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张居正-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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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太后当然听张居正的话。冯保也没多大的脾气，因为张居正也让他主管的东厂参加了主审，所以他当时也没说什么。心想，既然再审，我还是主审官啊，反正我一定会借这个机会把高拱给整死的。想想高拱气势汹汹要搞定他还不过就是几个月前的事儿，他心里这个恨就压不下去。
苦心
从宫里回来后，张居正赶快物色了两个资格老、人又忠厚的王侯，打算让他们和冯保以及三法司的官员一起审这个案子，这样也好制衡冯保。可正忙着的时候，有两个他最敬重的官员来拜访他了。
谁呢？
一个是吏部尚书杨博，一个是都察院左都御史葛守礼。
这两个人一个六部的最高长官，一个是监察系统的最高长官，都是在高拱下台后帮张居正稳定政局的老臣。所以张居正对他俩是相当敬重的。
把这二位迎进来，厅堂落座之后。二人直奔主题就说上了王大臣的案子，原来冯保要借王大臣案整高拱的事儿已经满城皆知了。两个人开始拐弯抹角地说，后来索性直来直去的说，意思就是你张居正现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得饶人处且饶人，不能帮冯保做这样缺德的事儿。
张居正越听脸越沉，《明史》上反复说他是“沉毅渊重”，那就是说他的性格是非常沉稳的，别人说话他一般都是很深沉地在那儿听，轻易不打断别人。现在听这两位老臣都误解了自己，以为是他张居正和冯保合着伙要陷害高拱，更不要说满朝文武是怎么想的了。
杨博和葛守礼喋喋不休说了半天，才发现张居正一句也没搭话，但脸色已经沉得像一潭秋水了，两人这才反应过来，一齐愣住不敢说了。只见张居正沉默了半晌，突然暴发了出来。他猛地站起来，袍袖一拂，桌边的茶碗啪地摔在地上，摔了个粉碎。只见张居正眼含热泪，满脸激愤地说：“居正一心为国，只知鞠躬尽瘁，唯愿死而后已。不料一片苦心，连我素来敬重的二位大人都不能体谅！罢了，罢了！”
张居正仰天一叹，长袖一拂，说了声“送客”，转身进了内堂。只把杨博和葛守礼两个人面面相觑地晾在了当场。
气愤归气愤，工作还得照作啊。事后，张居正又亲自去做冯保的工作。可冯保还是不干，一定要借此置高拱于死地。临上堂了还让手下人去牢里跟王大臣窜供，让他一定要咬定是高拱主使他来刺杀皇上的。
张居正没办法了，他又不能跟冯保扯破脸闹翻，但他也不能让冯保把这冤狱做成，这样不只是高拱要倒霉，他也会被人骂死的。人心要是散了，队伍还怎么带呢？这个计划好的万历新政还怎么施行呢？
到最后关头了，说这里又体现出了张居正作为一个实用主义者的风范。
他让手下在王大臣上堂之前，给他灌了杯生漆酒，这个生漆酒等于是哑药，王大臣上了堂刚准备按冯保吩咐的照本宣科，却一下子吚吚哑哑地说不出话来了。
张居正又让主审官员按事先准备好的话来问，王大臣不是说不出话来吗？说不出来就等于默认。所以最后就按偶然事件定了案。
冯保在堂上也只有干瞪眼，他也不能因为这事儿就跟张居正彻底闹翻啊。
远在几千里之外的高拱并不知道，他全家老小的性命在这转瞬之间已经在别人的手掌心里转了好几个弯了。可是据说后来高拱知道了这事儿之后，丝毫没有感谢张居正的意思，只是认为他是在做戏！
这就叫孤独者的落寞，像张居正这样的孤独者，他要做的事儿，当时没有人能理解他，那个时代也不理解他，甚至他身后数百年的历史也不能完全理解他。
但没有这份面对孤独的勇气，又怎能成为真正的英雄呢？
只有真正的英雄，才是真正的孤独者！
铁三角
关于王大臣事件，《明史》、《国榷》等史书以及明人的一些笔记作品，基本上都列举各种各样的说法，认为张居正先开始与冯保勾结要一起陷害高拱，后来迫于舆论，才收手阻止冯保。
关于这一点，就和在扳倒高拱的斗争中说张居正与冯保勾结一样，这种观点和思路那是一脉相承的。
我们对于他们前面的“勾结”说已经详细辨析过了，我觉得没有必要在这儿再次辨析这些典籍的主观臆断之处。反正《明通鉴》在总结王大臣事件时说，这事儿之后“举朝皆恶保”（《明通鉴》卷六六，万历元年六月），就是说大家因为这起王大臣事件都很讨厌冯保，并没有说“举朝皆恶保与居正”。要是张居正在这件事里既做了主谋又做了两面派，为什么“举朝皆恶”的时候单漏掉他呢？
张居正最关心的既不这起王大臣事件，也不是时人信口雌黄的评论，他最关心的是他的改革大局。而王大臣事件，让着眼全局的张居正对冯保的认识又更深了一大步。这种认识，主要在三个方面。
第一，这个冯保代表着内廷的政治势力，随时能对政局产生影响与冲击。控制不好这一派的政治力量，完全可能会对即将开展的万历新政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
对张居正而言，若能控制得当，也就是和冯保结盟的话，则能合则两利；要是控制不好，也就是跟冯保斗起来，则可能分则两败，于万历新政则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所以，张居正此后的定下的一个方略就是——拉拢冯保。
第二，拉拢冯保并不是允许他可以胡作非为，拉打结合才是对付冯保这个人最好的工作方法。
我们前面分析过，冯保这人喜欢挑事，但政治眼光却高不到哪儿去。有一次他代表皇室去郊外祭陵，居然“传呼直入，北面拈香”（《明史卷二一0邹应龙传》），就是忘乎所以，走皇帝走的道，行皇帝才能行的礼仪。当时就有很多人弹劾他。他老是在这种小事上耀武扬威地出纰漏，说明他也确实没有多深的政治眼光。
张居正正是看透了他这一点，在像王大臣案这种影响朝政的事件上坚决要打击他的势头，而平常则捧着他、劝着他。
后来张居正的儿子张懋修整理张居正的文集，读到张居正当年很多写给冯保的信的时候就说：“今观其于豫藏文，惓惓勉以令名，固非阿私贿结者。”（《张太岳集序》）就是说张居正非常注重劝导冯保要保持一个好名声，太监也不乏美名留于史册的人，连太史公司马迁后来出狱后也做了中书令，这在汉武帝的时候就相当于明代司礼监掌印太监的位置。你冯保这么有才，这么有本事，为啥就不能做个好太监呢？太监也是人啊，是人，就应该留点好名声、留点正气在这个人世间。
这也可以看出来，张居正对于太监的认识也是很人性的。
因为张居正的既打又拉，冯保并没有因为王大臣事件跟张居正闹分裂，事后两个人在政治利益上还是紧密合作的。因为两个人的合作，再加上李太后对张居正的信任，万历初年的政局很快就稳定了下来。
张居正、李太后、冯保，也被称为是万历初年，政坛上的“铁三角”。
要知道，在几何图形里，三角形是最稳固的。
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是，张居正对冯保既拉又打的底线是不能让他干预朝政。
张居正的想法是，你在内廷怎么嚣张我不管，哪怕你搞些贪污腐化我也睁只眼闭只眼，但你冯保想要干预外廷，也就是国家公务、朝政大事，那是绝对不行的。
对于张居正这条底线，冯保也是很清楚的。所以作为“铁三角”的一角，从万历新政的整个过程来看，他还是比较老实的。
也正因为冯保的老实与合作，张居正才真正能够没有后顾之忧地施展出他治国的雄才大略。
所以他虽然跟一个太监结成了政治同盟，对于这一点，张居正一生都认为这是值得的，而且他后来还曾自得地说过：“仆虽不肖，而入养君德，出理庶务，咸独秉虚公以运之，中贵人无敢有一毫阻挠。”（《张太岳集 书牍六 与南台长言中贵人不干外政》）这里的中贵人就是指以冯保为首的太监，就是说我主国政期间，明代积弊日久的宦官之祸从来没有发生过，不要说对于朝政“中贵人无敢有一毫阻挠”了，甚至还“中贵人无敢以一毫干预”（同上），连干预都没有过，更不用提阻挠和破坏了。
能有这样的成果，说明张居正这个“铁三角”的布局那是相当地成功了。
当然，有了稳固的“铁三角”，并不是说一切就大功告成了。改革要一步一步地走，工作要一步一步地做，要想推行万历新政，张居正遇到的第一个大难题就是官僚队伍的问题，通俗点说，就是人事的问题。
我们常说，人很简单，事也很简单，可人事就不简单了。
面对历来让人头痛的人事问题，张居正又会如何开刀呢？
请看下集：《治国用人之道》
第十四讲 治国用人之道
上一讲我们说到，张居正苦心经营，在他和李太后、冯保之间构建了一个权力的铁三角。而这个铁三角的核心，或者说重心，就是那个十岁的万历小皇帝。把握住了这个重心，也就算是把握住了这个最为稳固的三角形。
张居正作为小万历的老师，与小万历之间情同父子，已经算是牢牢地把握住了这个权力的铁三角。
但是，你若只是想做个严嵩那样的权臣或者奸相，把握住最高权力那基本上就可以一劳永逸、高枕无忧了；但你要想做一个诸葛亮那样的贤相、治国宰相，把握住最高权力只是万事开头的第一步而已。要治国的话，你就不能是个光杆儿司令；要做出治国的成就来，你也不能是个全能司令，也就是不能事无巨细全靠自己操心。
你得会用人！
人事问题大概是中国传统官僚制度中一个最根本、也是最关键的问题。
我总结了一下，发现张居正的用人艺术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
新人与旧人
第一，用新人，也用旧人。
我们常说“一朝天子一朝臣”，那意思通俗点儿说，也就是一个领导总有自己的一拨跟班儿，一拨亲信。尤其是这个领导如果还掌握着人事权的话，他的跟班儿、他的亲信也就会很快充斥各个重要岗位。
事实上，这也确实无可厚非，因为不论是国家机器，还是一个小小的单位，要运作，尤其是要流畅、高效的运作，就必须上下一条心。上令下达，那得非常通畅，就像中医里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一个机构的运行和我们的身体一样，得如臂使指，那才能得心应手。我们通常把得力的亲信叫什么？叫“左膀右臂”，要成事你要没几个“左膀右臂”怎么行呢？所以一个领导者难免会培养自己的亲信，重用自己的亲信。从客观的层面说，这也是工作的需要。
但问题是，这“左膀右臂”毕竟不像我们自己的胳膊和手这样简单。
这些“左膀右臂”再往下，他们还有自己的“左膀右臂”，这样延续下去，从中央到地方就会形成庞大的各种各样的利益团体，这些利益集团之间勾心斗角，于是就构成了官场上典型的拉帮结派的现象。于是，官场就成了角斗场，一个国家的资源、士大夫阶层的政治智慧往往就消耗在了这种无穷无尽的无聊争斗中。
我个人认为，当初北宋时期的王安石变法，之所以会失败，根子就在这儿。
王安石锐意变革，具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也就是哪怕天下人都反对，哪怕反对的声浪可以把我前进的身体淹没，也不可以把我前进的精神淹没。所以在取得了宋神宗的支持之后，王安石根本就不屑于调和各方面的矛盾，尤其是在用人上，司马光、苏轼这些人不是反对我变法嘛，我就另起炉灶，用我自己的人。于是他在人事上，大量起用新人，在官场上形成了一派，当时叫“新党”，和司马光领导的“旧党”、程颐程灏兄弟领导的“洛党”、苏东坡领导的“蜀党”相抗衡。
应该说，王安石的这个选择是极不明智的。这不仅造成了北宋历史上著名的文人党争，也让官场上的很多投机分子看到了机会。
后来，比如说像吕惠卿、章惇、蔡京这些原来并不突出的人，因为投王安石所好都成了新党的重要成员。在王安石的一手提拔下，他们都平步青云，后来都做做到了宰相的位置。这些人虽然平心而论也很有才，但往往人品都不咋的，因为喜欢政治投机嘛，当然也好不到哪儿去。
我们说有德又有才的人才那是上品，有德无才那可以算合格品，无德无才也还是次品，但有才却无德那就是毒品了。所以像章惇、蔡京，后来都成为宋代历史上有名的奸臣，祸国殃民，尤以为甚！
王安石用了这些人作为变法的骨干，既惹恼了旧党等政治力量，又为自己新党内部的纷争埋下了祸端，所以他的变法最后走向了失败也就可想而知了。
张居正饱读史书，我想他一定认真钻研过王安石变法的得失成败，所以他在人事问题尤其吸取了王安石的教训。
有趣的是，历史总是有些惊人的巧合。王安石变法得到的是宋神宗的支持，而张居正变法得到的则是明神宗的支持，万历帝死后的庙号就叫神宗皇帝；宋神宗的背后有个强势的高太后，而明神宗的背后则有个强势的李太后。王安石只知道搞好与神宗皇帝的关系，却不知道要搞好与高太后的关系，最后，正是因为高太后的强力反对，才导致了王安石被贬职，也最终导致了他变法的失败。
张居正不像王安石那么脑子一根筋。他既知道向上，首先要处理好与李太后的关系；向下，也得要处理好与官僚队伍中各集团的关系。这些，就集中表现在他的用人上。
因为高拱失势了，而高拱原来在官场上的势力庞大，很多官员可以算是高党成员，现在张居正上台了，而且民间还盛传是张居正连手冯保搞倒了高拱，这下，很多高派成员就开始惴惴不安了。“一朝天子一朝臣”嘛，大家都在想：张居正面对这些高派官员，会不会来个人事上的大清洗呢？
这里有个非常能说明问题的典型个案，个案的主人公是应天巡抚，也就是现在南京的地方长官张佳胤。
张佳胤也是明代有名的大才子，他是高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