阔，抱着济世救人的弘愿。当时便感到踌躇，不知是让他留在京里，担任作育人材的职司，还是放出去做一个堪为榜样的地方官？
不论怎么样，当时总是高兴的；皇帝不但奖许他的忠诚，而且还安慰他，不必对金之俊和冯铨介意。皇帝非常通达，很坦率地说：“金之俊、冯铨问心有愧，为他们自己留地步，不能不说你‘奖逆’。尤其是冯铨的话，都是有作用的；不过我另有看法，他说：”人有优于文而无能无守的，有短于文而有能有守的；南方人优于文而行不符；北方人短于文而行或善。‘这句话是在攻击陈名夏，树立南北门户。照我看，他自己就是’优于文而行不符‘，不过我也不能因人废言，他劝我’取文行兼优者用之‘，这话更不错。“
“是！”汤斌答道，“皇上虚己以听，是则臣下不肯直言，就更有负圣心了。”
“‘虚己以听’四个字谈何容易？不过，我也总要多想一想推求本心，辨个是非。朝廷立贤无方，只要不立门户，不分地域、不挟私嫌、不作苛评，你们的话，我无有不听的！”
对这四个“不”，汤斌很冷静地反省了一下，一样都不犯，因而此心更觉泰然。同时，回到国史院，依旧孜孜不倦地做他的学问，并不因为皇帝召见，大为嘉许而稍有得色。
唯一的改变是，他在国史院中的工作更勤奋了。他原来做分内撰述清朝国史的工作，就定了一个宗旨，要把前明抗节致命的忠臣义士的事迹，尽量保留下来；现在面奉皇帝的温谕，益发无所顾忌，就事论事，振笔直书。但是每一篇稿子完成，送到长官那里核阅时，总被删改得一塌糊涂；汤斌每每据理力争，争不过就只好自己录下一个副稿，作为史料，留待将来修明史的参考。
到了秋天，他的职位应该要调动了。京官中清秘之职及御史，给事中等言官，在升迁上，一向优于六部的司官；进士点为庶吉士，教习期满，照例授职为编修或检讨；编检第一次升官，名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