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是宋史-第39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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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说他服药暴卒的，也有说他中毒死的。
史料缺失，无法证明哪一种说法是对的。但他终究是死了，韩侂胄从根本上消除了来自他的威胁。皇亲与国戚的争斗告一段落，余波却远未平息，居然有无数人怀念追忆赵汝愚，并因为他的意外死亡而火冒三丈，认为韩侂胄不仅卑鄙狠毒，还毁掉了南宋振兴的未来。
这实在让韩侂胄费解，也让后世读史的人想不通。赵皇亲到底做过什么了不起的事，能得到如此崇高的评价？
历数功绩，无非是内禅而已，那还是赵彦逾、韩侂胄两人跑东跑西，他坐镇中央而已。除此以外，几年的枢密使、半年的首相，从哪儿论也没什么成就。
面对一波一波没完没了的弹劾、抗议和小人、卑鄙之类的谩骂，韩侂胄终于怒了。作为一个长期在内廷工作的高级服务员，他还真的不熟悉外廷的政治生活气氛，不知道道学家是种什么生物。他居然敢于选择牙血相还，变本加厉。
第二件事，搞死朱熹。
圣人·朱被赶回原籍，闲职宫观，看似风光不再，可斯文还在，光环还在。很好，继续恶搞。言官沈继祖列举了朱熹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不恭、不谦六大罪状，再曝出来朱熹“诱引尼姑，以为宠妾”的桃色往事，以及他儿子死了多年，足不出户的儿媳妇居然怀孕了……从根本上破坏圣人形象。
很成功。
简直正中圣人这种人存在的死穴，别说是圣人·朱，就算是圣人·孔，当年不过是多看了几眼美女，学生子路就火了，搞得第一圣人赌咒发誓，如有奸情，“天厌之，地厌之”。何况圣人·朱是有前科的，他在官场上做过的事很不受人待见。
著名的南宋文人，《容斋随笔》的作者洪迈在《夷坚志》庚卷第十里记载，朱熹在孝宗时期曾任提举浙东常平仓，与早年相识的台州知府唐仲友较劲，一定要扳倒对方，罪名是与歌妓厮混，有辱官体。这位歌妓名叫严蕊，她不愿违心指认，结果被朱熹下狱痛打，再发配痛打，直到岳飞的儿子岳霖提点刑狱时巡查，才揭露出这件事。
严蕊求自便，岳霖令她以一首词为状。这首词是：“不是爱风尘，似被前身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岳霖放了她，并且许她从良。
这首词迅速流传开，圣人·朱迫害同僚，痛打逼供弱女子的恶行也随之风行天下。有这样的前科，哪怕有再多的道学门徒为他辩白，那些丑事也无法彻底撇清。
圣人·朱很痛苦，在郁闷中还得写奏章认罪，哪怕是有选择的部分认罪。他清楚地知道必须得这样做，不然赵汝愚的下场就是他不久的将来。韩侂胄是个非常合格的政客，懂得与其费死力消灭一个人的思想，不如消灭一个人的肉体更彻底。
圣人·朱很聪明地尿了，却没能达到预期效果。他的身体出了状况，几个月之后就生病去世。他的死应该不算什么意外，毕竟年岁很大了，年过七十。可是后果仍然很麻烦，他的众多弟子、同道者、同情者风起云涌、前仆后继地为他办丧事。
伺机报仇。
他们认定了是韩国戚害死了朱熹。圣人不能白死，韩侂胄必须为此负责！付出代价还不够，得永远地把这个敌人刻在耻辱柱上，万年不得翻身！
他们真的这么做了，很多年以后，如果有人翻阅《宋史》想找韩国戚的话，在正常的官员列传中是找不到的，要到最后几篇的极特殊人物群落里去仔细搜，才有可能发现。
卷四百七十四列传第二百三十三奸臣四，韩侂胄郁闷地待在那儿，与万俟卨、丁大全、贾似道为伍，排在黄潜善、汪伯彦、秦桧之后。在他们的前面，是两宋的各大名太监，再向前很多排，才是伟大、光明、正确的道学家集团。这些韩国戚都不知道，他被眼前的局面搞得怒不可遏，也没法遏。
想生存下去，只有与道学集团不共戴天。
作为韩琦的后人，韩侂胄不缺乏斗争基因与凶狠基因，为了根除后患，他使出了第三招——伪学党禁。
先把道学定为伪学，道学家都是伪君子。这事儿可以从孝宗时代开始追溯。那时的朱熹等人就很让孝宗恼火厌恶，直接导致了朱熹第N次的归隐。这时上纲上线，把伪学晋升到伪党，由伪党再提升到逆党，道学派全体成为了违禁品。
一声令下，天下遵从。
基层工作从科考抓起，从这一年科考起，试卷只要稍微涉及义理就成废卷，《论语》《孟子》都成了不能引用的禁书。
中层规定但凡是道学门徒一律不得担任京官，历年考进来的各科进士、太学生等要查清楚是不是“伪学之党”。官员推荐、进士结保等环节要在有关文件上特别注明“如是伪学，甘受朝典”等保证。
在高端，事情是最严重的。北宋元丰榜、元祐碑的死灵复苏，韩侂胄列出了伪学逆党名单。其中有宰执四人、待制以上十三人、其他官员三十一人、武臣三人、太学生六人，其中有三分之一以上与道学无关，之所以榜上有名，都是因为参与了反韩同盟。
这次党禁在南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史称对南宋的伤害无与伦比。原话是“绍熙之前，一时风俗之好尚，为士者喜言时政，为吏者喜立功名”，党禁之后“世俗毁方为圆，变真为佞，而流风之弊有不可胜言者矣”！
照这话，仿佛孝、光两宗朝里的士大夫都很积极向上，没有不作为的，更不会整天清谈。是韩侂胄的党禁之后，才败坏了天下风气，谁都不敢干工作，不敢说话了。
奇妙呀，韩国戚难道是秦相公转世？
两宋间只有秦相公才有这么大的威力。韩侂胄的所谓党禁，除了赵汝愚、朱熹两人的非正常死亡、不是时候的死亡之外，其他人都活得好好的，也没见谁进大牢受大刑，为时也不过七年，与北宋元丰、元祐党人动辄几十年不死不休的争斗比，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何况在斗争的后期，韩侂胄表现得非常宽容。据记载，一个叫赵令宪的官员受邀去韩府拜访，仓促间把正在阅读的经过朱熹批注的《论语集注》放入袖中，施礼时这本书落在了地上。赵令宪心惊胆战以为大祸临头，韩侂胄却只是报以一笑。
或许在韩侂胄的心中，道学之流只是些不值一提的跳梁小丑吧，痛打之后扔到一边，时过境迁不必再理会就是了。
那么，凭什么说是韩侂胄把南宋从根到梢搞到腐烂的呢？
把所有的敌人都扳倒之后，韩侂胄环顾四周，有了点小迷茫。当初只是因为心中不平，受不了闲气，才与赵汝愚叫板。谁承想开始之后欲罢不能，一路斗下来前方再没有拦路的了，于是抬眼一望，发现了个现实。
自己居然成了第一权臣！
这个结果让韩国戚有些不适应，毕竟他的官途长跑并没有从开始时就确定了权臣终点站，可是既然达到了，谁舍得再离开呢？韩侂胄牢牢地攥住了这来之不易的权柄，下定决心谁也不给。
第四章 宰相飞头去和戎
韩侂胄的权臣之路是两宋间独此一份儿的特殊存在。他的头衔很多，搞倒赵汝愚之后，他官拜保宁军节度使，终于圆了节度梦。之后开府仪同三司，封豫国公、少傅，再进封平原郡王，加少傅，再进太傅、太师。至此，他的爵位已无可再升。
韩氏一门也达到了五世建节，这在宋史中绝无仅有。
他的权力超过了蔡京，达到了秦桧的程度。蔡京并不能一手遮天，还有梁师成等人与他分权，内外之间互相依托制约。秦桧总揽天下，连赵构也退避三舍，可论到实质，秦桧是大奸臣，有江北的女真人为其撑腰才能达到这地步。
韩侂胄纯粹靠自己，没有外援就做到了。几年之间，“宰执以下，升黜在手”“朝士悉赴其门”，第一权臣地位无可动摇。
可他本身的实际职位却只是……别被上边那堆吓人的头衔震到，那些都是些荣誉，他的实际职务是衔知合门事兼枢密院都承旨。知合门事，我们知道了只是皇家高级服务员；枢密院都承旨，是军方最高机构的办事员，待遇不低，相当于六部的侍郎，可级别仍然没上去，办事员而已。
这个人就以这样的级别号令天下，导致莫敢不从。
三百年宋史中就这么一个妙人。至于他为什么这么做，历代史学家大多都是用猜的，估计是他觉得这样比他亲任宰执专断朝政要妥帖些，没人说他外戚专权的闲话。
日子一天天地过，韩国戚的美好生活一直飘在云端。在工作上，首相大人会把盖上公章的空白文件交给他，随便怎么写、写什么，连复议都不看；在生活上，他在临安城里走来走去，选好地方盖宅子，发现好地段都有人住了，比如望仙桥那片儿……他总不能让太皇太后她们搬出去吧。没办法，只好再找。他继续走，结果发现了一座山，叫骆驼岭。
就是这儿了。他在这座山岭上开山伐林，建楼造馆，盖起了一座占地庞大精巧绝伦的豪宅，很长一段时间，入夜之后他都会登山入宅，歌舞达旦。
很美妙是吗？骆驼岭下边是太庙！
太庙周边隔绝人迹，一草一木都不许碰触，其敏感度高于皇宫，神圣度堪比天地，靖康之难时什么都可以舍弃，唯独太庙里的祖先牌位一定得搬走。
这可好，韩国戚每天傍晚都在山顶喝酒作乐，居高临下凭栏俯视赵家祖宗，这怎一个嚣张了得？！按说他有十个脑袋也肯定被砍了，全家流放，祸延韩琦，这都在规章制度中。可偏偏啥事也没有。
赵扩知道这事儿，脸上毫无表情，看不出喜怒哀乐。
有些人不禁猜测，赵扩是不是城府深沉，打算把韩国戚养肥了再杀？这个不得而知。不久之后又发生了一件事，让更多的人眼镜落地。
那一次赵扩率群臣去慈福宫朝见太皇太后吴氏，礼毕起驾回宫，刚走到大门外，突然有人传报，韩侂胄驾到。就像有谁命令一样，在场的人一下子集体转身，侍从、大臣们立即折回来排成两排，手持朝笏恭敬等候，仿佛来的是天下至尊。
真正的皇帝被晾在了一边。
如此威势，当然会映射进平时的日常生活里。韩国戚的生活质量横跨时间长河，迅速进入了蔡京、秦桧等超级权臣的行列。仅取一则小记，以南宋庆元三年（公元1197年）韩侂胄的生日宴会上的礼金收项为例。那一次，内至宰执、侍从，外至监司、帅守都争送寿礼。为节约篇幅，临安城外的就不赘述了，只说说城内官员们的。
吏部尚书献上十张红牙果桌，很精致，也很节制，算是自重身份；工部尚书钱象祖是韩国戚的亲信，寿礼唯恐不重，献上的是十副珍珠搭档，光彩夺目，富丽难言，是北宋时一位长公主出嫁时的妆奁故物；知临安府，也就是杭州市长想讨好韩国戚，他的寿礼最出人意料。
他没备礼单，只捧着一只小木盒——“穷书生没什么好献，有小果聊佐一觞。”他打开了盒子，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冷气。
里面是由赤粟金铸成的一座葡萄架，上面果实累累，计有上百颗，全都是上好的东珠！
的确是“小果”啊。
如此生活，不知人间还有没有更上等的档次。说到享受，他甚至比正版的皇帝还要再舒适些。毕竟他有皇帝的权力，却不必受帝位的约束限制。
日复一日，韩侂胄在幸福的海洋里荡漾，终于撞上了“幸福墙”。这是注定的，因为这个世界里的一切感知都在于“对比”二字。
幸不幸福、快不快乐，忧伤与否，都要有个参照物才能分辨清楚。韩侂胄亦不能例外，他天天吃着蜂蜜，时间长了，觉得日子很无聊。
这是人之常情。
又想起了那首诗：“终日奔忙只为饥，才得有食又思衣。置下绫罗身上穿，抬头却嫌房屋低。盖了高楼并大厦，床前缺少美貌妻。娇妻美妾都娶下，忽虑出门没马骑。买了高头金鞍马，马前马后少跟随。招了家丁数十个，有钱没权被人欺。时来运转当知县，抱怨官小职位卑。做过尚书升阁老，朝思暮想要登基。”
截止到这里，韩国戚的人生都经历过了，再没什么兴趣。
“一朝南面做天子，东征西讨打蛮夷……”
这一句才正中要害。
他不是天子胜似天子，这么多年以来唯我独尊，早已养成了睥睨天下的气势。当各种舒适的享受不再中意之后，自然要追求刺激。
男人的刺激，更有哪种可以高过征服？
韩侂胄在金楼玉宇间、脂粉腻堆间忽发雄心壮志，决定重新开启北伐，既报国仇又愉悦自己。这个决定传到外界，整个江南一片惊诧。这实在是太突然了，难道帝国的安危、人民的福祉都只在某个人的心念一转之间就决定了吗？
此举在后世也引起了长久的惊诧。因为关于北伐这个念头升起，历史给出的答案并不是韩国戚某天吃饱了撑的随手拍了一下脑袋的产物，而是某个人的怂恿。这个人是谁，出于什么目的，都是谜，没有确切的正解。按官方的史书说，是“……或劝侂胄立盖世功名以自固者，于是恢复之议兴”。
只是“或劝”，没有具体指出是谁。
宋史的官方、私人资料是非常详细的，基本上每句话都会注明由何人在何时因为何事而说，细致处堪比圣人·孔吃饭，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一点点小事都考证得清楚明白。
那么为何灭国级大政的初倡者是谁却讳莫如深呢？
不是韩侂胄自己，史书说了是“或劝”；不是韩党内部人，不然道学家们绝不会放过他，必将其铭刻于耻辱柱上万年不朽。那么会是谁呢？
呼之欲出，你懂的。
终于再次北伐。时光漫步到公元1205年左右，汉民族的群体思维早已有了新的共性，曾经拥有的奋锐之气，如神宗改革、绍兴北伐等一一失败，造成了严重的思维后果。人们再不信努力可以得到成功了，而是总结出越是努力，越是悲惨，一动不如一静，务外不如守中。
惰性、悲观接近定型。
尤其是太宗时代的雍熙北伐，历时不过几十天就输赢易位，更为上述的理论找到了佐证。这时韩侂胄提出北伐，赞成的人全国海选也没有几个，反对的人倒是不停地跳出来，公开议论，私下谩骂，写信给
